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暨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1]
2006年11月11—12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的理论研讨以及关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学会领导班子的选举事宜。本次大会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承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协办。参会代表包括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二百余人，代表了中国世界经济学科教学和研究领域的顶尖水平。
一、理论研讨会主题发言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暨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理论研讨会于11月11日上午9时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会议厅正式举行。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燕爽教授首先代表承办单位——复旦大学——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并预祝本届世界经济学会年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接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代表复旦大学所有经济学人对与会代表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认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为国内经济学界交流探讨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并将对促进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整体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最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致辞，一方面感谢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相关单位为本次大会的顺利召开所付出的辛勤和努力，另一方面他认为本次大会为中国世界经济学同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并对大会的圆满成功寄予很高的期望。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进入主题发言阶段。首先由余永定会长作题为：“全球不平衡与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题报告，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王信处长和香港Barclay Capital黄海洲教授作评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厚文教授担任主持。
余永定教授从美国经常项目长期的、持续的巨额逆差与以中国、日本等东亚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的“双顺差”之间的巨大反差着手，分析了现阶段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动因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引入NIIP/GDP和对外净债务/GDP两个指标变量，余教授指出，当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同时外债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尽管美国国际收支的格局在长期内可能出现扭转，但是除非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GDP和债务余额/GDP等指标在一定时期内能够稳定在某一水平上或表现出对某一稳定水平的显著趋近，否则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仍将持续，国际资本流动和美元汇率的动荡在所难免。而全球不平衡的另一端——日本、石油输出国、东亚新兴工业国以及中国出现的大量贸易顺差甚至“双顺差”问题也使这些国家政府面临严峻的挑战。“双顺差”已经并且正在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福利损失，因此，中国应当采取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深化金融市场改革、适当放松资本管制等政策措施，尽快纠正“双顺差”的局面。最后，余教授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纠正不仅取决于美国，而且还取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动向，中国世界经济学界应当给予重视并从理论上加以深入研究。
其后，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教授作了题为“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变化”的主题演讲，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张宇燕教授主持，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作评论。
海闻教授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制成品和初级品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所占比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比重、以及发展中国家制造品和初级品占美国进口比重的变化趋势，从中指出制成品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所占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格局。从近二十年的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看，发展中国家该指标的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战后以来，尤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行业内分工、“南北贸易”的比重重新得到提高、产品内分工进一步发展、中间产品贸易迅速增加。海闻教授认为，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分工格局产生如此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引致的生产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以及生产网点的世界范围内分布，信息技术革命、通讯产业发展以及交通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分工体系发生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接下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博士作了题为“全球资源商品市场：波动、趋势和对中国的影响”的主题发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继勇教授担任主持，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总裁谢多作评论。
