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的经济报道定位于“深度报道”，这其实是南周一贯的传统。但由于在实践操作中，记者常常容易将“调查性报道”（其实应该叫“揭露性报道”）等同于深度报道，因此不免产生一些疑惑与争论：比如本报经济报道的“卖点”究竟是准确的判断还是广泛的事实；许多经济报道是否违反“客观性原则”，过于“夹叙夹议”；经济记者的“眼见为实”究竟是基于事实之上的概括与归纳，还是对事件的“还原”，等等。
这种来自不同领域的争论，甚至会直接影响到编辑与记者的操作：如果一个经济记者做得兴致盎然的题材，却只能引来其他领域同事的一个哈欠，那么他下次可能会有意无意地选择更“猛”的料，而忽略其深层的“可开掘性”。
我认为，从长远而言，这对南周经济报道的品牌和定位都将造成损害。归根溯源，经济报道操作中的这种摇摆不定，仍然来自本报经济部自身缺乏在经济报道定位方面的“核心价值观”——在《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中，经济报道的功能和核心价值是什么？
南香
对此我不但深感赞同，而且南老师的文章还打破了我过去认为“社会报道就是揭露，经济（或文化、科技）报道才需要解释”的认识误区。
在此，我希望以自己参与的两篇（组）报道为例，展示经济新闻报道中记者的操作手法与价值心态。并从实践中的案例出发，探讨经济报道操作模式背后的“价值基础”。
一篇报道是
huanghe.chinavalue.net。
娃哈哈报道的得与失
在关于娃哈哈和达能争夺控制权的国内报道中，《中国经营报》在基础事实的调查与揭露上首屈一指；《财经》则延续了其“档案式纪录”的雄心；本报报道的价值和影响，则在于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解读框架”。
奉命赶赴杭州采写娃哈哈与达能之争是在
在赴杭州之前我便从网络上搜索了所有能找到的报道，但看完后，除了一堆情绪化的口号和几个片断的印象之外，我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在自己脑海里形成有关事件的清晰脉络，更不用说判断其价值和意义。
在当时看过的所有报道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经营报》的调查：该报记者对娃哈哈商标及非合资公司背景的调查，是早期报道阶段唯一称得上“接近真相”的努力；相比之下，大量建立在臆测基础上的情绪化喧嚣，反而把该报道推到了市场注意力焦点之外。
当时我的判断是，从基础事实的揭发而言，本报已经不可能突破《中国经营报》的深度——事后有同事告诉我，该报记者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对娃哈哈国有资产流失的调查，没想到正巧碰上了“这么一件大事”。
在后期报道中，《中国经营报》凭借有利的信息源，牢牢地占据着基础事实调查的“首席发布权”，其他媒体的报道大多是对有关核心事实的转述或评论。
当我匆匆到达杭州时，手里的资源只有一个粗略的判断、三本有关娃哈哈的书籍和一个尚未落实的采访对象。
由于此前的报道（三九、健力宝）中一直在跟我所谓国企转制过程中“产权触礁”的案例打交道，在大致看完娃哈哈的有关报道后，我便发现一个蹊跷的现象：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企业，宗庆后在与达能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过程中，居然没有国资管理方的影子！
基于此前对类似案例报道的经验，我的第一判断是：这是一个跟国有资产转移有密切关系的产权争夺案——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判断不但决定了后续采访的角度，而且形成了整个报道的观点基础。
从报道操作理念而言，这是解释性报道与揭露性报道最大的不同：解释性报道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前提下，预先形成判断，其后的调查与采访只是在核实或调整这一判断；而调查类报道则视“心有成见”为采访大忌，必须在调查过程中或结束时再形成判断。
就本报道而言，在前述判断的基础上，记者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几个环节：一是娃哈哈集团的初始产权结构，及其后续的产权变迁；二是宗庆后、达能与国资方在这些产权变迁中各自的利益变迁；三是事件爆发时，达能与宗庆后的利益冲突实质。
而在调查路径上，除了最后一点需要由当事人双方核实外，其他情况都属于“历史事实”：有关书籍里清楚地反映了娃哈哈集团的初始产权结构，以及在达能进入前后娃哈哈的发展情况；《中国经营报》的报道则揭发出了在与达能合作过程中，宗庆后的非合资企业如何发展壮大。
事实上，除了另一位同事对达能的采访外，我对宗庆后接受采访并不抱什么期望：指望当事人自己来解释，当初是如何跟外资联手“掏空”国有资产，然后又掏空外资合作伙伴。本身就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可以讲一个逻辑清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娃哈哈、国资管理方、达能各自的利益、立场和选择都能让读者看得明白。而这个故事的关键细节，则由记者调查所得的资料来补充和核实。
