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民工


浅谈农民工

----30年改革开放的风景线

 

中国文字丰富多彩地与时俱进,是象形文字的特性。表达内涵的模糊和不准确性也随之复盖中国文化的千年历史。据说世界上拉丁文是最准确的表述工具,所以医学的药典,哲学名词和法典大多用拉丁文书写。

中国改革开放,放开了民主自由领域中的许多禁区,呈现出多元纷纭复杂的世界,语言的符号标签琳琅满目,农民工以2亿人口的众多数量成为21世纪中国关注的主题。

2008年的两会代表中新增3名农民工代表;媒体不厌其烦地爆料农民工欠薪案例;教育机构被农民工子女学有所教弄得焦头烂额;社会福利机构被农民工的权益弄得无能为力;医疗,住房和户藉也被农民工冲得溃不成军。总之,新时期的新阶层以其翻天复地之势,改变着中国的消费文化和社会构架。

农民工,顾名思义是“亦农亦工”群体。是社会从小农经济走向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农业合作化破产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私有制经济激活的社会最基本的活力,是中国私有经济的主力军。它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和欣欣向荣。

作为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以吃苦耐劳,勤奋廉价闻名世界而显现了这一时代的强大生命力。一个封建经济体的萎缩灭亡,一个先进文明的群体崛起,民族振兴的希望和国家民主迈进的境况,稍有一点社会常识的人应为之鼓掌欢歌,鸣锣开道。却不断听到媒体和专家的叹息!

农民工苦。这是网上教师和公务员小知识分子的微词。他们或多或少有些农村亲戚。一些农中县镇公务员为其亲友陷在农村无法“咸鱼翻身”鸣冤叫屈。用世代生活在城镇居民的安居乐业来衡量处于动荡不安的农民,轻车熟路和根基不稳当然有所差距。别说农民进城,就是城市居民异乡出差,“金窝银窝不如家中狗窝”的惆怅也在所难免。何况久居山野对现代文明的生疏而孤独无助,只有逐步适应不能称之为苦。

真正的苦,在封杀劳有所得的专治时期的农村的农民。自邓小平实行劳有所得之后,亿万农奴才翻身做主人。胡温执政后的农村优惠免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民不肯脱离农村,因为目前农村比城市更有利可图。

农民不放弃农村而亦工亦农,说明党的农村政策有很大的吸引力。亦工亦农的农民工比专业农民要好,不能在城镇安定下来是因为一些从事工业生产的农民,在生产技能上还没有上升到工人师傅的水平,在工业生产领域中的竟争处于新的学徒阶段。许多突破了学习阶段,具有高级技工水平的农民工,或独立组队包工程,或从事个体服务商业,或被企业老板提升为主管和正式职工。这批农民工在工作城市一般都购有房子,虽然挂名农村,只是为了领取土地红利,不应称为农民工,更不应称之为农民。我见到中国大部分城镇,个体工商业的老板一半以上是原农民。都达到中产阶层收入,他们勤劳敢干,基本上把城里人从服务饮食业中挤了出去,成为中国城镇的新居民,新兴阶层,私有制的排头兵,改革开放热潮的生产兵团主力军。世界工厂冲他们而来,中国因劳动力的优势而崛起。中国农民一如继往地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终于解放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工何苦之有?诉苦者是四肢不勤,水泥石灰不分的“咸吃萝卜空操心”的酸秀才群体。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前些年富裕起来的乡亲投亲靠友置产城市。花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开后门”买城市户口。如今被当年无力买户藉的乡下人戏谑为“二傻”。农民如今自由播种随意生根。在城市里做小贩,开的士,开餐馆甚至建大型宾馆的比比皆是。没销农村户藉的人和后代还能分一份田地山林,自己在城市风光打天下赚一份工钱,农村每年还要分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红利。像我们这些进城和出国的乡下人,只有垂涎三尺的分儿。这公共资源的分配,从那个角度计算,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无产者。说苦,是俺城里人苦。农民工,尤其是南方沿海的农民工,不苦。这是不争的事实。中西北末开发的农民苦点,但他们习惯于懒散的农闲生活,不肯离乡背井做农民工,这是中国西北部更难改造进步的民俗乡情。

