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退烧降温还是助力驱寒
二元经济体系下的中国发展难言之隐
关键词：二元经济体系 郎咸平 三足鼎立之间的博弈
为什么股指涨到6000点，很多股民还是不赚钱？
为什么宏观调控下的A股、房地产价格、以至CPI指数均不降反升？
为什么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老百姓依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孩子，甚至不敢想年迈之后的事情，依然怨声载道？
为什么中西部大量的田园荒芜没人耕种，偏远农村的人都在拥挤的都市中做游子，却将年迈的老人与弱小的孩子在家中？
为什么义务教育与大学扩招给每个人都扫了盲，让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却终究面临工作无着落，成为让人唾弃的啃老族？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那个在1954年，在经济学界诞生的“二元经济体系”理论似乎可以解决这一切。
从W·Arthur Lewis以简明的模型奠立了劳动力过剩型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后来学者多遵此道。费一拉尼斯干脆把二元经济定义为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并存。乔根森二元模型，否定了农业零边际生产率学说，并更加注意农业剩余，凯利的二元模型，就更加注重外生的技术变量了。这些都是把工业与农业作为“二元经济体系”划分的标准。
后来中国的学者将这一理论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结合，并分析出政府政策和固有体制长期运做积累形成的城乡结构、资金市场、商品市场、区域结构等“四重二元社会结构”。这套理论很有道理，但也很难用三言两语说完，本人不是经济学者，所以，还是看郎咸平教授通俗的理论吧。
郎教授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二元经济体系”， 以郎教授的中国的“二元经济体系”论，地方政府与大型国企以及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是热，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领域热，而民营企业是冷、制造业冷。在此状况下，出现了政府对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自身的资金逆流转，冷者更冷，热者更热，中国经济就处于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境地，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是同时过热，同时过冷。社会资源重点投向与建设有关的部门，比如地产、钢铁、水泥、金融等行业，与建设有关的部门过热，而其他与建设无关的部门都偏冷。
“二元经济体系”的两个特征就是宏观调控会失效，通货膨胀会产生。因为任何宏观调控措施都会打击到过冷的民营企业，那会造成民营企业家更不想干，而是把资金转到过热的部门，包括楼市和股市。股指是受大盘股拉动，而大盘股就是那些与建设有关的行业。
郎教授认为，造成地产泡沫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恶化，挤压出大量虚拟资金进入楼市；第二是腐败黑金进入；第三是国际热钱进一步推动；第四才是老百姓真正购房的钱。目前这个政策所针对的是最不重要的第四笔资金，也就是老百姓的钱，因此对于房价的影响力有是有，但肯定是收效不如预期。一旦形成这种虚拟资金， 立刻产生三大奇怪的特色：第一不可监管，第二，不可控制，第三，不可预测。打到哪里，哪里就有泡沫。
在CPI越来越高得离谱的情况下，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们直觉地认为那是经济过热所导致的，而经济过热的指标搜集总是来源于那些已经过热的侧面。所以，当百姓越来越怨声载道的状况与和谐社会的口号违背，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友好的国际形象，似乎除了用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之外，也没有别的“退烧药方”。
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民营企业“不干了”的结果，这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做实业，更没有人愿意从事制造业。甚至将这甚至以前养猪的都开始炒房子了，因为养猪面临进口饲料的涨价与“蓝耳病”，大猪死了没有小猪，成为“后继无猪”的局面。房、股、黄金等等能炒的都在炒。所以名牌制造业关闭工厂转而投资并炒做房地产，实力弱的卖几套准备升值，而实力强的索性就买一块地皮而做开发商了，毕竟房子与地皮是坐等就可以升值的，不像制造业或自己从事别的生意，操心费力、担心受怕，甚至反而要赔钱。由此就出现了地产行业的“海尔现象”之类的“一叶知秋”。
郎教授认为最大的制造国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因为价值产业链中最低端，带来污染、破坏环境，剥削劳工的加工贸易都出现在中国，而上自软件与设计、下至渠道与终端等都控制在美国人手上。而错误地将中国定位在“制造大国”，所以才制订出一系列错误的决策。
由是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改革。在郎教授的理论体系中，中国的制造业不需要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在高校扩招之后，毕业的学生就面临失业。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来自美国，就业出路在于外企，那些应投而不能投的资金就是虚拟资金。当教科书是由美国人制订的，就业出路也必须进入外企才能够发挥所长，那么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在为老外培养人才。因为宏观经济学的灵魂是美国的“一元经济环境”，灵魂是无法学的。所以货币政策就会有显著效果。
中国经济指标取样不是从低端的制造业与民间经济，而是来自房地产、股票投资等已经热得不能再热的领域，所以就会出现经济过热的误解，而针对这，往往就会采取紧缩型的货币政策。而郎教授悲观地认为，这将出现全面爆发并失控的通货膨胀。
郎教授的这一理论无疑是从拯救中国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并足以危言耸听并达到“微言大义”了。
在此基础上本人还是想起了本人提出的“三足鼎立”的理论。
笔者认为，此“二元经济体系”的理论仅仅描述了国资与民营之间的微妙关系，而目前中国已经与国际经济社会融合到一体而难以分开了。
中国当前的房价是中国人觉得高，外国人觉得低。
当三足鼎立的时候，总是有一方要联合另一方先行对付第三方，灭了一个对手之后，再与唯一剩下的对手针锋对垒的。在三足鼎立的状况下，中国国资一面要面对民营经济对国有资产的“吞噬”，还要面对资本和产业在文化入侵的基础上的夹攻， 说到底还是攘外与安内的问题。
虽然在本文开始的那几个问题似乎都被郎教授的“二元经济理论”所解答，但本人认为，中国政策本质上面临的是为中国过热的经济退烧降温的问题，还是为中国过冷的民营经济助力驱寒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如下的三种未来哪种对中国民族利益有好处呢？
A：国资先联手外资，通过紧缩贷款、提高资本运作与市场运营成本、继续恶化国内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打压了民营之后再与外资对垒；
B：外资通过提高成本、断绝出口道路、抢占中国市场，然后通过低价收购方式联手民营，向国资政策的开放速度施加压力；
C：国资放开民营资本、缓解国内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并组建对外投资与贸易的共同战线方式联手民营，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与条件。
贾春宝
2008年3月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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