记者的这一基本判断，最终得到了事实的证明：在报道发表近两个月后，宗庆后在央视接受专访时，公开承认自己当初串通达能“欺骗了政府和国家”。
虽然基本判断得以成立，但是从发表的报道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充满瑕疵的文本：由于一些关键证据的缺失（比如国资转让时的相关协议），使得报道逻辑受到质疑——虽然我坚信证据就在某个保险柜里，只是目前无法接触到而已。
与此同时，在报道的逻辑推进上，并没有达到我所预期的深度。从科龙、健力宝到三九的一系列报道中，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所观察的这种“产权触礁”现象，已经不再是个别企业的个案研究，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产权改革的不彻底性。
尽管意识到了这一话题的重要性，但由于前期采访中缺乏足够的研究资料和相关数据，因此最终的写作陷入了被事件“牵着走”的窘境，无法提到新的高度进行分析。
这么一篇充满瑕疵的报道，发表后的反响之巨大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除了读者的激烈讨论外，当事各方也以各自的方式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这其实是我更看重的。
报道发表约一个月后，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发表《政府不宜干涉达能宗庆后之争》，其基本判断与本报报道如出一辙：达能与宗庆后“合谋”转移了本属国有的娃哈哈企业价值，然后因“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他因此认为政府不宜介入这场争议。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专家，他的态度基本上可以代表政府部门中“学术派”的看法。
而在本报报道尖锐地指出宗庆后“经理人”与“股东”身份混淆后，宗本人也在一个月后宣布辞去合资公司董事长，摆脱了“经理人”的身份。
从某种意义而言，本报报道的出现，还改变了当时市场上对娃哈哈达能之争的“主流解读”：当时的大多数评论者认为，这是一场关乎“契约精神”或“民族企业”存亡的争夺，甚至以凯雷收购徐工之类的事件相比附，在市场中掀起一片民族主义的喧嚣。
而在此时，本报报道将事件重新“定义”为国资转移后的利益之争。与本报同时发表的《财经》报道则将事件形容为“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利益争夺，将舆论焦点转移到了事件本身。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娃哈哈事件中），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众多的财经媒体记者表现出了优质而娴熟的职业素养，事实的真相正被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来，不管风波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它都将成为商业史上一起很值得反思的案例。”
但对我而言，娃哈哈报道是一个遗憾的标本：在初步体现出判断力的同时，报道的具体操作上乏善可陈，同时缺乏更深层意义的开掘与解读。
在健力宝、三九和娃哈哈这一系列事件背后，其实应该意识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产权改革这段始终没有被彻底疏通的经络，正在让整个经济有机体付出病痛的代价。
如何将娃哈哈这个“个案”放在产权转型这一更大的时代框架下加以阐释，将达能与宗庆后两个“个体利益”的冲突上升到不同经济体系下“规则的冲突”，是报道未能充分展开的关键：这一视角的缺失，使得报道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平衡。
就单篇报道而言，我认为《谁在保卫娃哈哈》的品质远不如自己在此前后采写的深发展股改报道，尽管前者的市场影响力似乎要大得多。
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报道娃哈哈事件之前，自己从未接触或关注了这家企业；而在深发展股改报道前，由于有了近两年的跟踪报道，自己对于深发展整体变化的“内在逻辑”胸有成竹，因此在报道中更能够做到“轻重有度”，“事理交融”。
深发展：从无知到理解
核心信息源的建立和长期的跟踪比较，是理解深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而通过深发展的报道，也加深了自己对金融银行业实务运作的理解。