朱民博士在发言中首先回顾了2000年以来原油、钢铁、大豆、橡胶等十种主要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化和波动情况，进而引申出对近年来世界经济范畴重要组成内容之一的包括能源和非能源在内的全球资源商品价格波动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次，他从全球资源商品需求增长、制造业推动型的国际资源需求、地缘政治引发的市场波动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内在因素等不同视角分析了导致全球资源商品价格剧烈变动的主要原因。朱民博士进一步指出，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以及对能源和非能源等资源商品的旺盛需求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供给不足和滞后仍将是导致国际市场结构失衡的主要矛盾，国际市场上资源商品价格在一段时期内仍将呈现剧烈波动的走势。最后，朱民博士还对中国市场的能源需求以及能源进口等的相关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的主题发言是“FDI偏好之谜——双重道德风险与体制创新”，佟家栋教授担任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教授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张小蒂教授对发言进行点评。
李稻葵教授在演讲中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吸引的FDI位居世界前列，但是，高达40%以上的宏观经济储蓄率以及30％以上的家庭储蓄率说明中国在资金方面资金并不短缺，那么FDI的经济效率到底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李教授认为可以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FDI偏好进行解释，特别是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双重道德风险来解释中国面临的FDI偏好问题。通过机制创新，在FDI企业对政府道德风险的制约与政府对FDI企业道德风险的制约之间可以实现一种高水平的均衡状态。李教授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资料对大型外资的偏好、对正规公司的偏好、对长期投资的偏好、对政府能力大小与FDI偏好（以江苏和浙江为例）以及企业并购伙伴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中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度之间FDI偏好问题作了国际比较分析。他得出结论是：FDI偏好的本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体制的缺陷；FDI偏好代表了对传统体制的改善；FDI偏好是次优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克服FDI偏好的关键在于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更为深刻的改革。
李稻葵教授的演讲结束后，大会主题发言暂时告一段落。11月11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百余位世界经济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小组专题讨论的形式，围绕着世界经济失衡与中国，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FDI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货币、金融和BRICs的发展战略，区域一体化与东亚经济合作等五个主要领域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11月12日上午，根据议程安排，大会移师上海社会科学院礼堂。张幼文教授主持开幕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教授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同仁致欢迎辞。佟家栋教授主持了上午的主题发言。
首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一凡研究员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作了题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景”的主题发言。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祺教授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李晓教授进行评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翀教授担任主持。
丁一凡研究员首先从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入手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频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对某些国家的金融危机恶化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针对不同国家如何避免陷入金融危机的问题，丁一凡研究员区分了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增加金融机构运营透明度、改善企业管理等“独善其身”型，以及从世界银行与IMF立场出发的改善金融监管、注意金融开放过程中的步骤等“兼济天下”型的问题解决模式。汇率危机往往是引发货币危机的导火索，因此丁一凡研究员也就采用什么样的汇率制度称之为合适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围绕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区域货币一体化等问题的争论始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发言最后，丁一凡研究员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指出，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学术界进行了多次讨论，但在这个问题上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尽管美国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领导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美元依然是现存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美国经济的走势。
其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道路究竟如何走下去”的主题发言。由张宇燕教授进行点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舒元教授担任主持。
华民教授在发言中首先就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华教授指出当前中国具备劳动力资源优势，而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要想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关键在于深化国内的体制改革。而中国缺乏企业和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事实导致中国大量发展加工贸易。由此，华教授对加工贸易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展开和论证。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是经济增长与贸易增长的高度正相关，而贸易增长又与加工贸易高度正相关，这说明在目前阶段，加工贸易对于中国的贸易与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华教授同时对当前国内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舆论作了评判。他指出，不可贸然采取税收国民待遇的方法来挤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本土企业来挤出外商直接投资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方案，为此，政府应当在税收与产权两个方面来支持中国企业的发展。最后，华教授针对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事实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源自于FDI流入与外商出口所得，这与德国或日本通过真实贸易形成的外汇储备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人民币升值、汇率改革以及开放资本项目解决外汇储备问题的措施被证明是无效的。华教授建议，稳妥的方案可以包括：长期内，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拓宽投融资渠道，但关键还是在于改革企业制度；短期内，保持汇率稳定、固守现行的汇率制度、增加政府对外投资。
