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体制改革也应该是动态的、有刚性也要有柔性。

　　首先，我们不能把体制变成过去计划的翻版。社会习惯讲体制内和体制外，学生招生有体制内、体制外；单位职工有体制内、体制外；资金供应、划拨、承兑也有体制内、体制外；物资的流动也有体制内、体制外；机构设置也有体制内、体制外。这些事情，名堂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中有一些还是少不了投射原有计划的阴影。这一部分投射还是离不开权力统制。这是不足取的，在体制改革中要进一步突破它。

　　其次，体制要有柔性改革的机制，来覆盖一些所谓体制外的，特别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可行的应急机制来解决大量存在的、不可预见的体制外的事务。因为人们的思维是习惯于坐享其成、按部就班。当然，先修路，后通车；先规划，后做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是不是都一样逻辑的呢？许多问题的解决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硬性模式呢？答案是很明晰的：绝对不是。

　　同理，我们的社会管理、社会运作、经济社会活动也有相当一部分难以按照原先设定的方案，也难以找到事先有的规范，而且有些真的按照原有规范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我们的社会损耗、社会成本之所以高，问题就出在这。哪怕是西方法制，也难以想到完善制度来覆盖。中国很多制度是在部门利益基础上设立的，不少部门规章之间有矛盾、冲突，不少大法和小法之间有冲突，不少新法和旧法之间有冲突。人们在转型的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清晰、不理解或者难以协调。

　　治疗“体制依赖症”，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依据狭隘利益而人为设置的体制篱墙，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予以清除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整整28年了，现在已是第29个年头了。28年来中华民族发生的变化之大、之深刻，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相信未来的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必会心潮澎湃。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单项突破、重点推进的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全面和系统改革的渐进式改革。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功之路。与“休克式”改革相比，我们避免了生活水平的倒退、社会的大幅震荡，在潜移默化之中，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不归之路，恰是春雨润物；表面看，“渐进式”改革不如“休克式”疗法的效率高，历史地看，恰恰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达到帕雷托最优的境界。

　　因为我们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才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传统体制的弊端，更加明确地把握我们的方向和目标，也更加科学地探寻从现实到目标的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从今天社会所处的阶段特征出发，我们应该发扬一种精神：少些批判，多些建设。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和系统改革的阶段，各方面的问题得到充分暴露，矛盾的积累也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峰，因此，人民更多地是需要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办法，需要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而不是一味地批判。一段时期以来，一些深具批判精神和意识的“有识之士”，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进行猛烈地“炮轰”，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东西也觉得十分过瘾。可是，这类的炮轰往往是在一阵猛烈的“弹雨”之后，没有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结果是炮轰的人出名了，而问题依旧。这就好比医生只给病人看病，而开不出治病的良方，这样的医生，这样的做法于病人有多大的帮助呢？我们呼吁少些批判，并不是拒绝批判，而是不欢迎那些不附带解决方案的批判，更不欢迎那些只具抽象性的批判。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建设，不是“革命”，我们欢迎和提倡那些在深入解剖个案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实证主义研究风气。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仍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诸多问题，比如：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配套等问题既是党中央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答案的问题，我们那些理论工作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能否在多多深入基层、深入调研，解剖麻雀的基础上，多多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多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少一些抽象性的批判。（杨春平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