2006年1月，由于深发展突然更换新任不久的外籍行长韦杰夫，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我也在此时开始了第一次关于深发展的报道。
凭借着南周的口碑和影响力，我在第一次接触深发展时便获得了令其他媒体羡慕不已的采访机会：直接采访新桥大股东新桥投资董事总经理
身为一个略有经历的财经记者，我当然知道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也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金融投资界，
能够获得这样的采访机会对于记者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但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自己对他的第一次采访是“半场灾难”：灾难的核心源自我的无知。
虽然已经做了几年财经记者，但在报道深发展之前，银行业一直是我“不敢碰”的领域之一：不仅因为缺乏人脉关系，更因为自己对银行经营的理念和逻辑一无所知。
因此当
在整理完谈话录音后，我发现一个问题：自己虽然跟他谈了很多既“尖锐”又“重要”的问题，但是却不能理解这些问题之间的相关逻辑：一件事情如何引发另一件事，许多事情怎样搭建成一个更大的“事件”。
这也是我在谈论经济报道操作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判断力”的原因——缺乏这种由经验和知识积累而来的判断力，再多的事实也只能是一堆零碎的片断。就象一个失败的电影导演，无法通过剪辑让这些静止的图像“动起来”，更别说编辑成一部精彩的电影了。
最终我只能依赖此前别的媒体发表的相关报道，将这些将的材料硬塞进所谓的“主流报道”框架，凑成了一篇所谓的“报道”。
其后果可想而知，“气急败坏”的
在长达一天的电话采访中，无论副行长们告诉我多少事实与数据，我就是找不到感觉。直到当天晚上7点左右（这个时刻让我毕生难忘），深发展第一副行长刘宝瑞的一句话突然打开了某扇紧闭的理解之门。
那句话其实很简单，他在谈到自己对银行的感受时，说“深发展从外部来看和从内部来看，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在听了那句话后，自己会有种找到“钥匙”的感觉。随后再看此前跟单采访时的谈话记录，发现许多自己一直以为没有搞到的“料”，在新的理解角度下，其实早已存在于众多报道和采访之中。
当天晚上写稿至凌晨四点，当结束最后一句话时，自己心里明白，“这事成了”。第二天一早单便回复了邮件，对我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便重写出一篇“清楚明了”的报道表示惊讶和“钦佩”——俺受损的虚荣心也因此而小小的满足了一下。
在此后一年多有关深发展的报道中，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一句：也许在报道数量和时效性上本报无法跟其他专业财经媒体相比，但是以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判断力的品质以及预期的准确性而言，这一组报道在国内媒体的同类题材中可以打“A”。
2007年4月，深发展年报中高达300%以上的利润增长被中信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公开质疑，大多数财经媒体一片“揭黑”之声，甚至有人断言深发展将象亿
但是我在仔细分析了深发展的年报数据，并将之与其他银行进行比较后，得出一个截然不同于其他媒体的判断：深发展的增长是真实的，年报利润的变化背后是监管层对过去不合理拨备规则的调整。
与遵守新规则的深发展相比，某些看似“稳健”的上市银行才真正是违反规则的主角——当然这个判断并没有在报道中公开。
《深发展年报风波》发表后，深发展在股改失败后新聘的财经公关公司总经理亲自上门拜访，向记者详述了深发展自股改之后的所有动态，并表示，由于本报报道的发表，市场上对深发展年报的质疑风潮才得以真正平息。
也正是基于对本报记者的信任，在深发展股改通过后，这位公关总经理才会向记者独家披露深发展股改幕后的种种斗争，并揭示出中国资本市场中最神秘的一个群体：财经公关的生存状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某财经媒体的一位长期跟踪深发展报道的资深记者，在深发展二次股改前夕，凭借着某“神秘人物”提供的资料，便写出一篇深发展隐瞒真实财务数据的报道。结果在深发展起诉的威胁下，该媒体在短短三天内便公开登出了“道歉声明”。
在该公关总经理向记者“揭密”后，我在网上查到了这篇报道的原文。从报道的结论和作为支撑的资料数据来看，整篇报道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链，而在跟深发展公开的年报资料相比较之下，更明显地看出所谓“爆料”的资料缺乏真实基础。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财经报道的资深记者，对于这些所谓资料的真实性居然缺乏一个基本判断，更没有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分析比较，就敢作为“猛料”抛出，我不得不佩服该记者的勇气。
