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彦(1902—1955)，字人俊，贵州兴义景家屯人、黔军少帅王文华堂弟。二十年代初，在贵阳进中学，后赴广州进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适值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乃组织在广东的各路部队对陈讨伐，即第一次东征。由于局势发展需要，黄埔军校一期尚未完成预定学习时间即提前毕业，分发到教导第一、二团等部担任干部。
同年夏，平定刘、杨叛乱时，何应钦为党军第一师师长。10月，第二次东征时，王文彦同宋思一、刘汉珍等(均是贵州人)一起被分发到第一师任见习军官，后与宋思一一起被派往广西招兵。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何应钦为第一军军长兼东路军总指挥，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王文彦升为军直属宪兵营营长，旋调任东路军总指挥部特务团上校团长。1929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河南爆发了内战，何应钦被蒋任为武汉行营主任，王文彦任行营少将副官处长。1930年，何应钦任军政部长，王文彦亦随何到南京，进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结业以后任军政部特务团少将团长。
1935年，原系贵州地方部队之二十五军教导师和川南边防军候之担部改编为新编第二十五师，以贵州遵义人沈久成任师长。1935年5月，沈到赤水就任，并整编部队，是年秋全师移驻川北昭化、广元及陕南宁羌一带整训，继改番号为一四Ｏ师，沈任师长。沈久成担任一四Ｏ师师长以后，对整编部队，更动人事方面操之过急，引起部分下属反感。军委会恐军心不固，而一四Ｏ师贵州籍的官兵较多，为了安定军心，军委会便因势利导，于1936年秋冬之间调他们认为较为温和的贵州人王文彦去接任一四Ｏ师师长。
当时一四Ｏ师师部在甘肃通渭马营，沈久成未离任前，原副师长左藩已先请假离开部队回湖南湘潭久未返任(抗战初期，左在湘潭被敌机炸死)；原兼参谋长唐宇纵被撤职后，亦暂悬缺。故王文彦到马营接任时，随带了较亲信的王绍棠(苏州人)接任师军需处长；周盛鸣(贵州遵义人)接任副官处长；刘熹(湖南湘乡人)接任军械处长；蔡心龙(江苏人)接任军医处长(以上数人，多是原在军政部或特务团工作的)。王到后不久，才调他的陆大特别班同学何昆雄(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任副师长；温靖(字卓寰，广东梅县人，黄埔三期生)来任参谋长。自王接师长以后，除对副师长、参谋长、师部各处处长等自然出缺进行调补外，各团之部队长(包括团、营、连、排长)均未变动，这就可以看出王吸取了前任沈久成之过激做法使得军心不稳的教训，从而使用了较为温和、慎重的统驭部队的方法。
王文彦到一四Ｏ师以后，武器装备和被服补充等均逐渐充实，同时不再像沈久成时期仅领“包干军费”，改按中央其它直属部队一样待遇，实报实销，官兵薪饷已不再打折扣。如按当时一般情况而论，即由“丙种师”而升级为“乙种师”了。王受到信任和有了各方面人事上的关系，当然一切方便得多了。
