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3名无辜者死于发生美国的一起震惊全球的枪杀事件。事情过后，善于铭记历史的美国人凝重悼念这33位逝者以及随后自杀的凶手赵承熙，他们用一种博大与深刻解读这起人造悲剧：赵承熙也是受害者，不仅因为他的生命一起消失了，更应该追问其封闭性格的塑造者---美国社会、教育、文化以及周围影响他的人。

更久远一些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曾经发生过较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很多“名人”和普通百姓选择自我了断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无法深入这些死者的内心深处，去探索他们自杀的初衷：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漠视生命。已无必要，在一架庞大的政治机器面前，他们的生命已不在自己手里，换句话说：死亡还是活着，已经成为选择的伪命题。虽然至今无法光明正大纪念那个年代的逝者，但这不妨碍深埋的追忆以及对“自杀”根源的反思。

因为华为员工的“自杀”新闻（自杀之所以加引号，因为其人数和频繁程度，已经超出了“社会平均水平”，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内在驱动的了断行为），我回想起以上两起事件。他们固然有太多差异和不可比性，不过，考量华为员工的生存环境后，我们或可将员工的非正常死亡和所在公司的非正常制度联系到一起：所谓公司狼文化，即隐忍，又有几分残忍；貌如微观，却难辞宏观背景怂恿、默认、助长之咎。

谨此这些卑微的“自杀”者，在GDP祭坛上，在中国最大通讯设备企业的名谓膝下，在劳动法的执行者众目睽睽围观之下，在全民喧嚣和价值畸变氛围的烘托中，你们这些卑微的名字，请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