二、大会分组讨论及自由发言
在所有大会主题发言结束后，张幼文教授主持，由11日下午分组会议的各位主持人就本小组讨论和交流的内容向大会进行了汇报。11月12日下午，与会代表就世界经济领域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自由发言及讨论。现将分组讨论和自由发言的内容按照不同的专题整理归纳如下：
1．世界经济失衡与中国
在复旦大学庄起善教授的主持下，与会代表就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热烈充分的讨论。
吉林大学李晓教授在其发言中指出，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分工格局变迁的必然结果，其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调整。在短期内，全球经济失衡是可以维持的；但相关的政策协调必须考虑到当前的失衡是复杂的、长期的、多边性的问题，必须采取多边协调的集体行动，仅仅从贸易领域考虑是远远不够的，国际金融领域的全球多边协调或者说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中国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相关的政策协调或调整的核心不只是中美经贸关系，而且还涉及到整个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美元体制”运行乃至全球贸易与资金双重循环机制的问题，汇率并非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长期决定性因素，单纯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大幅度调整，不仅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反而将破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稳定环境。
南开大学李坤望教授在发言中主要讨论了世界经济失衡中的中国因素，分析了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扩张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贸易增长可以分解为需求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中马菲泰等国贸易增长的贡献更多来自于竞争力改进，美日贸易增加则依赖于外部需求的增加。数据表明美、日、中对亚太地区的贸易贡献度分别达到19.1、4.6和16.2，中国已经接近美国。就全球而言，贸易扩张的两个引擎——美国和中国，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有超过美国之势，因此从政策意义看，在亚太地区，围绕中国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主要谈了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风险及其管理问题。她认为，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的风险有：美元资产机会成本及贬值风险；货币总量失控，货币独立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丧失；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增速、信贷增大，引发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加强人民币升值压力，诱导热钱投机，并导致恶性循环以及过渡的外部依赖、造成国民经济脆弱性。究其制度根源，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导致赶超冲动下的外资本币化；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结构失衡，导致民间储蓄转化为民间投资存在阻碍；法治与司法制度不健全导致市场信用基础脆弱与企业低水平竞争；浮动汇率制度不健全等。制度扭曲造成了一定的成本，包括外资利用成本大于对外投资收益的差额，制度引起的微观风险成本；外企对内企的部分代替导致的市场与未来盈利能力损失；以及投资及资产泡沫引起的周期波动中跨时期的国民利益损失。潘教授指出，我国现有的对策存在局限性：浮动汇率未能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鼓励企业走出去条件仍不成熟；开放QDII条件不成熟；购买战略资源，存在价格风险、储藏成本。因此，她建议尽快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调整贸易政策，取消出口退税，对资源出口征税，放宽人民币波动区间，解决金融体制和结构性问题，以及加快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建设。
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就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及其矫正作了发言。他认为内部失衡表现为消费不足，外部失衡表现为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长。失衡会造成生产过剩的长期性、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不断上升、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不断累积、长期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关于内外失衡的矫正，徐教授认为内部的着力点为减少储蓄、提高消费，它取决于三个要素：就业和就业弹性、工资在分配中的份额提高以及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外部则应通过人民币升值。他提出只有提高劳动力成本和人民币升值才能矫正中国经济的过度储蓄和内外经济严重失衡，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持续性及其幅度。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哈继铭博士指出，全球失衡不仅缘于中国顺差、美国逆差问题，石油输出国贸易顺差也起了相当大作用；人口结构失衡是造成中国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美国经济大幅下滑将伴随油价下降和美元贬值，影响资本市场；中国5年内顺差将继续增大，应当实行货币升值和放开资本账户。哈博士还指出，中国政策变化缓慢，资产价格的上升在所难免。