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成等扣留，南京方面推定何应钦掌握军事大权。何为了振慑张、杨，乃调集大军向西安包围，一四Ｏ师也奉令由甘肃回师陕西兼程进逼，部队推进到西安邻近之周至时，东北军一Ｏ六师沈克部已在周至设防，形势紧急，即将接触，骤闻“西安事件”已和平解决，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飞返南京。约半月后，一四Ｏ师仍回驻甘肃清水、张家川一带。1937年初，移驻陕西宝鸡、虢镇、风翔、蓝田等地整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动员抗战救亡。一四Ｏ师奉令扩编为三旅六团(等于“甲种师”)，王文彦派四一八旅旅长李靖化(四川重庆人)兼新兵第一招募处处长，赴四川募兵；派八三五团代团长李祖明(贵州独山人)兼新兵第二招募处处长，赴贵州募兵。仅两月时间，四川、贵州分别募得新兵各2000人左右(有部分青年学生踊跃应募，后择优保送部分进西安第七军分校及本师教导队)，连同四一九旅副旅长兼团长任骧在陕西接收师管区所征新兵2000余人，共增编为三个团，三省的新兵以部分补充原建制团，同时由原来三个建制团中抽调部分干部、军士、老兵等编入新兵团带动新兵。三个团集中陕西临潼、渭南、华阴等地整训。
扩编时，原三个建制团团长均升任旅长：四一八旅旅长李靖化；四一九旅旅长方日英(广东人，黄埔一期生)；四二Ｏ旅旅长林丽山(字秀生，云南昆明人，保定生)。团长中有湖南人、云南人、贵州人；营、连、排长等，贵州籍的较多；士兵中贵州籍的比重较大，但后来补充有四川、陕西的新兵，虽然基础是贵州部队改编的，但干部队伍已是“五湖四海”。王任用的副师长、参谋长、三个旅长等几个主要将领，分别是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省省籍，仅王本人是贵州人。这说明王文彦在人事任用上比较开明，并不一定计较地域或学籍。
此时全师兵员达l0000余人，整训和补充装备后，划归第八军建制(军长黄杰，湖南长沙人，黄埔一期生)，1937年年底，日寇向晋南侵犯，一四Ｏ师奉令进驻潼关、阌乡、灵宝、陕州一带防守黄河南岸，并派出一部赴晋南出击，堵截由太原南犯之日寇。
1938年3月下旬，孙连仲、汤恩伯、张自忠等部在台儿庄及其邻近战场与日军恶战。4月中旬，我第六十军(滇军卢汉部)和第八军所属之一四Ｏ师王文彦部奉命调往台儿庄地区，一四Ｏ师由潼关、灵宝一带乘火车赴鲁南增援，将黄河南岸防务交一Ｏ二师柏辉章部接替。就在六十军到达鲁南前线后两天，一四Ｏ师到达车幅山(距台儿庄仅一站，当时属终点站)下车，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直接指挥。孙立即令一四Ｏ师驰赴台儿庄东南郊之禹王山左翼阵地(与六十军衔接)及南郊望母山一带防守，并负责该地段运河西岸河防防务及构筑沿河工事。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东北军)已先几日到达台儿庄北面与敌作战，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中央军)亦早在峄城、兰陵、苍山一带阻击敌人。此次敌增派飞机、大炮、精锐师团、骑兵及机械化部队等，攻势极猛，于、汤等部连月与敌激战，伤亡重大，曾暂向台儿庄左右两翼后撤。适于此时，第六十军到达，除扼守台儿庄一带阵地外，并向敌猛攻。击退日军攻势，杀其凶焰，汤恩伯、于学忠两部才稳定下来。
六十军为我方主力军，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他们无论攻防都是能手，又有勇敢强悍的一四Ｏ师助威，敌人虽发动无数次进攻，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六十军和第八军之一四Ｏ师勇猛强悍的牺牲精神，为当时战区长官部、集团军总部一再嘉奖，也为在鲁南战场上各友军和当地民众所一致称道和尊敬。
日军认为六十军和一四Ｏ师这颗硬钉子对它的攻势计划障碍很大，只要消耗损伤这支实力，攻占重要阵地禹王山一带，其它部队就容易对付，便可直下徐州，因而集中力量向台儿庄之屏障─禹王山、望母山一带正面战场各阵地猛烈攻击，反复争夺，经过两旬多惨烈苦战，敌终未能得逞，且死伤累累。