海外媒体的视野
与海外同行相比，我们需要学习他们对基础事实的谨慎调查；对商业逻辑的深入把握；在此基础上寻找“真问题”，锤炼出“南周视野”。
作为一个以最高品质要求自己的媒体，南周的经济报道不能只局限在国内的视野层面。在进行娃哈哈和深发展报道时，我也有意识地关注着海外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
由于缺乏英文基础，目前我的关注仅限于《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的中文版。在此大概说说我对这两家媒体报道的印象，挂一漏万之处还请各位同仁见谅。
从整体而言，它们的报道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基础事实的准确；二是分析与判断力的高度；三是语境的不同。
以娃哈哈之争为例，《华尔街日报》的“法国达能的中国之争”从标题上就表达出了报道关注的层面：国家。在报道中，除了达能与宗庆后之争的事实层面外，作者还提供了一个重要背景，那达能是在其他跨国公司收缩中国合资业务，转向独资时，出于后来者的竞争目的，大力推进合资模式的。
在这个背景下，达能的个案就变成了“中外合资”模式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分析，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英国《金融时报》也从这个角度写出了“达能奶制品在中国变酸了”的报道。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否出于对法国这个多年“冤家”的不感冒，《金融时报》在包括本文在内的多篇报道中，对达能和法国的“民族主义”都有着某些“酸溜溜”的评价和描述，让人解颐。
吴晓波在
这篇文章给我两个启示：一是西方财经媒体在报道中也同样存在“主题先行”的操作模式；二是由于市场环境，利益背景的不同，海外经济报道中所关注的“主题”未必符合当下中国读者的期待。
在深发展的海外报道中，我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在新桥收购深发展受挫，并提起国际诉讼后，海外媒体对这一收购事件掀起了报道高潮。
这一报道高潮中，最具戏剧性的场面是《华尔街日报》在转载《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文章时，登出
在这篇报道里，单几乎被塑造成为某位以“资本之名”挑战一个封闭国度的独行勇士，从某从意义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垂涎。
但抛开这种深受市场背景影响的解读而言，海外媒体对“达娃之争”以及深发展的报道中，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
傅剑锋曾经在一篇业务讨论中，提及他赞同“将新闻事件分为三个层面”的理论，即表面事实、基本事实和本质事实（《我在2005年报道中体悟的两大采写原则》，傅剑锋）。
傅文中提到，“所谓表面事实是一个事件呈现出来的直观模样，所谓基本事实是融合了来龙去脉包含了五个W的事件原貌，所谓本质事实是这个事件里暴露的某种必然性、原动力和普遍性。”
从经济报道的角度，可以对“三层事实”加以新的解读。
在我看来，“表面事实”在经济报道中更近似于一种“基础事实”：它包括经济事件中的各种公开数据（宏观统计数据或企业报表等等），以及跟这些数据相关的企业真实情况；跟事件有关的文本或动态事实（相关公告，事态最新进展等等）；相关人士的声明、解释及观点（既包括当事人，也包括政府及市场人士）。
由于这类事实是报道“基础中的基础”，经济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务必反复核实，详加推敲。与单纯的揭露性报道不同，在深度报道模式中对该层面的事实调查更多的是一种“核实”而非“发现”。当下的财经报道评价标准中，“新闻增量”往往被过度重视，而对这些“增量”的核实却被抛到了不知哪个角落，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新闻操作的失范。
在这方面，海外媒体的报道大可借鉴。在娃哈哈和深发展报道中，相对于国内媒体一窝蜂地端出种种“内幕”或“秘闻”相比，海外报道在基础事实层面基本上是在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不去追去更多的所谓“信息增量”，而是在报道中严谨地核实每一个出现的信息，几乎每一句涉及判断的说法都有相关的数据或采访支持。
在这一基础上，海外媒体在“第二层事实”的把握和呈现上同样精彩，而这一层面的真实常常是被国内同行所忽略的：那就是“商业逻辑”。
在经济报道中，商业逻辑的呈现并不仅仅是“五个W”的简单罗列，更是记者对经济运作的一种深度理解，其背后的含义是，无论是企业、市场还是政府，在经济事件中都应当遵循公认的经济规律，对于违反“常规”的现象必须做出解释。