中央财经大学张礼卿教授发言指出，当今社会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很多国家可以运用资本流入维持经常项目赤字，而对外经济失衡可以维持多久，取决于顺差国对其信心。对中国经济来说，对外失衡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储备、顺差是否太多？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把钱借给最富裕的国家是个遗憾，中国不能成为资本输出国，而应成为输入国。中国需要调整国际收支顺差。经常项目顺差是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由于结构性原因造成增加消费难度很大，未来扩大内需的重点是继续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和增加财政支出；在贸易政策上进一步改革出口退税政策，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快进口自由化；在直接投资方面，取消超国民待遇，关注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在未来对中国可能带来的风险，加强资本管制。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认为，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应把全球经济失衡作为机遇，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目前有两大问题：一是人民币有长期升值压力，二是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两个问题，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首先在目前不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情况下，在国际上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逐步替代欧元、美元国家债务；然后利用贸易大国地位，逐步推进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贸易活动，到金融体系比较完善的时候再放开资本流动。
辽宁大学徐坡岭教授就中国和俄罗斯的“双顺差”现象进行了国际比较。劳动力价格、汇率、FDI偏好、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造成中国的“双顺差”，形成对美国的福利补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选择这个政策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要继续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解决“双顺差”的措施如何平衡？俄罗斯的“双顺差”也很显著，但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同，出口主要是具有垄断性的原料，进口为消费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已放开，央行不干预卢布汇率，FDI流入开采部门和以俄罗斯为目标市场的生产部门，卢布升值对俄经济不具有很大影响，俄罗斯以后还会保持双顺差的政策。他认为中俄虽然选择不同，但都有合理性，都是为了解决多余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问题。
武汉大学李卓副教授、吉林大学丁一兵副教授、东南大学邱斌副教授也对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方向。如武汉大学张建清教授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下中国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作为今后的研究重点；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指出中国未来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2．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
在浙江大学宋玉华教授主持下，该小组代表们就全球经济失衡，贸易格局与政策制定，国际分工中的文化法律制度因素，出口退税，劳动力的国际分工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厦门大学黄建忠教授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是从国际收支失衡中引出来的。但是，世界经济失衡并非就是大国之间贸易的失衡。出现失衡的原因要么是美国在打政治牌，要么是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变化。从现象上来看，国际贸易的形式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目前发展中国家从事较低层次分工的局面只是有所松动，但是没有根本改观。从国际上来看，新加坡等国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了平衡。中国的均衡要达到内、外平衡。从整体上来看，世界是平衡的，而且是一种循环平衡，但是某一个链条绷断之后，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浙江大学黄先海教授认为，应当对失衡概念加以判定。非均衡是中性的：一是结构性的失衡；二是建设性的失衡（不是破坏性的，表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关于失衡之后如何调控的问题，他认为应当调整结构，而不是打压国际贸易。
北京工商大学季铸教授认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不对称是常态，而对称只发生在两种情况：一是贸易为零时的对称（此时没有市场），二是贸易等量时的对称（此时市场停止）。比较优势、规模经济都是不对称的情形，自己卖给自己是对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对称是贸易的起点。传统贸易的结果是零和博弈，并非最优的结果。最优结果应是非零和博弈。
南开大学佟家栋教授认为，失衡实际是一种结构的变化。发达国家搞技术创新、服务贸易，发展中国家作加工、制造，搞劳动力密集产业，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文化的原因。从对策角度来看，要么承认现有格局，要么构建新的结构以达到平衡。中国没必要恢复原有的平衡，旧格局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因此要寻求新的格局。目前中国的课题是，在充分使用劳动力的前提下改变现在的出口结构。世界上存在贸易顺差、逆差是自然的，存在不同经济实力的国家也是自然的。
南开大学张伯伟教授考察了东亚地区经济内部化的程度，认为东亚没有摆脱雁阵发展模式。通过实证分析他得出结论，中国制造业中所谓的高技术元件其实来自于日、韩等国。因此，中国今后需进一步强化水平分工。
南京大学黄繁华教授认为，贸易结构由分工决定。国际上服务贸易利益大于货物贸易利益。但中国的服务贸易小于货物贸易，出口服务贸易小于进口服务贸易，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制度变革不到位，分工是扭曲的。
湖北大学杨仕辉教授谈到贸易转移效应时指出中国贸易的40%流向了欧盟。
上海财经大学兰宜生教授探讨了反倾销问题。他指出，欧盟对我国出口反倾销的比率为百分之一点几，对中国实际出口的影响极小。但对中国名义出口形成了一定的遏制。跟外国对着干，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一定有好处。以前制定政策的依据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依这种思路制定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结果看到的就是美国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中国就偏不升值，其实这正中美国下怀。因为升值对美国并没有多大好处。
西南财经大学刘崇仪教授认为，经济格局的变化是美国发动的全球化（全球范围内取消贸易管制）的结果。中国顺应这种趋势，搞加工贸易，造成的结果是加工者获得很少的利润。现有的格局是新经济条件下的新殖民主义。
暨南大学张捷教授认为，东亚是一个生产性民族。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日本，仍然是做制造业的民族，它做的是一种倒微笑曲线的制造业，附加值也很高。这是因为东亚人心灵手巧，长期使用筷子的缘故。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印度、非洲、越南等吸引了本来打算到中国的FDI），但是，中国还是应该在制造业这个生产链中去寻找机会。若完全学美国，搞金融服务业，那是不现实的选择。对于协作性强的国家要做整体化产品，中国要抓住制造业发展的契机，做整体性、一体性产品（如汽车），结合本民族文化作品牌。此外，张教授指出，从体制法律的角度来看，普通法系的国家，金融服务业比较发达；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来说金融都不发达。中国现有体制下不适合大力搞金融服务业。但是，做商品的贸易，现有的法律体制是可以保证的。