当敌向六十军一八四师禹王山正面阵地猛攻时，该师誓死抗击，坚守阵地，因而伤亡较大。孙连仲令一四Ｏ师派一个团增援该师。一四Ｏ师师长王文彦乃派八三七团团长罗遇春(字振武，云南玉溪人)率该团归一八四师师长张冲指挥，加入该师战斗序列；另派八三九团(团长万徐如，贵阳人)接替罗团担任的望母山一带阵地任务，与右翼本师八三五团(代团长李祖明)所据守禹王山左翼之阵地衔接。日军进攻六十军禹王山正面阵地时，同样对一四Ｏ师在禹王山左翼和望母山一带阵地猛攻，经过多次反复争夺和短兵相接，我军均击退敌之攻势，守住了我军防线。
在争夺战中，我一四Ｏ师八三五团副团长王俊臣(贵州遵义人)在指挥第一线战斗与敌肉博中为国捐躯；第二营副营长陈英华亦阵亡。八三五团伤亡连、排长共20余人，伤亡士兵800余人。在战斗激烈时，因伤亡过大，师部派出留作预备队的师直属教导队(教导队的成员属于储备待补充用的初级干部)200余人增援八三五团，在惨烈的争夺战中，教导队亦伤亡近百人。少校队长张我威(贵州黄平人，贵州崇武学校七期毕业生)壮烈牺牲。一四Ｏ师八三九团在望母山方面与敌战斗亦激烈，该团二营营长李昌荣(贵州赤水人)在阵地上英勇牺牲，伤亡连、排长近20人，伤亡士兵数百人。
暂归一八四师指挥的八三七团，牺牲亦很大，营长秦春阳(贵州黎平人，贵州崇武学校毕业)及该团副营长冯俊之(云南人)在作战中捐躯。该团伤亡连、排长20余人，伤亡士兵900余人。此一战役，一四Ｏ师校尉级军官阵亡30余人，负伤40余人，伤亡土兵近3000人。
台儿庄战役，挫败了气焰嚣张的强敌，打乱日军的进攻部署，使敌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即无法通过台儿庄地区而直取徐州，后来日军改由鲁西和鲁东以及苏北方面包围徐州，并袭击、切断陇海路。5月中旬末敌已迫近徐州，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急电孙连仲转令第六十军移师保卫徐州，一四Ｏ师王文彦部则于5月18日接替第六十军在台儿庄禹王山一带的全线阵地防务，掩护六十军撤离前线过运河。5月19日第六十军到达徐州近郊时，徐州已失守，六十军乃向西往河南方面突围。一四Ｏ师于5月20日始奉令放弃禹王山一带防线随六十军之后转移，并留八三五团第一营(营长刘植斋)作后卫在运河南岸继续防守，阻止和迟滞敌人之追击。该营于5月22日始撤离运河前线，是本战区最后撤离的部队。一四Ｏ师撤到徐州近郊时，敌人已将徐州全部占领并控制了附近地区。一四Ｏ师在徐州与敌遭遇，经过剧烈战斗，付出重大牺牲始突出重围，结果分成两路：一路由八三七团团长罗遇春率领，向西撤往河南；一路由王文彦亲率往南撤到苏北、皖北的壁灵、泗县收容集中。
一四Ｏ师部分官兵由王文彦率领到达泗县时仅有千余人，连同收容各部散兵数百人共约2000余人。孙连仲此时也退到泗县，孙会编为第二集团军的游击总队，先派原四一八旅旅长李靖化任总队长。不几日李靖化足被跌伤，孙连仲改派李祖明任总队长，令狐禹畴任副总队长，在泗县马公店将所部编为四个营，以王若坚(贵州兴义人，中央军校八期生)、刘金照(贵州兴义人)、令狐禹畴(贵州桐梓人、军校八期生)分任一、二、三营营长，付鼎成(贵州黔西人)任独立营营长。
不几日，蒋介石派军用飞机到淮阴接孙连仲个人去武汉。孙刚离开泗县，王文彦即偕同温靖及李靖化等化装取道淮阴一带经上海、香港转到武汉。孙连仲临走前，令游击总队暂归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指挥，在苏、皖北部游击、截堵日寇，并掩护友军收容、集结撤退。但王文彦离开泗县之前，指示李祖明在皖北继续收容，执行一段时间的游击任务之后，相机突围越过津浦线向武汉方面转进，以保持一四Ｏ师之基本力量。后来由于苏北、皖北一带敌人力量增强，并经常使用飞机配合步、骑兵和坦克等纵横扫荡，而平原地带隐蔽困难，且又与相距数百里的一二四师联络中断，李祖明便率游击总队在苏皖地区活动近月后，于一个夜间由津浦路明光车站附近突围西行，到达六安后，经由五战区副长官李品仙电武汉军政部向王文彦取得联络，王乃电令部队开到武汉集中。
