挡不住的诱惑

穿着深色的臃肿的棉衣，斜倚在炕上的农村退休教师赵老先生，手里攥住遥控器，正在面对着屏幕上印度音乐台的火爆舞蹈发呆，通过院子里直径一米多的大锅，家住在北京偏远郊区的近70岁的赵先生还能看到香港台、台湾台、cnn、彭博财经以及国内30多套的省级卫视节目。

尽管大多境外节目都看不懂，但赵先生仍然喜欢对亲友吹嘘这套华700来元买来的装置，因为当地还没有开通有线电视，即使开了有线电视每月也要负担十几元的收视费，而这套设备装了以后就不用“月供”了。

“这个多好啊，比咱们普通电视清楚”，他说。

而北京的媒体从业者常小姐却对自家按了两年多的卫星电视感到了苦恼，她甩着长发，见人便问：“谁能帮我找到台湾台”。

与很多朋友一样，常小姐酷爱台湾地区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全民大闷锅》等节目陪伴她们渡过了每个周末的快乐夜晚，但从几个月前开始，台湾节目的信号突然消失，她感到了不适应。

尽管常小姐会自己“刷卡”，熟悉卫星电视安装的每个环节并成功地介绍过几个“下线”从而获得了卫星电视安装公司无偿增加两个频道套餐的奖励，但最近难以与安装公司取得联系。

“现在人跑了，找不到了，打电话就关机”，常小姐说。

一位北京大兴区的李先生声称可以帮常小姐这个忙，条件是付1000多元。他通过电话告诉记者说：“家里有宽带就行，再加个锅就可以看台湾的节目，因为台湾节目是收费的，需要破译。”

李先生自称是一家有五年历史的卫星安装公司的工作人员，承诺可以暗转各种隐蔽的卫星接收机，收看各种境外电视节目，画质达到DVD水平，价格从2000元到8800元不等。

虽然李先生的公司在北京南郊的大兴区，但他们的小广告已经塞进了几十公里的北京通州区的一个小区的单元楼的信箱里了，本报记者就是通过这个渠道获得其联络方式的。

他说：“只要在北京，打个电话我们就能上门安装”。

是的，这项目前来看仍然非法的业务正在中国的大地上蓬勃的发展着，他们的市场推广渠道通常是塞宣传单，网络广告，短信群发和熟人介绍。北京和上海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私装卫星电视从业者们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在百度上付非推广，节日促销，价格站，广告轰炸，买一送一，售后服务，宣称自己拥有众多博士和硕士员工，并愿意誓死捍卫商业信誉，与正轨的公司相比，他们的营销手段毫不逊色，唯一区别的是他们留下的通常是含糊的地址和无法查证机主真实姓名的手机号码。

“太明目张胆了，到处赛的都是小广告”，常小姐的同事周小姐说，他们所在的回龙观和天通苑小区到处都能看到窗户上的锅，而且“哪儿明显往哪儿安”。

虽然对此感到气愤，但周小姐本身也是一个台湾娱乐节目迷，她在两年前花了1200元安了一个锅。

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理办法，官方对此的禁令正在变得缺乏约束力。一位私转业者颇负成就感的对记者宣称：“我们的锅都安到复兴门了。”

仿佛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北京的复兴门正是中国广播电视领域最高管理当局国家广电总局的所在，周围的小区很多都是广电系统的家属楼。

其实早在1993年，《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就以国务院令形式发布了，其中第九条明文规定“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如有确实需要，需向省市广电部门申报审批；如擅自安装将没收其接受设备并“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但安装公司对此不以为然，上述的李先生说：“大家都在安，根本没有人管，你尽管可以放心。”而另一家名为天宇通讯公司的业务员则给记者列出了一长串客户名单：北京的国贸、京广中心、前门西大街等著名的地段和大厦上都有他们的大锅，他甚至声称说：“我们是广电总局的安装特许证，而且现在在推广的村村通工程就是这样的设备”。

5月17日，负责管理卫星电视业务的国家广电总局社管司相关负责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其实，上述业务员混淆了两个概念，一是安装给审批合格的单位的行为是合法的，或许也确实拥有安装许可证，但对普通市民来说，私自安装能够接受境外电视节目的卫星接收器却是非法的；二是旨在让中国广大农村偏远地区都能看上电视的村村通工程所有设备确实是卫星接收器，但其接受的内容是国内节目，一旦“偏离轨道”去接受境外节目，亦是主管部门所不容许。

 