浙江大学王建邦教授认为，从国际劳动力分工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沿海劳动力通过加工制造业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国内高级劳动力（外企白领）也参与国际分工；还有2/3的留学生留在了国外；而一般的劳动力没机会参与国际分工。美国有23万中国的非法移民。所谓“海水不干，偷渡不断”。中国向世界输出的劳动力不到50万，不到世界海外劳动力总数的1%。因此，向国外输出劳动力有很大的空间。从具体的做法上来说，可以考虑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输出劳动力。
来自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高金田教授指出，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应先到发展中国家去，利用技术、品牌优势，开拓市场。海尔到欧洲、美国设厂都是硬撑着，主要靠国内市场赚钱。海信在南非投资很成功。这说明国内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要注意国家选择。
3．FDI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厦门大学庄宗明教授主持了FDI及其对中国经济影响专题组的讨论。内容包涵中小企业的外向发展、双顺差与FDI、经常项目顺差与国民收入核算、对外开放与收入差距、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下的监管、美国在华的FDI对中美两国双方贸易的影响等等。
首先安徽财经大学冯德连教授指出，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包括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而其中，外向国际化对中小企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现在中国的低价出口产品频繁遭到反倾销时，更加应该走出去，在国外建立工厂等。在外向国际化理论中有两大流派：渐进理论和快速理论。两类理论其实是互补的，可以分别解释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来说，应该根据不同的企业类型来进行不同的选择。在当前我国企业外向化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包括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也未建立，跨国经营性人才缺乏，企业家精神缺乏等等。
江西财经大学汪洋副教授认为，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与FDI有着紧密联系。FDI进入中国，可能存在套利的倾向。1994年到1996年，人民币的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按照汇率的利率平价，人民币在远期应该是要贴水的，但是，事实上，后来人民币兑美元是升值的。如果这时期内以人民币持有资产，则可以双方面套利。而现在，人民币的利率低于美元，人民币有很强的升值预期，但是央行不调高利率，原因就在于防止双方面套利的出现。
河北大学马文秀教授则对经常项目产生赤字进行了理论解释。她认为，经常项目顺差是由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构成的。而中国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的成因在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居民储蓄率高，政府的储蓄率也高。因此，降低顺差的对策应该是：提高消费水平，降低居民储蓄率；增加教育，消费性支出，降低政府的储蓄率；降低企业的储蓄率。
南京大学赵曙东教授主要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对外开放对中国的收入差距的影响。他指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中国的吉尼系数在扩大，即贫富差距在扩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它与中国的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通过将吉尼系数分解成再分配效应、功能性分配效应和要素吉尼系数效应，赵教授从三方面分析了对外开放对中国的收入分配的效应。他的结论是外资、外贸和对外开放，不但不会增加差距，还可能会降低城乡之间的差距。
天津财经大学李宏教授将跨国公司和东道主国家的政府分别作为追求最大利益的主体，用两阶段博弈理论，来解释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下的监管问题。他指出国际之间的税率差异，致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的方式，进行避税。东道国政府应当在监督成本和收益之间选择最优化策略。
华中科技大学刘海云教授提出，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国家的表现是不相同的。他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美国在华的FDI对中美两国双方贸易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从短期来看，美国向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与其向中国的出口呈正向关系，因为短期内中国需要从美国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从事生产。但是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使中国从国内获得中间产品，而不需要从国外进口。
此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沈伯明教授，浙江工业大学程惠芳教授、复旦大学田素华副教授等也就FDI与国际分工、贸易顺差、政府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4．货币、金融和BRICs的发展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向阳研究员主持了货币、金融和BRICs的发展战略专题组的研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小琪教授首先就资源价格问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从长期来看，资源的真实价格是下降的；而短期的价格则在不断上涨。他指出朱民博士的专题报告主要讨论的是小周期作用的结果。王教授认为，世界经济目前处在小周期的低谷时期。对于这个阶段的资源价格上涨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世界经济发展迅速，导致对资源需求高涨，供求失衡导致价格上升；另一种是认为货币金融的原因导致价格变化。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背离说明了流动性过剩，例如美元计价的价格上升，真实价格下降，其实是美元贬值造成的，因为都是以不变美元计价的。所以，本质上应该是美元价格下跌导致了资源价格上涨。因此，王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即近期资源价格上升的原因到底是世界经济发展导致的供需失衡还是美元价格下跌的货币金融原因导致的？