比如娃哈哈以超低价格向外资转让品牌就不合逻辑，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不能简单地接受“事实”，而应该从与国资管理层博弈的角度，理解宗庆后作出这一决策背后的利益考量。
许多自相矛盾的经济报道，正是因为缺乏“商业逻辑”这一理解框架，仅满足于简单地呈现记者所发现的所谓“真相”，闹出了不少笑话甚至引来诉讼纠纷。
而在海外媒体的商业报道中，即使没有在文本中对商业逻辑进行解读，但“商业逻辑”作为一个隐含的语境，呈现于文章结构中的每一个细节和层面。
这种商业逻辑的存在，使得有着经济修养和商务实践经验的读者，可以轻易地从报道所提供的有限信息里，勾勒出整个商业事件的全景。
一位资深投资人士，曾在自己的博客里感叹国内的某经济事件的报道连篇累牍，但没有一篇能让他“看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华尔街日报》一篇不长的报道却让他一下就“看懂”了，不同报道之间的差距，正在于这层隐含的“商业逻辑”。
在这两层事实的基础上，不同的海外媒体才会根据各自的特点，寻找属于媒体自身的“真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出于对某种趋势的关注，或满足特定读者群的兴趣等等。
从某种意义而言，包括《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内的海外财经媒体，可以说在经济新闻的理解和操作上有99%都是一致的，最后的1%才是体现它们定位差异的核心所在。
而对于中国的经济报道产品来说，首先要能在前边的99%的品质上达到海外同行的标准，最后才可能形成属于自己的那1%的特色。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对当下中国似乎进行得轰轰烈烈的“财经报道热”并不乐观。
财经深度报道的“中国基因”
要理解财经报道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功能，首先要了解中国市场体系与成熟市场体系不同的结构特点；只有在理解中国市场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财经报道独特的“中国基因”。
在讨论财经报道的“中国基因”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海外的财经报道是如何在特定市场中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这里推荐有兴趣的同仁看一看《华尔街日报》两位记者写的《24天》，这是独家报道
纵览全书，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在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体系里，新闻报道是如何打破企业对信息的封锁，并最终改变了投资者的思维盲点，最终将一家造假多年的庞然大物掀翻在地。
在整个
而与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记者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在一个忽视市场信用和法制规则的市场里，要能够坚守“常识”，不为某些看似辉煌的表面现象所蒙蔽，同时揭示出恶意欺骗行为及其后果；另一方面，则要理解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对企业的合乎市场规律创新和突破加以宽容和理解，而不是以“违规操作”的名义一棍子打死。
应该说在这些层面的判断与操作中，中国经济记者面临着比海外同行更加复杂的情况。在自发性的行业规范尚未成形之际，许多记者只能凭借着自己的知识、理解甚至“良心”在做着自认为正确的选择。
但是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使得记者在做出这种判断时，必须加倍谨慎。按我的经验而言，这种谨慎体现在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的延伸：一方面在报道采访中要“向下看”，不能以简单的财务数据为满足，而要通过数据分析和实地调查，尽可能接近企业真实的运作。
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当年“银广厦黑幕”报道，仅从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上看，银广厦盈利丰厚。但记者在分析其收入结构时，对其异乎寻常的出口利润产生了怀疑，并通过调查海关记录确认了银广厦造假的事实。
另一方面，则是在对企业行为的性质做出判断时，要学会“向上看”：从中国经济体制的不同层面，分析某个具体的企业行为是否合理。
以众所周知的“德隆案”为例，对于德隆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模式，国内媒体已经有了诸多报道，德隆在一系列“资本运作”中违规甚至违法事实也已经被揭露。
