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长林先生在他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应能解答以下问题——党缺乏与民交心的能力？》一文中提出了党的理论工作者应能解答的几个问题，其中之一便是“邓小平理论为什么能救中国？”在崔先生看来，“邓小平理论为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能够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可以说，我们的党至今没有向人民讲透彻。”是真的没有讲透彻？还是崔先生没有在意呢？笔者参考有关学习资料，试着回答一下。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是在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概括，重申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事实上，在邓小平理论创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在1997年的党的十五大上，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进党章。江泽民同志的报告用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样的醒目标题，并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十五大报告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原因，即：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邓小平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根本判断标准，廓清了事业发展的迷雾。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救中国（我们姑且沿用崔长林先生的这一提法，暂不讨论这一提法本身的是否妥当），就是因为它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诸多关系国家发展的诸多重要方面，卓有成效地指导了当代中国的正确发展、稳定发展、持续发展、快速发展，有效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有效地提高了中国的世界地位，有效地改善了中国百姓的生活。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的本质，着力于公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忽略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抵制，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善于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中意识到，工作中的失误根源于理论上的错误，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和行动上的犹豫有赖于理论上的突破。理论上的创新，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论断，为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寻找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旗帜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会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救中国，还因为全党、全国人民赋予了它崇高的理论地位，使它具备了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坚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创新。这种发展和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漫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这就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立脚点问题。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方法、手段，而不是基本社会制度，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问题。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十分引入注目的现象是：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发展受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所显示的空前的勃勃生机越来越令人瞩目。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探索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解决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所普遍遇到的、却始终没有解决，并因此导致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一言以蔽之，邓小平理论解决了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一是将中国社会主义与时代特征紧密联系起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前提和基础。二是将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了发展道路问题。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都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存在的弊端而提出的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社会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真实出发。”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变成教条，则无法面对现实。只有根据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根据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目标。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以中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超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亦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而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利用现代市场经济这一商品经济的文明成果，来达到迅速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根本目的。这就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了发展道路问题。三是将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紧密联系起来，解决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建立以后，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个动力的具体实践形态如何?我们一直认为仍然是革命，而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形式是改革，因而一味地主张搞阶级斗争，进行所谓的政治革命。邓小平吸取了这一教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具体实践形态是改革，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要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改革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完整理论。这一理论，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社会，是一个善于吸收而不是拒绝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社会。但在20世纪很长的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与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对立状态，妨碍了社会主义很好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与此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却很好利用社会主义成就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危机。邓小平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并抓住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形态关系的新变化，提出对外开放的理论与策略，积极吸纳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样，就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时代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即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应该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自己自主活动的有利条件，变为创造自己特色的物质基础。

　　以上这些思想和观点，并不是笔者的发明与创造，而是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写进各种理论研究书本、写进各种理论研究论文中的。笔者只不过是将它们整理一下，权当对崔先生质疑的一种回答吧。不当之处，还请崔先生及其他有识之士多多指教。

　　附：《崔长林：党的理论工作者应能解答以下问题——党缺乏与民交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