浙江工商大学钟慧中教授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来讨论最优汇率理论。与传统的认识不同，钟教授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研究最优汇率问题。他认为，汇率不仅影响宏观经济表现，也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在国际贸易不均衡的条件下，对于一国自身来说，最优汇率不一定是均衡汇率。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存在多重均衡，因此均衡汇率不一定能保证经济最优表现。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均衡汇率之外寻求一个最优汇率，而且应该是使一国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大化的汇率。这个观点不是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而是立足本国福利最大化。其政策价值：一是因为均衡汇率不能反映现实中一国内、外最优状态，而最优汇率能够修正这个缺陷；二是为中国主动、可控、渐进性改革提供基点；三是在汇率国际博弈的复杂情况下，提供了我国的下限和国际的上限。
北京师范大学李翀教授指出，理论界关于汇率的争论本质在于汇率制度目标的差异，在于选取名义汇率、实际汇率还是有效汇率作为政策目标。中国目前还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实际汇率相对比较重要，但是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传导机制也很关键。汇率和汇率制度不同，汇率制度才和资源配置效率有关系。但是汇率制度一般是政府的决策，呈现刚性，不像价格那样可以成为市场信号。美国资本流动比较频繁，汇率已是资产价格，实际价格比较重要。对于中国而言，汇率则与资源配置无关。
复旦大学干杏娣教授认为，从政策角度看，最优汇率可能存在，但是不应从资源配置出发考虑。政府应从充分就业、控制通胀、促进经济增长等角度来优化资源配置，从企业、汇率的角度是不合理的。
东北师范大学刘力臻教授指出，国际贸易涉及商品贸易和货币贸易两种交易，这种情况下要考虑资源配置比较复杂。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机制不同，规律也恰恰相反。另外，即使在完全市场下，最优汇率等于均衡汇率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表面均衡下，有可能存在超调等情况。
香港Barclay Capital黄海洲教授发言的题目是“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ntagion and Fund”，主要讨论IMF设立的动机、IMF的作用和地位、全球金融传染机制加强环境下IMF能否起作用以及起何作用等问题。在回答复旦大学孙立坚教授关于IMF提供贷款时常带有附加条件，从而导致隐性成本模型没有货币化的问题时，黄教授指出，他的模型假设开放市场会有短期阵痛，但实际上IMF逼着有关国家做出对于未来有利的事情。财务成本和非财务成本同时存在。倘若只有财务成本的话，IMF的利率应该与市场相同，否则也没有存在的可能；而IMF能以低利率提供贷款的原因就在于存在非财务成本。
孙立坚教授随后提出了一个关于资产泡沫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没有股市泡沫，但是却存在大量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存在着传染呢？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到底是货币流动性过剩还是央行货币政策不力导致的呢？紧接着，孙教授就对外依存经济结构与房地产泡沫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证。他指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收入等影响房地产经济的因素都没有泡沫，只有货币流动性存在着大量的泡沫。在发达国家，当经济周期处于低谷时期，出现资金过剩，在其他投资收益率普遍较低的前提下，过剩资金投向房地产，引起泡沫；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是GDP迅速增长。对外经济依存度高、刚性汇率，从而导致货币政策无效，银行贷款指标没有指导意义，存款流动性过剩以及特殊借款方式等原因造成了房地产泡沫。
武汉大学马红霞教授谈了欧元区东扩的进程、问题和影响。她认为，欧盟扩大，欧盟新成员国加入欧元区后收益成本并不明确。新成员是否应该加入欧元区应该权衡成本收益。理性选择应该是在合适的时间，确定收益大于成本之后决定加入。否则只关注是否满足条件的话，结果不一定是满意的。此外，她也提出了东欧加入欧元区后是否会影响中国与东欧的贸易模式的问题。
河北大学裴桂芬教授对日本金融体制的变化作了发言。她指出90年代以来日本资金流量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个人资产选择偏好没有明显改变；金融机构资产结构变化不大；企业筹资动态，政府成了主要资金来源。她的结论是日本间接金融制度没有明显的变化。
5．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东亚经济合作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朱乃新教授主持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东亚经济合作的专题讨论会。论题涉及中澳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东亚区域合作、世界贸易多边体系、APEC经济合作等诸方面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冯宗宪教授就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反倾销和FDI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中国和澳大利亚双边贸易关系中涉及反倾销产品数额不高，许多反倾销调查立案后往往不了了之，中澳双边谈判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澳大利亚始终认为中国是其最可靠的市场伙伴。例如中国的矿产品进口占澳大利亚出口的60%，却从未提起反倾销，主要是出于战略需要，建立中澳能源战略合作关系是该领域的重要目标。中国现在谈判时的首先任务是要求澳大利亚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北京师范大学赵春明教授围绕着东亚投资合作的现实途径展开发言。他首先对“重起炉灶式”和“完美炉灶式”的合作方式进行了比较。指出东亚投资合作的现实路径在于：一是借助APEC投资合作框架实现东亚合作；二是借助现有的次区域协定（例如“中国＋东盟”）的内容和实践，进一步促进东亚投资合作；三是借助区域内贸易途径，通过贸易发展为投资环境创造条件；四是借助长期经济合作的基础和渠道，如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以及民营企业等等。
河北大学成新轩教授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问题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传统的贸易保护工具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的情况下，原产地规则很可能成为新的贸易保护工具。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对外歧视性表现在实际性变化的形式；规则的技术性强，容易根据不同产品和国家进行修订，从而为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实现保护的空间；以及跨区域自由贸易区和重叠性自由贸易区问题等方面。成教授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是：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有助于避免贸易偏移的发生；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原产地规则引致的贸易创造大于贸易转移；在宽松和严格状态下，原产地规则对中间贸易品的生产企业具有保护作用。
东北财经大学刘昌黎教授就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尽管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但是中国要积极提倡贸易自由化。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国是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德国、日本等后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采取积极姿态，依靠自由贸易组织冲击世界市场份额；后起国家包括现在的金砖四国等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的崛起需要凭借自由贸易区以重新分割世界市场份额。