罗遇春所率之一部千余人，由徐州突围到河南信阳时，已与武汉之王文彦取得联系，部队亦开到武汉。不久，这两部分到武汉集中之后即东运湖南，在平江整补，后又调湖北荆州、沙市整训待命。
1938年秋，王文彦奉命与驻贵州之第八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宋思一对调，王乃率部分官佐万徐如、任骧、王若坚、肖义成、肖泽洲、刘金照、王绍棠、周盛鸣等人到贵州接任。王文彦到贵州后，第八补训处在黔西、大方、毕节一带接收和训练新兵，陆续补充前线各野战部队。
1941年，王文彦调陕西胡宗南部任第八十军军长，后又任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在西北陕、甘、晋一带继续抗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军队紧缩整编，战区和大部分集团军、军团等名义撤销。王文彦到南京赋闲一段时间，后回贵州暂住。1948年，谷正伦到贵州接替杨森任贵州省主席兼贵州绥靖主任，谷乃向军委会推荐任命王文彦为贵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同时推荐的副主任还有宋思一和刘汉珍，到1949年后，又增加何绍周、陈铁、韩文焕等为绥靖副主任)。
1949年5至9月，王文彦奉派兼任湘桂黔铁路管理局局长。11月贵州解放前夕，王文彦、宋思一、韩文焕等随谷正伦撤离贵阳。谷在晴隆杀掉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后，曾拟任王文彦接替八十九军军长。王未接受，谷乃改派三二八师师长张涛接任军长。
王、宋、韩等继续随谷正伦逃赴昆明，转飞香港。王文彦在香港寓居数年，于1955年在香港患脑溢血去世，终年53岁。王之元配是苏州王少平之女，因病留居贵阳多年，解放初期病故。曾生有一子，随王文彦去港。王死后，闻其子去台湾。抗战后期，王在西安另娶陈氏，随王去港，闻于王死后不久仍回大陆。
作者李祖明：贵州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台儿庄战役时一四Ｏ师八三五团代团长。
同年夏，平定刘、杨叛乱时，何应钦为党军第一师师长。10月，第二次东征时，王文彦同宋思一、刘汉珍等(均是贵州人)一起被分发到第一师任见习军官，后与宋思一一起被派往广西招兵。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何应钦为第一军军长兼东路军总指挥，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王文彦升为军直属宪兵营营长，旋调任东路军总指挥部特务团上校团长。1929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河南爆发了内战，何应钦被蒋任为武汉行营主任，王文彦任行营少将副官处长。1930年，何应钦任军政部长，王文彦亦随何到南京，进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结业以后任军政部特务团少将团长。
1935年，原系贵州地方部队之二十五军教导师和川南边防军候之担部改编为新编第二十五师，以贵州遵义人沈久成任师长。1935年5月，沈到赤水就任，并整编部队，是年秋全师移驻川北昭化、广元及陕南宁羌一带整训，继改番号为一四Ｏ师，沈任师长。沈久成担任一四Ｏ师师长以后，对整编部队，更动人事方面操之过急，引起部分下属反感。军委会恐军心不固，而一四Ｏ师贵州籍的官兵较多，为了安定军心，军委会便因势利导，于1936年秋冬之间调他们认为较为温和的贵州人王文彦去接任一四Ｏ师师长。