但是否这就意味着德隆是如众多媒体所谴责的那样，是个彻头彻层的“骗子”和“恶棍”呢？至少我是不这么认为的。
随着近年来海外股权投资（PE）在国内的攻城掠地，人们才开始发现，原来德隆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包装在“产业投资”外壳里的一种PE投资模式；而在德隆破产后，许多企业在争夺德隆“遗产”的现实也证明，德隆并不象外界理解的那样，是一家“银广厦”式的空壳公司。
在我看来，德隆的失败不在其“骗”，而在于自身管理和中国资本市场的缺陷。而在对德隆展开一轮轰轰烈烈的“炮轰”之后，媒体界真正能够做到独立反思的有几家？
对事实真相和宏观判断的更高要求，使得中国的财经记者需要具备某种近乎“全能式”的记者素质：他要能够象一个真正的调查记者一样去捕捉事实真相；要能够象资深产业记者一样通过自己的人脉和关系突破报道对象；要象财务专家一样去分析财务数据并寻找破绽；要象政经记者一样对市场、体制等宏观层面的特征与变化了如指掌；还要能够象海外记者一样及时跟踪国际市场变化，并判断国际事件对自己报道领域的影响。
这样的“全能记者”当然只是一种理想，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我只是想借此说明，对于人们通常理解的“专业”而言，财经报道的“专业性”并不是象会计或工程技术那样是一个“越走越窄”，越走越深的过程；而是一个由专而博，由博而深的反复锤炼和拓展的过程。
在我看来，要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优秀记者，并不比培养一名经济学家或高级经理人简单。
而南周经济报道中的“深度报道模式”，按照我的理解，其真正的价值和影响力，正在于为一批有志于“终身职业记者”的同事们，提供一个自我积累和突破的平台。
南香
我理解的《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应该是这样的——他是某一领域或几个领域的专家。
和真正的专家所不同的是，他在深入地掌握专业的同时，更关心社会的走向。他能够在专业和社会、专业和大众之间自由转换，他的专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专业的研究，而是有更广泛的社会眼光，他能够将专业的东西很好地表达为大众阅读。
有了这样基础的记者、编辑，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可信的，他在他所关注的领域里有制高权、话语权，表现为他能够俯瞰式地把握全局，对这个领域所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了然于心，对这个领域对于社会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的新闻价值的判断准确而又敏锐。他对于这个领域的发言是就是媒体的标准，他的存在控制着媒体发言的可能的高度。
这样的记者、编辑对新闻会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不会去跟风追热点，但他并不会没有新闻可做，他总是会“发现新闻”，这种发现并不是指硬造出一条新闻，而是他能在新闻的表象下面发现实质，发现对社会造成影响的关键所在。
“在这里读懂中国”
作为中国“第一份以深度报道为主体新闻体裁的报道”，《南方周末》自90年代以来便不断探索着深度报道的丰富内涵及各种文体形式。在我看来，本报此次改版推出的宣传语“在这里读懂中国”，便是延续该传统而展开的一次新尝试与努力。
为了便于理解，有必要先简单梳理一下“深度报道”的渊源，以下资料是网上搜集得来，挂一漏万之处还请谅解：
“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 美国哈钦斯委员会《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换言之，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现实问题的解释分析为核心，为呈“点”状分布的有关新闻事实编织出一个正确的确定其社会位置的经纬度坐标来。
早期的深度报道，是针对客观报道的局限而出现的一种以“揭露”为主的报道体裁。其代表作是19世纪末以《纽约时报》、《世界报》为代表的一系列揭露性报道。
而到了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时，著名政论家李普曼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从这时候开始，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解释性报道”开始占据新闻舞台。
时至今日，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媒体中，深度报道占据了70%以上的版面，被美国新闻学者认为是继党派新闻、客观新闻之后的“新闻写作第三次革命”。