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幼文教授就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以及中国的参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张教授指出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是背离的，多哈会议的崩溃意味着全球化进程受阻，因此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重新找到全球化的动力。发达国家阻碍了全球化，现在连发达国家都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在关注双边而忽视了多边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地考虑全球双边以及多边发展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多哈等多边组织失效后，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回到双边谈判，这将影响到中国的整体战略和利益。张教授认为，中国没有积极推动多边组织，中国对多边贸易体的基本态度是不积极的。因此他建议应当从中国的全球战略角度出发，加大服务业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开放力度。最后他指出，和谐世界才是中国的大战略。只有在和谐世界中才能充分体现中国的大国和强国的世界地位。
武汉大学张彬教授对APEC经济制度合作问题作了独到的研究。她认为，从1995年至今APEC的发展情况来看，双边发展和多边发展之间的确存在问题，而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利益分配方面。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APEC框架获得技术等援助，而发达国家则认为自己的利益分配不如以前，希望获得更加自由化的市场，二者出发点不同。当前APEC面临的问题包括：APEC推进次序将对APEC的整体框架产生更多的负面冲击；支持项目的减少，使得APEC的实质性作用不断下降；由于无法达成共同利益导致APEC经济技术合作出现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金仁淑教授就中日外汇储备增长因素进行了发言。她以国际收支平衡表及其理论为基础，采用相关的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和日本两大外汇储备国进行比较分析。金教授指出中日外汇储备增长中中国的主要推动因素是FDI，而日本主要是由于经常项目顺差造成的。中国外汇来源结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国际资本冲击导致心理预期增加；金融依赖性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受到干扰；市场风险增加。因此，她建议从增加出口和对外贸易，调整引资观念和策略，鼓励企业走出去，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几个方面着手调整中国外汇结构。
湖北大学柳剑平教授专门就国际分工问题作了发言。他充分肯定了海闻教授的主题报告，但是柳教授认为当前国际分工的标准尚不明确，值得进一步研究。通常用来衡量三种国际分工的标准是显示性指数和贸易指数，但是在分类时并没有指明产业内和产业间。此外，柳教授认为尽管当代的南北分工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南北国家在分工上的地位和性质上没有变化，总体上仍然不利发展中国家。在谈及东亚国家与中国分工问题时，他指出在产业内分工方面，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处于下游，生产低附加值产品，这决定了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之间存在逆差，因此中国的正确措施应该是加大对东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南开大学宫占奎教授就经济合作中的中国立场观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立场和观念主要体现在：首先无论FTA或者WTO，中国应当重视俄罗斯、欧盟和美国等大国的立场，但是要看低日本。其次，从战略上看，美国希望通过韩日等周边国家包围中国以达到制约中国的目的，因此韩日等周边国家应当成为中国的重点，力求维护周边政治经济环境的安全。最后，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基础，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注重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与他们的关系，比如中非论坛。在论及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问题时，宫教授指出，APEC等区域一体化组织更注重的是政治利益，而WTO等组织更注重经济利益。WTO和FTA之间不是相互损害的关系，几个组织一起走也可以得到福利效应。
四川大学李天德教授就我国2005年在四个省区推行的农村小额贷款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希望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他认为农村小额贷款的特点在于数额不大、贷款风险较小。但是农村金融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以自由资金民间筹集，但不允许吸收存款，不允许放高利贷为特征的农民民间借贷现象比较普遍；小额贷款者的注册登记环节存在不少障碍；缺乏规范的监督机构等等。
6．自由发言和讨论
11月12日下午，华民教授主持了大会最后一场研讨会，围绕世界经济领域热点和重点问题，与会代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18位学者就各自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向大会作了简短而精彩的汇报。现将部分代表性的内容、观点概括归纳如下：
武汉大学陈继勇教授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在于以金砖四国（BRICs）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并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幼文教授分析了外资是否促进中国创新实证研究过程中模型变量的有效性问题[2]。选取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的比重、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以及科技成果数量等作为衡量科技进步的指标要注意其合理性和解释力。