当时一四Ｏ师师部在甘肃通渭马营，沈久成未离任前，原副师长左藩已先请假离开部队回湖南湘潭久未返任(抗战初期，左在湘潭被敌机炸死)；原兼参谋长唐宇纵被撤职后，亦暂悬缺。故王文彦到马营接任时，随带了较亲信的王绍棠(苏州人)接任师军需处长；周盛鸣(贵州遵义人)接任副官处长；刘熹(湖南湘乡人)接任军械处长；蔡心龙(江苏人)接任军医处长(以上数人，多是原在军政部或特务团工作的)。王到后不久，才调他的陆大特别班同学何昆雄(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任副师长；温靖(字卓寰，广东梅县人，黄埔三期生)来任参谋长。自王接师长以后，除对副师长、参谋长、师部各处处长等自然出缺进行调补外，各团之部队长(包括团、营、连、排长)均未变动，这就可以看出王吸取了前任沈久成之过激做法使得军心不稳的教训，从而使用了较为温和、慎重的统驭部队的方法。
王文彦到一四Ｏ师以后，武器装备和被服补充等均逐渐充实，同时不再像沈久成时期仅领“包干军费”，改按中央其它直属部队一样待遇，实报实销，官兵薪饷已不再打折扣。如按当时一般情况而论，即由“丙种师”而升级为“乙种师”了。王受到信任和有了各方面人事上的关系，当然一切方便得多了。
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成等扣留，南京方面推定何应钦掌握军事大权。何为了振慑张、杨，乃调集大军向西安包围，一四Ｏ师也奉令由甘肃回师陕西兼程进逼，部队推进到西安邻近之周至时，东北军一Ｏ六师沈克部已在周至设防，形势紧急，即将接触，骤闻“西安事件”已和平解决，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飞返南京。约半月后，一四Ｏ师仍回驻甘肃清水、张家川一带。1937年初，移驻陕西宝鸡、虢镇、风翔、蓝田等地整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动员抗战救亡。一四Ｏ师奉令扩编为三旅六团(等于“甲种师”)，王文彦派四一八旅旅长李靖化(四川重庆人)兼新兵第一招募处处长，赴四川募兵；派八三五团代团长李祖明(贵州独山人)兼新兵第二招募处处长，赴贵州募兵。仅两月时间，四川、贵州分别募得新兵各2000人左右(有部分青年学生踊跃应募，后择优保送部分进西安第七军分校及本师教导队)，连同四一九旅副旅长兼团长任骧在陕西接收师管区所征新兵2000余人，共增编为三个团，三省的新兵以部分补充原建制团，同时由原来三个建制团中抽调部分干部、军士、老兵等编入新兵团带动新兵。三个团集中陕西临潼、渭南、华阴等地整训。
扩编时，原三个建制团团长均升任旅长：四一八旅旅长李靖化；四一九旅旅长方日英(广东人，黄埔一期生)；四二Ｏ旅旅长林丽山(字秀生，云南昆明人，保定生)。团长中有湖南人、云南人、贵州人；营、连、排长等，贵州籍的较多；士兵中贵州籍的比重较大，但后来补充有四川、陕西的新兵，虽然基础是贵州部队改编的，但干部队伍已是“五湖四海”。王任用的副师长、参谋长、三个旅长等几个主要将领，分别是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省省籍，仅王本人是贵州人。这说明王文彦在人事任用上比较开明，并不一定计较地域或学籍。
此时全师兵员达l0000余人，整训和补充装备后，划归第八军建制(军长黄杰，湖南长沙人，黄埔一期生)，1937年年底，日寇向晋南侵犯，一四Ｏ师奉令进驻潼关、阌乡、灵宝、陕州一带防守黄河南岸，并派出一部赴晋南出击，堵截由太原南犯之日寇。