 城市人多读点书,有知识为资本,早入工业文明,文明生活自得其乐。就如洗澡,有人省屹省用爱每日一澡为乐;有人大吃大喝一周难洗一回,“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孰苦孰甜,自己心知肚明。以已之苦张冠李戴,往往扰乱视听。当官的嚷嚷是“假惺惺的面子套话”,会写两字的哭嚎,大多数是被不知所措的乡下亲戚刁扰得心火燥。

国务院调研组民意调查显示,对当今政府的满意度,中西部穷困的农村大大高过东南部城市富裕阶层。其原因是对文明物资的追求,超前于自身能力的不满足。

我回乡遇见的乡亲朋友分成明显的两派,后顾本分的人占大多数,满意今天的社会;前盼攀比者占少数,不满今天社会的分配方式。而在乡下无论贫富,一概歌功颂德自由畅盛年代。

第一赞扬的就是士地自主,精神放松可以玩牌赌钱,吃喝嫖妓。(实话实录,无一字更改)。当我介绍国外有女人玩男妓世相时,我的那些妯娌表亲笑着要我带她们出国见识见识,

一位念过书的晚辈戏谑说:“金丝猫也有母玩公的呀!”

一个中年晚辈卖弄地说:“俺中华民族也有报八国联军耻辱的时候。”

几个在东莞做了多年的农民工告诉我:“广东是全国最好的地方。不是我妈要我们回来过年,我根本不想回乡。又脏又臭,无聊透顶。”

我问:“为什么大家都说农民工苦呢?”

他们说:“初出门谁不想家?熟悉了就不苦了。例如都说春运苦,我们老打工仔都会提前一个月返乡,车票五五折,坐车不挤还省钱。返工也晚一个月,让学生先走。我们慢行。不就大家方便了。只有新农民工才去赶热闹,傻B!”

乡里人进城,不熟悉公共服务设施,不习惯文明规则,生活不方便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出国华人的改造还加上西方文化的隔阂,比中国农民工还苦不堪言,不也扎下根乐而忘返了?

其实,农村和城市都有贫富群体。不能怪政府,只怪自身谋生无术。劳有所得,人人平等,有人大富大贵,只要没被双规,就是人人学习的好榜样;相反,日子过得人模狗样的,先要检讨一下那一处不对劲。是不是劳教出狱丧失公信力?还是谋生技艺不为世人认同?还是拈花惹草被太太“双规”?我认为这些人在意识深处受“国粹”毒害太深,仇商贬商,以商业思维求生存的意识淡漠。张口闭口仍以不善生意为荣。农民工正是在这一思想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从最辛苦的工业基础知识学起,走向自力更生的脱胎换骨。

目前在海外的华侨有4000万之多,80%是农民工。他们同样经历过了这脱胎换骨的新生过程,成为国际上一股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他们一概没有农民工苦的谬论。华侨以农民工为荣,自立自富,正常正道;自力而未富,不是伤残就是吃喝嫖赌。不可能“拉屎不出怪地硬”!因为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商业社会。马克思不就是从社会的细胞商品研究开始,开辟了20世纪新纪元至今余光未熄?

于是又说到“革命理论”。“劫富济贫”和“以弱胜强”是流行了近百年的“安邦定国,修身平天下”的军旗。那是“王公将相宁有种乎?”乃至“彼可取而代也!”的揭杆而起的煽动人心的旗帜。当执政者换位之后的“换位思维”,应当与时俱进之时,“革命理论”就应科学发展了。因为在位富者是自己“亲生父母”,不可劫也!弱而不肯自强,也绝不可能胜强。因为强者“为人民服务”呀!

以天下为己任的执政党,若提倡“劫富济贫”,岂不乱了自己的天下?政府树立富人榜样,就是鼓励人人自力致富,不是支持宋公明一伙打富劫舍。和平和谐才是社会发展之路。人人平均而贪穷,不是劳有所得,使生产力解放,而是高举三面红旗抬出“公共食堂”重蹈野菜粗糠的饥馑之乡,历史证明,此路不通。

由于人生而不平等,人的理财的能力大相径庭,所以,一样大富大贵的共同富裕,是伪政客用来迷惑农民进城打家劫舍枪班夺权的迷魂剂。事实证明,善于理财的企业家理财,不善于理财的平民做工,俗活说:“有人理财是条龙,有人理财是条虫。”是那条虫就蛀那根木,民族才能兴旺,社会才会科学有序地发展。

