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发于08年3月《广州日报》）

中央芭蕾舞团宣布打造原创芭蕾舞剧《牡丹亭》，杜丽娘立起足尖，将于5月举行“全球首演”。3月，中日合作版《牡丹亭》，中国昆曲绮丽婉转的唱腔，在京都拥有近400年历史的歌舞伎专用剧场南座唱响。而青春版《牡丹亭》早已风靡海内外，在全球掀起“昆曲风”。

没有人可以拒绝《牡丹亭》的美，那返朴归真、朝气蓬勃的青春之美。杜丽娘感春生情、因情成梦、惊梦而亡、死而复生，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写出了超前于那个时代的真实的“男欢女爱”。而他本人，也有着一个突破人伦拘囿的“至情至性”的戏梦人生。他“至情至美”的理想，在牡丹亭里面，是可以由生而死，死而复生的爱情，在《南柯梦》里面则是小小蚂蚁王国的贞观之治。

“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汤显祖，一个明朝官僚，为何写下至情至美的故事？

1598年春天，受尽排挤的汤显祖终结了他布满荆棘的仕途，不待批准，递了辞呈，甘冒“擅离职守”的风险，回到老家临川，造玉茗堂。这一年，49岁的汤显祖写成《牡丹亭》，终成“自由作家”。弃官还乡，中国官场上少了一个小吏，多了一个大师。“自由作家”日夜勤奋于创作剧本，用脑过度，时常头痛。他与当地名医叶半仙结识为友，叶半仙诊断后笑道：“不必服药，只要常到敝舍的百草园来走走，半年自会痊愈。”便去叶半仙的百草园散步，百草园有上千种药草，花开满园，四处飘香。他踱步走进一个小巧玲珑的牡丹亭，只见四周正盛开着万紫千红的牡丹花，那清新的芳香，使他顿感头脑松弛，舒适，一会儿，便依栏甜睡了，关于杜丽娘、柳梦梅的唯美故事就悄悄进入“自由作家”的甜睡之中。“临川四梦”的《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箫记》就在花香、草香、药香里一一完成了。

文人少不了朋友。汤显祖结交了著名禅僧达观，成为密友。差不多同时，他读到李贽的《焚书》，深表倾慕。在辞官以后，他和李贽相会于临川。李贽和达观在晚明思想界人称“二大教主”，他们竟共同成为汤显祖的两个挚友。提倡“童心说”的李贽，一个自相矛盾的哲学家，让历史记住他的是万历三十年浑浑噩噩、郁郁寡欢的时光，明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名下旨逮捕李贽，并禁毁其著述。李贽以剃刀自杀，黑暗的时代戕害了一个年迈的老人。两年后，达观禅师也死于狱中。伴随汤显祖而来的又是家中不幸接二连三地发生。经历这一连串的磨难，59岁的汤显祖灰心、沮丧、心如止水，早不再是当年积极用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书生意气了。

后人都说那个时代的压抑和禁锢是“程朱理学”的过错，理由是程朱理学的最核心理论被认为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对于这句话，统治阶层有太多的利用，后世有太多的误读，程朱所指的“人欲”其实是指贪欲。

善高于美，美从属于善。但是，汤显祖经历着黑暗最为深重的子夜，专制主义利用理学对人性的桎梏摧毁了生活中一切善的可能。在那冷酷的黑暗中，当善的实现在外部世界变得全然渺茫时，“自由作家”的内心就在决绝和自暴自弃中转向只追求至情至性、任情任性的唯美。这种叛逆式追求在明朝后期醉生梦死的时代空气中，终于反弹、演变为娇纵的情欲至上主义和病态的唯美主义。

牡丹落尽的日子，就是梅毒降临的时候。在这样的风尚中，又一位好友屠隆在汤显祖的人生中粉墨登场了。屠隆，明朝最典型的风流才子之一，男女色都好，跟戏子乱来被罢官，汤显祖还写诗歌颂“岂为一官减风流”。引娼狎妓，眠花宿柳，弄出一身病。后来屠隆患梅毒死了，汤显祖还写诗逗乐颂扬，怕他“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死了还要歌咏怀念。情欲如江河泛滥，汤显祖在任情任性的恣肆放纵中感到幻觉中滋生出的种种华美，他沉迷于滥情，与艺人终日耳鬓厮磨。1616年，66岁因病去世，据研究汤显祖的专家徐朔方教授考证，他也因梅毒而死。
 
汤显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死于梅毒并不可耻，也不会因此诋毁汤显祖的伟大才情。但是，从宋明理学的严谨压抑中挣脱出来的华夏民族像《牡丹亭》的作者一样也步入了矫枉过正的深渊，接踵而来的晚明纵欲主义潮流在社会现实和文学中失控地泛滥，《金瓶梅》这部在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时代风气所及的产品，表现出那个时代充满淫乱的特征。这个矫枉过正反映了人类在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之间挣扎的曲折与追求高尚人性的艰难复杂。

汤显祖在《寄达观》一书中曾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为什么把程朱理学推向一个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解读？为什么“人情”和“天理”就一定要势不两立呢？情欲泛滥的时代就真的自由吗？杜丽娘的时代，她的不自由来自社会风气和固化的教条，另一种不自由来自于自己的贪欲。社会风气能改变，教条也终有过时的一天，但是人若被自己的贪欲所捆绑，这种不自由是最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