用脚投票

虽然中国拥有有着世界上数目最为庞大的电视台数目和2300多个电视频道，60多个卫星频道和36个付费频道，但对于观众而言，选择的空间并不大。长期以来，电视台实行四级办台体制，中央、省、市乃至县级都有自己的电视台，各有各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种种严厉的限制和保护措施让外资、内资和其他新闻单位都难以在这个领域内有所做为，由此导致电视台之间缺乏竞争，创作和生产的人情难以被激发，节目制作粗糙，频道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这样让我们看到了荧屏处处现超女的抄袭炒做之风，和一部热门电视剧在十几个卫视同时播出的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所罕见的奇观。

为电视业提供通融资服务的易凯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说：“总的来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内容还不够精彩。”

近3000家的各级电视台在05年创造的中国电视广告总收入达到了350亿左右，并且近两年来在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高于中国GDP10％左右的平均速度，但其对外来的投资者开放的速度却慢的让人惊讶，民营和外资投资者在这350亿的蛋糕中所占份额之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王冉说：“电视肯定是最后才开放的领域”。

民营电视的节目被限制使用带有中国和报道字样的栏目名称，很多政策让他们在与电视台的谈判中成为了弱势群体；虽然一些境外频道或许在广东落地，但开发的步伐显然出乎了人们的意料，本来已经与青海卫视达成协议，为其提供娱乐节目的新闻集团不得不在政策红线面前止步并彻底抽身，事后，默多克公开表示，对中国电视市场的开放进展失望。

对“合法”的境外娱乐节目，在疏与堵之间，监管当局现在显然是选择了后者。

更多的消费者对此并不关心，他们开始用脚投票了。

“这些节目台太没意思了，我很少看电视了”，一个北京的中学生说。

王冉认为，随着中国国民英语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青少年英语水平的提高，境外节目可能会拥有更多的市场。

除此之外，消费者还难以忍受的是这个领域中冷冰冰的垄断。2003年非典之后，北京唯一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单方面将收看维护费由12元提高到18元，涨幅达到了50％，这激起了大部分消费者的不满，甚至还被两名有线电视用户推上了被告席；同样居于垄断地位的央视则在2005年4月份将五轮的意甲比赛突然由普通频道放到了自己的收费频道上播出，让很多球迷措手不及。

 

盗亦有道

总之，为数众多的消费者选择了用脚投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非法的私装电视业务也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在兰州，兰新电器市场是当地最大电器市场之一，这条不到300米长的街上头分布十余家经营各种品牌的卫星电视接收器的店铺，甘肃省几乎所有农户家庭安装的“锅盖”天线都是来自于这里，而其中不少店铺都拥有兰州市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在这条街上打拼多年的一个店铺老板说：“一年走个五六万套没问题”。

在当地，有线电视的初始安装费是360元，以后每月交8块钱服务费，由当地广电部门统一安装。一位已经选择了私装卫星电视的农民说：“一家一户他们不装，至少得10户以上！服务也不好。”

甘肃省广电局社会管理处的刘处长很清楚兰新市场的情况，也承认在甘肃省大部分的农村存在着私装卫星电视的现象，但同时也很无奈。据其介绍，在甘肃村村通工程主要依靠安装光缆有线电视，但甘肃有很多偏远的农村或牧区人烟稀少，一个村子才甚至10户人家都不到。

甘肃农村人口的数量占到了全省总人口的70%，他们构成了卫星电视的主要用户。在客观上，私转卫星电视比村村通工程更快地让农民看上了电视。甘肃省广电局甚至将搜查没收的部分私装卫星电视，作为村村通的设备送给偏远的牧区或者农村的农户使用。

刘处长说：“国家不管是推行村村通还是其他什么手段，根本的目的都是要解决农民收看电视节目的问题，安装卫星电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地农民看电视难的问题。”

刘处长看来，国家禁止私人安装地面卫星电视主要是担心有些境外频道的内容可能是和国家的政策方针相冲突的，因此，国家有关部门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技术环节上有效地控制这些频套节目内容的传播，而不是一刀切。

庞大的消费群体带来了卫星接受装置制造业的火爆，很多生产商都迅猛发展，在全国设立办事处，实行严格而成熟的代理销售，有的公司规模已经上千人，年产高频头超过1000万只。

就连国际传媒巨头新闻集团也开始对这块灰色的生意发生了兴趣，其一家名为“北京热键互联广告有限公司”的内资关联企业，就曾涉嫌向终端用户提供卫星频道接收设备从而被叫停（详见本报《新闻集团的隐秘生意》）。

但私装卫星电视也有很多让人难以满意之处，比如缺乏信誉，没有售后保障，而且不知道哪天信号就会突然中断，消费者不但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还要面临着随时可能被广电管理部门清理检查的危险。

“我很担心”，一位在春节前刚刚花了1200元安装了卫星电视的王小姐，在得知节目信号可能随时中断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