从以上两段简单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以解释性报道为代表的深度报道，其核心价值在于“定位”与“解释”。也就是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时代和社会定位”的一种“解释性写作”。
而从深度性报道的产生背景而言，它往往出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变化的年代”，人们由于对日趋复杂的现实和纷繁复杂的变化感到“无所适从”，因此不得不借助深度报道这一工具重新构造当下社会的“文化地图”，并确立自身在其中的定位。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转型，全球化的影响以及网络普及带来的信息爆炸，都使得社会中的个体越来越难以把握社会的整体图像，并构建自身的“文化地图”。在这种背景下，解释性报道的兴起恰恰回应了这一需求。
南香
在这一大的原则和前提下，可以再对《南方周末》的经济报道进行定位和分析。以下是我对本报经济报道的一些粗略思考，供各位批评讨论：
首先，《南方周末》的经济报道的基本功能，是为本报读者在建立自我的“文化地图”过程中，提供“经济指南”；其次，这一“指南”的核心在于提供“价值坐标”，而不是详尽的操作路线图；最后，经济报道的影响力，要体现在通过读者和社会的“理解”，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化”之中。
从这一定位出发，本报经济报道的目标可以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层面。
从长期而言，经济报道的目标是教育和引导性质的，包括培养“有经济修养”的读者群，吸引有判断力和影响力的高端读者等等；
从中期而言，本报的品质体现在判断力和价值观上，比如良好的宏观经济走向判断，准确的产业或市场趋势预测，对涉及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价值理念的坚持，等等；
从短期而言，经济报道的竞争力应体现在影响力上，比如报道发表后，对报道对象或市场判断带来的影响和改变；对重大话题的发掘和引导；对重大事件的高品质调查与解读等等。
由于经济报道独特的属性，它对所报道对象和领域的介入和影响往往要比其他报道更直接而明显，正如英国媒介经济学家所说，经济记者已经“几乎成为经济的一部份”，他们能够影响自己所报道的经济。
回顾国内外财经媒体的成功之道，也往往体现在报道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力上：《财经》的“银广厦”、“基金黑幕”，《华尔街日报》的“
当然，有市场影响力的报道远不止揭黑，许多宏观或行业性报道，虽然社会读者不甚了了，但是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政策制订、行业趋势以及投资者判断，也为媒体赢得了尊重与声誉。
在发挥经济报道的影响力方面，南周与其他专业财经媒体相比，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它的“文本意识”。
在某些与其他财经媒体形成“同题竞争”的报道题材中，南周的报道无论从篇幅还是从事实增量上，都不能与其他媒体“重磅轰炸”式的报道相比。但有意思的是，在一段时间后南周的报道无论从网络点击还是媒体引用的次数上，却会出现一种“排位上升”的迹象。
这当然与南周的品牌及口碑有关，但我觉得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南周经济报道能够让普通人“看得懂”。
对于一个复杂的经济事件或现象而言，有三种不同的阅读需要：一是商务或相关专业人士需要了解“核心事实增量”以作为决策依据；二是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需要理解事件的“商业逻辑”，作为知识储备或从中汲取经验；三是普通读者出于好奇心希望“了解概况”。
从这个意义而言，后两种读者都是“非专业人士”，对他们而言，“看得懂”是阅读一篇经济报道的基本前提。
而“中国特色”的国情则在于，这些需要“看得懂”特定经济报道的普通读者中，许多恰恰是在行政或相关专业部门中掌握实权的决策者。在这种情况下，一篇能够以平实语言展开事实的报道，往往比一个专家精深的分析更能“影响市场”。
实际上，一篇能够“说得对”而又能让读者“看得懂”的报道，对记者的要求远比一篇复杂晦涩的报道来得高：后者一般说明记者自己还没有理清问题的逻辑与关键。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话题。对这一话题的展开，既需要“形而上”的理论勾通，也需要“形而下”的经验总结与技艺打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事加入这一探讨，寻找南周“读懂中国”的希望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