农业是目前人类生产中,周期长价值低的产业。何况中国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村!城乡差距大是中国五千年悬而未决的难题。农业科学化工业化是人类各民族的必经之路。西方社会早走一步,文明生活早建成。中国晚走一步,并不能说可以以弱赖着不走。以农民工还不稳定安居乐业为由,分光吃光国库和削弱企业活力,就是杀鸡取卵,实质上就是大倒退,轻则乱政,重则亡国,鼓噪此论的文人,不是哗众取宠就是别有用心。建议这些人回家好好读一下马克思著作才撰文论政。马克思对农民经济和群体的剖析超透彻。对资本的性质作用及人类社会的终结的论述还有待科学发展。

农民工一词用于中国今天社会非常贴切。说明中国社会的转型还在缓慢发展中。农民工还没脱掉“农民”帽子,就是社会的“两栖”群体。流动性,不稳定性决定了他们的动荡生活形态。产生很多由于不稳定因素造成的困难是一时很难解决的。而要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唯一办法就是发展工业,让农民工脱掉“农民”帽子。这与游牧族和渔民的安排同工异曲。农民工新生活的适应靠法治管理,而不是破坏商业规则去适应农民工身上的旧习气。这是坚持文明进步还是倒退落后的大是大非。

现在媒体哗众取宠的农民工案例,大多数是流动性更大的建筑业。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住工棚,日晒雨淋的重体力工作,不光是农民工,正式的建筑工也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为他人作嫁妆”,农民工参加建筑行业受工人阶级改造有什么可叫苦的?对一些农民的自由散漫,无知愚味应该加强引导和管理,才能使这一社会变革顺利完成。

今日看央视的农民工讨薪一案,说几个农民工在某市搞装修,领不到工薪,告上中院调解领到了欠薪款,皆大欢喜。看后为装璜公司叫屈。此案有几个疑点是值得在社会转型中引起注意的。

1.                  农民工装修团伙就是不固定的没有正式营业执照的临时工程队。他们的法律责任是难予追究和无法追查的。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这是在商业规则中违法的黑包工(暂不谈国家税收)。消费者把工程交给了有办公地点,法人代表和技术施工资格(至少由有建筑学院大专以上文凭的技术工程人员组成)的装璜公司。(我不知道工商局发放建筑营业证时是否审查文凭?若不审查,那就谈不下去了。因为,消费者的权益在这一级就受到欺骗)是希望得到合理合法的消费保证。装璜公司转包给了农民工中的包工头。于是,消费者要问:包工头有技术证吗?他召集的农民工是合格技工吗?谁负责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答案当然是由装璜公司全部承担。这就是工程中的“软资源”也叫“质量督工费或保证金”。直言之,装修公司的利润。

2.                  如今,农民工把这笔“监工费”列入工薪,诉状欠薪不给告上中院。中院不好立案,采用庭外调解。言外之意就是农民工的工薪讨价还价的交涉问题。或是推翻原来合同中双方议定的价格,将其全部工程费归农民工。装璜公司喝西北风去。这就是“知识倒挂”的新版。过去说“教授不如卖茶叶蛋的商贩”,今天建筑师不如农民工,请问公平吗?

3.                  袒护中院逼建筑师交出6万多元发给民工的媒体和法律专家,你们想过开了先例的后果会是怎样?

A,建筑师还肯把工程交给农民工做吗?

B,消费者敢越过建筑公司交工程给农民工吗?

C,知识分子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生存?而农民工又肯去学知识吗?学会了建筑学就成了“剥削者”,脑力劳动无价只有体力劳动伟大,那是什么年代的革命理论?

中国文化历来爱赶风潮,法院和媒体在帮助农民工脱帽的风潮中,把知识分子的帽子也给脱掉了!一个文盲的农民国家,会让人类社会倒退到中世纪的黑暗中去。这是马克思的深刻教导,别在仇恨富人的红眼病中把祖训也忘了。

最后直言无讳地讲一句,中国真正要同情,照顾和支持的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世界上最廉价的生产力,他们的复位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开始。这复位的群体中不包括所学非所用和学而变反动的废品。而农民工自身并不因“分娩”的痛而叫苦,媒体尤其是专家不必代民请命,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