1938年3月下旬，孙连仲、汤恩伯、张自忠等部在台儿庄及其邻近战场与日军恶战。4月中旬，我第六十军(滇军卢汉部)和第八军所属之一四Ｏ师王文彦部奉命调往台儿庄地区，一四Ｏ师由潼关、灵宝一带乘火车赴鲁南增援，将黄河南岸防务交一Ｏ二师柏辉章部接替。就在六十军到达鲁南前线后两天，一四Ｏ师到达车幅山(距台儿庄仅一站，当时属终点站)下车，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直接指挥。孙立即令一四Ｏ师驰赴台儿庄东南郊之禹王山左翼阵地(与六十军衔接)及南郊望母山一带防守，并负责该地段运河西岸河防防务及构筑沿河工事。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东北军)已先几日到达台儿庄北面与敌作战，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中央军)亦早在峄城、兰陵、苍山一带阻击敌人。此次敌增派飞机、大炮、精锐师团、骑兵及机械化部队等，攻势极猛，于、汤等部连月与敌激战，伤亡重大，曾暂向台儿庄左右两翼后撤。适于此时，第六十军到达，除扼守台儿庄一带阵地外，并向敌猛攻。击退日军攻势，杀其凶焰，汤恩伯、于学忠两部才稳定下来。
六十军为我方主力军，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他们无论攻防都是能手，又有勇敢强悍的一四Ｏ师助威，敌人虽发动无数次进攻，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六十军和第八军之一四Ｏ师勇猛强悍的牺牲精神，为当时战区长官部、集团军总部一再嘉奖，也为在鲁南战场上各友军和当地民众所一致称道和尊敬。
日军认为六十军和一四Ｏ师这颗硬钉子对它的攻势计划障碍很大，只要消耗损伤这支实力，攻占重要阵地禹王山一带，其它部队就容易对付，便可直下徐州，因而集中力量向台儿庄之屏障─禹王山、望母山一带正面战场各阵地猛烈攻击，反复争夺，经过两旬多惨烈苦战，敌终未能得逞，且死伤累累。
当敌向六十军一八四师禹王山正面阵地猛攻时，该师誓死抗击，坚守阵地，因而伤亡较大。孙连仲令一四Ｏ师派一个团增援该师。一四Ｏ师师长王文彦乃派八三七团团长罗遇春(字振武，云南玉溪人)率该团归一八四师师长张冲指挥，加入该师战斗序列；另派八三九团(团长万徐如，贵阳人)接替罗团担任的望母山一带阵地任务，与右翼本师八三五团(代团长李祖明)所据守禹王山左翼之阵地衔接。日军进攻六十军禹王山正面阵地时，同样对一四Ｏ师在禹王山左翼和望母山一带阵地猛攻，经过多次反复争夺和短兵相接，我军均击退敌之攻势，守住了我军防线。
在争夺战中，我一四Ｏ师八三五团副团长王俊臣(贵州遵义人)在指挥第一线战斗与敌肉博中为国捐躯；第二营副营长陈英华亦阵亡。八三五团伤亡连、排长共20余人，伤亡士兵800余人。在战斗激烈时，因伤亡过大，师部派出留作预备队的师直属教导队(教导队的成员属于储备待补充用的初级干部)200余人增援八三五团，在惨烈的争夺战中，教导队亦伤亡近百人。少校队长张我威(贵州黄平人，贵州崇武学校七期毕业生)壮烈牺牲。一四Ｏ师八三九团在望母山方面与敌战斗亦激烈，该团二营营长李昌荣(贵州赤水人)在阵地上英勇牺牲，伤亡连、排长近20人，伤亡士兵数百人。
暂归一八四师指挥的八三七团，牺牲亦很大，营长秦春阳(贵州黎平人，贵州崇武学校毕业)及该团副营长冯俊之(云南人)在作战中捐躯。该团伤亡连、排长20余人，伤亡士兵900余人。此一战役，一四Ｏ师校尉级军官阵亡30余人，负伤40余人，伤亡土兵近3000人。
台儿庄战役，挫败了气焰嚣张的强敌，打乱日军的进攻部署，使敌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即无法通过台儿庄地区而直取徐州，后来日军改由鲁西和鲁东以及苏北方面包围徐州，并袭击、切断陇海路。5月中旬末敌已迫近徐州，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急电孙连仲转令第六十军移师保卫徐州，一四Ｏ师王文彦部则于5月18日接替第六十军在台儿庄禹王山一带的全线阵地防务，掩护六十军撤离前线过运河。5月19日第六十军到达徐州近郊时，徐州已失守，六十军乃向西往河南方面突围。一四Ｏ师于5月20日始奉令放弃禹王山一带防线随六十军之后转移，并留八三五团第一营(营长刘植斋)作后卫在运河南岸继续防守，阻止和迟滞敌人之追击。该营于5月22日始撤离运河前线，是本战区最后撤离的部队。一四Ｏ师撤到徐州近郊时，敌人已将徐州全部占领并控制了附近地区。一四Ｏ师在徐州与敌遭遇，经过剧烈战斗，付出重大牺牲始突出重围，结果分成两路：一路由八三七团团长罗遇春率领，向西撤往河南；一路由王文彦亲率往南撤到苏北、皖北的壁灵、泗县收容集中。
