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笑谈人生》中，冯巩有个十分幽默的比较：“我就爱跟潘长江比身高，跟陈佩斯比发型，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美国总统布什比说普通话。”潘长江、陈佩斯、帕瓦罗蒂，中外明星大腕是也，而布什则是美国总统！把他们比下去，那是何等的气慨，何等的风光，然而却又是何等的可笑！
不知何时，冯巩的这套相声比较法让时下某些在政界颇有一席之地的专家学到了手，并且应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或以长比短，或以短比长，完全随心所欲。最突出的就是动辄拿外国说事。比如看病难看病贵，这几乎成了老百姓时下一致的看法，一致的埋怨。于是有专家就不高兴了，听得不耐烦了。怎么办呢？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就拿出了这一杀手锏——比较：“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这还不够，为了比出中国百姓的“价值观念问题”，曾专家又拿看病与修理机器相比较，“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真是一个“绝比”！
曾专家看来是见多识广了，“走遍全世界”。只是，这怕不仅仅是做学问这么做的吧，如果真是为悬壶济世这么学“遍全世界”，即使花上这么一大笔昂贵的出国费——虽然国外未必这么慷慨，也倒不失为国之幸、民之幸。然而，曾专家却只从中找来了向病人索钱的根据：看病最不难是中国！如果按照他的意思，来个“国际接轨”，中国普通百姓要是病了的话，怕只有等死的分了。至于曾专家生病，大约是不碍大事的，他是学医的吧，而且还是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作为医界当权者，他大约不可能完全像国外那样，看病跟普通人一样都得自掏腰包吧。
诊金300元是哪国定的？曾专家没有说。只拿诊金跟国外比，这是典型的“跟美国总统布什比说普通话”。中国看病贵贵在哪？贵在用药，贵在形形色色的重复检查……更主要的是，说一项东西贵不贵，是跟个人的购买力密切相关的。对于一个富翁来说，成千上万不过是“毛毛雨”，而对于一个困难户来说，百元甚至十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国外人的家庭人均收入是多少，而中国家庭人均收是多少？曾大专家在得出“看病最不难是中国”这一结论之前，摸摸良心，作过这一比较吗？
再看“修人”与“修机器”。将人与机器相比较，这居然是一个人民政协委员所能做得出的！那么，我们还是姑且比一比吧。曾专家不是说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吗？那么人换一个“零部件”，哪怕是一只耳朵、一个手指要多少钱？一个人的健康恢复，除了通过医药或手术结构复位、去除病毒外，这里面不是还有病人自身机能的作用在内吗？而机器的清洗能收客户多少钱呢？
做学问总是要比较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无论是搞科研还是搞政研。但这种比较却必须是科学的，客观的，全面的，公心的。冯巩相声式的比较，比出的是自宽自慰的“阿Q精神”；而曾其毅的比较，无视中国的国情，无视普通百姓的合理要求，不是很见其部门利欲的偏见乃至贪婪么？从医治病，当然也要养家护口，却不能忘却“救死扶伤”的医德和良知，尤其是在我们这么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国度里。
不知何时，冯巩的这套相声比较法让时下某些在政界颇有一席之地的专家学到了手，并且应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或以长比短，或以短比长，完全随心所欲。最突出的就是动辄拿外国说事。比如看病难看病贵，这几乎成了老百姓时下一致的看法，一致的埋怨。于是有专家就不高兴了，听得不耐烦了。怎么办呢？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就拿出了这一杀手锏——比较：“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这还不够，为了比出中国百姓的“价值观念问题”，曾专家又拿看病与修理机器相比较，“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真是一个“绝比”！
曾专家看来是见多识广了，“走遍全世界”。只是，这怕不仅仅是做学问这么做的吧，如果真是为悬壶济世这么学“遍全世界”，即使花上这么一大笔昂贵的出国费——虽然国外未必这么慷慨，也倒不失为国之幸、民之幸。然而，曾专家却只从中找来了向病人索钱的根据：看病最不难是中国！如果按照他的意思，来个“国际接轨”，中国普通百姓要是病了的话，怕只有等死的分了。至于曾专家生病，大约是不碍大事的，他是学医的吧，而且还是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作为医界当权者，他大约不可能完全像国外那样，看病跟普通人一样都得自掏腰包吧。
诊金300元是哪国定的？曾专家没有说。只拿诊金跟国外比，这是典型的“跟美国总统布什比说普通话”。中国看病贵贵在哪？贵在用药，贵在形形色色的重复检查……更主要的是，说一项东西贵不贵，是跟个人的购买力密切相关的。对于一个富翁来说，成千上万不过是“毛毛雨”，而对于一个困难户来说，百元甚至十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国外人的家庭人均收入是多少，而中国家庭人均收是多少？曾大专家在得出“看病最不难是中国”这一结论之前，摸摸良心，作过这一比较吗？
再看“修人”与“修机器”。将人与机器相比较，这居然是一个人民政协委员所能做得出的！那么，我们还是姑且比一比吧。曾专家不是说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吗？那么人换一个“零部件”，哪怕是一只耳朵、一个手指要多少钱？一个人的健康恢复，除了通过医药或手术结构复位、去除病毒外，这里面不是还有病人自身机能的作用在内吗？而机器的清洗能收客户多少钱呢？
做学问总是要比较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无论是搞科研还是搞政研。但这种比较却必须是科学的，客观的，全面的，公心的。冯巩相声式的比较，比出的是自宽自慰的“阿Q精神”；而曾其毅的比较，无视中国的国情，无视普通百姓的合理要求，不是很见其部门利欲的偏见乃至贪婪么？从医治病，当然也要养家护口，却不能忘却“救死扶伤”的医德和良知，尤其是在我们这么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国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