对外经贸大学卢进勇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最近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研究》。经过研究课题组发现，中国正在由对外投资的小国向大国转变。此外，卢教授也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环境以及中国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区等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兰宜生教授专门探讨了世界经济人才队伍的培养问题。他指出，全国374所高校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是所有学科专业中规模最庞大的专业之一。学校应该怎样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世界经济人才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共同研究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教授谈了世界经济研究中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主要国家的发展以及他们在未来趋势战略上的调整问题。他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应该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发展。“双顺差”和逆差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刘建江副教授对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持续增长并存的原因作了分析。他提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一是美国的经济增长造就贸易逆差，强势美元；二是美国贸易逆差有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包括美元的输出；三是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依赖于美元的特权。
南开大学陈漓高教授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走势，针对信息技术对第五轮经济长波的影响以及第五轮经济长波的走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学亮向与会代表汇报了近几年来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以及《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一书的出版情况。
三、会务议程及大会总结
张幼文教授主持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暨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理论研讨会的最后议程——大会总结，学会工作报告、选举以及闭幕式。
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程极明教授的主持下，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邵滨鸿副秘书长所作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章程的修正案，鼓掌通过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以及会长、副会长、顾问、秘书长的候选人名单。
余永定教授为新一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新一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有（按姓氏比划排列）：丁一凡，朱民，朱乃新，华民，李向阳，李晓，李翀，李稻葵，庄宗明，宋玉华，冼国明，佟家栋，陈继勇，周茂荣，张幼文，张宇燕，张志超，张伯里，海闻，程伟，舒元，雷达。
邵滨鸿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
最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教授作大会总结发言。
第一，余永定会长代表全体与会者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表示衷心地感谢，感谢他们为大会顺利召开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 也向各位老前辈，特别是已经离开第一线的老前辈对会议顺利召开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感谢。余永定会长特别对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复旦大学洪文达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对协会工作的关心，以及对本次大会和浦山学术奖的捐赠。对参加这次会议工作的30多名复旦大学志愿者和世界经济研究所10多位年轻同志也表示了衷心地感谢。
第二，余永定会长对全体与会代表的信任表示感谢。他表示在未来的5年中将调整日程，把更多地精力放到学会的工作上，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第三，余永定会长对大会一天半的学术讨论感触颇多。他认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是国内最好的学会之一，会议的质量也是最高的。他相信今后世界经济学会在国内的影响一定会逐渐增加，而且会有更大的国际影响。此外，余永定会长就世界经济学会变化的新特点，谈了几点想法，他认为：
首先，现在的世界经济研究已经和国内经济研究密切配合起来。许多研究世界经济的学者正在向国内经济领域渗透，FDI、汇率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由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唱主调。同时世界经济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领导和各个部委的高度重视。
其次，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对策的研究正在日益加强，用抽象法，用概念的、逻辑辩证运动来阐述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具有现实意义的。把理论研究和中国的经济政策密切联系起来，这点非常重要。
再次，世界经济研究过程中规范性越来越强，除了使用历史方法、抽象法，还非常注重运用假设演绎法，注意逻辑的推导过程，以及各种各样的实证检验。这在过去是不太多的。研究方法正在逐步规范统一，尽管可能导致不同的具体结果，但可以通过实践检验来确定其正确与否，这非常有意义。
最后，世界经济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跟政府的宏观决策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联系，同时高校之间、高校与研究所之间的交流也应该进一步加强。
第四，余永定会长提议建立一个工作网站。他认为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工作网站作为学术性交流工具，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之间信息和学术观点提供了各个层次、各种方式交流的平台，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学会年会、常务理事会、副会长会议的有效补充。
第五，余永定会长谈及世界经济学会的国际交流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增加世界经济学会的影响力。在这方面老同志，还有其他有国际联系的同志应尽可能地发挥优势，增加世界经济学会和其他各个国际研究机构之间的连线。
第六，余永定会长就浦山世界经济研究基金会的有关问题向与会代表作了解答。具体对浦山基金的筹集、冠名以及运用等事项作了说明。
余永定会长大会总结报告结束后，张幼文教授代表本次主办单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三个承办单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宣布：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暨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理论研讨会闭幕！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对世界经济学会的发展将起到深远的、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它不仅进一步推动我国世界经济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整体建设和发展水平，而且对于加强国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培养世界经济研究的后备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