一四Ｏ师部分官兵由王文彦率领到达泗县时仅有千余人，连同收容各部散兵数百人共约2000余人。孙连仲此时也退到泗县，孙会编为第二集团军的游击总队，先派原四一八旅旅长李靖化任总队长。不几日李靖化足被跌伤，孙连仲改派李祖明任总队长，令狐禹畴任副总队长，在泗县马公店将所部编为四个营，以王若坚(贵州兴义人，中央军校八期生)、刘金照(贵州兴义人)、令狐禹畴(贵州桐梓人、军校八期生)分任一、二、三营营长，付鼎成(贵州黔西人)任独立营营长。
不几日，蒋介石派军用飞机到淮阴接孙连仲个人去武汉。孙刚离开泗县，王文彦即偕同温靖及李靖化等化装取道淮阴一带经上海、香港转到武汉。孙连仲临走前，令游击总队暂归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指挥，在苏、皖北部游击、截堵日寇，并掩护友军收容、集结撤退。但王文彦离开泗县之前，指示李祖明在皖北继续收容，执行一段时间的游击任务之后，相机突围越过津浦线向武汉方面转进，以保持一四Ｏ师之基本力量。后来由于苏北、皖北一带敌人力量增强，并经常使用飞机配合步、骑兵和坦克等纵横扫荡，而平原地带隐蔽困难，且又与相距数百里的一二四师联络中断，李祖明便率游击总队在苏皖地区活动近月后，于一个夜间由津浦路明光车站附近突围西行，到达六安后，经由五战区副长官李品仙电武汉军政部向王文彦取得联络，王乃电令部队开到武汉集中。
罗遇春所率之一部千余人，由徐州突围到河南信阳时，已与武汉之王文彦取得联系，部队亦开到武汉。不久，这两部分到武汉集中之后即东运湖南，在平江整补，后又调湖北荆州、沙市整训待命。
1938年秋，王文彦奉命与驻贵州之第八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宋思一对调，王乃率部分官佐万徐如、任骧、王若坚、肖义成、肖泽洲、刘金照、王绍棠、周盛鸣等人到贵州接任。王文彦到贵州后，第八补训处在黔西、大方、毕节一带接收和训练新兵，陆续补充前线各野战部队。
1941年，王文彦调陕西胡宗南部任第八十军军长，后又任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在西北陕、甘、晋一带继续抗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军队紧缩整编，战区和大部分集团军、军团等名义撤销。王文彦到南京赋闲一段时间，后回贵州暂住。1948年，谷正伦到贵州接替杨森任贵州省主席兼贵州绥靖主任，谷乃向军委会推荐任命王文彦为贵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同时推荐的副主任还有宋思一和刘汉珍，到1949年后，又增加何绍周、陈铁、韩文焕等为绥靖副主任)。
1949年5至9月，王文彦奉派兼任湘桂黔铁路管理局局长。11月贵州解放前夕，王文彦、宋思一、韩文焕等随谷正伦撤离贵阳。谷在晴隆杀掉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后，曾拟任王文彦接替八十九军军长。王未接受，谷乃改派三二八师师长张涛接任军长。
王、宋、韩等继续随谷正伦逃赴昆明，转飞香港。王文彦在香港寓居数年，于1955年在香港患脑溢血去世，终年53岁。王之元配是苏州王少平之女，因病留居贵阳多年，解放初期病故。曾生有一子，随王文彦去港。王死后，闻其子去台湾。抗战后期，王在西安另娶陈氏，随王去港，闻于王死后不久仍回大陆。
作者李祖明：贵州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台儿庄战役时一四Ｏ师八三五团代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