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07年末非农业人口总计79064万,其中东部35345万,占44.7%，其他情况见下表。自2002年末至2007年末,全国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总数估计为9000万,即2002年末中国非农业人口达到7亿。

日本学者皆川勇（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1）在其《中国人口问题》第六章“人口流动化和小城镇政策”中指出1982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为2.1亿，1987年增加至5亿，而农村人口从8亿减少到5.8亿。本人详细考察了皆川勇先生关于中国城市人口数据的真实性，认为其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只不过皆川勇先生所指的“城市人口”是指不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对象的人口，即非农业人口，而不管其是否住在农村，即使住在农村只要不从事以农业生产为生活手段、目的的人口都计为“城市人口”。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1987年非农业人口估计数字的最大值，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果以皆川勇先生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中国的非农业人口的规模是91019万，即占总人口的70%。

张五常先生认为中国的农业人口将减小到25%，据本人估计，如果中国能够不让人民币过快升值，企业运营总体成本能够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的话（即房价一定要降下来），到2015年左右，中国农业人口就可以降低到25%的水平。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本人非常赞同牛文元先生的观点，但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更多地掌握在地方手中，对于城市化而言，这些地方实权派有相当多的错误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严重影响中国城市化的正确方向。牛文元先生所著的《中国城市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系列中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只不过关于人口的数据很不准确，这也算是吹毛求疵吧。

表 1  2007年末中国各省区非农业人口

链接:《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访谈录

　　■解放军报记者　韦伟

　　牛文元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耶鲁大学讲席教授，全国政协委员。19 94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理论专著《持续发展导论》。2001年因研究“ 国家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被境外学界称为“牛氏指标” 。同年受联合国邀请，与其他39名国际科学家一道，为全球起草“新千年生态评价”的奠基式文本。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进一步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有关中国城市发展的报告———《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前不久问世。这本由中国市长协会主持，上百名专家参与共同研究撰写而成的报告，是一本城市发展的综合性专著。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认为，《报告》以浩瀚的资料，缜密的科学精神，战略的高度，创新的眼光，对中国城市化问题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描述，是中国50年来城市化道路的集大成之作。近日，该《报告》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教授就我国城市化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城市化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重要意义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城市具有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组织效应和辐射效应，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方式转变和文化方式转变的过程。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今后中国实施城镇化战略的核心。那么，城市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什么意义呢？

　　牛文元教授认为，中国城市化问题，不仅仅决定着4．6亿城市居民的福祉，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他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很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而中国城市化率不到38％。

　　衡量一个国家先进与否，城市化率是一个重要的标尺。城市聚集财富的能力，在程度、规模和速度上都要比农村大得多。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的情况如何？有近70％的人在农村，30％以上的人在城市。城市是很活跃的载体，有研究表明，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它本身创造的价值，如果要按所占面积相比，最小的比例是1∶50。也就是说，它一平方公里面积上所创造的财富，至少是没有聚集成城市时一平方公里面积上所创造财富的50倍。据统计，我国工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70％、税收的80％都来自城市。这说明城市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如果我国70％的农民不能转变生产方式的话，那么又怎么能按十六大提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20 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曾说，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城市化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农民的收入和生活，非常重视农村问题。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阻碍国家现代化实现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牛文元教授认为，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在于实施城市化战略。

　　他说，假如农民每年的收入不许任何人去动，所有收入全部都归农民自己，即使这样，就现在农村的情况而言，农民也富不起来，不可能和城市居民相比。为什么？因为农民针对的生产对象、使用的生产手段和所具有的生产能力就那么高。要想让农民富起来，必须要提升农民创造财富的能力。那用什么办法呢？就是提高聚集财富的能力，把农民变成城市居民。

　　城市化就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的过程。从发展的规律来看，在将现有农村人口从占全国总人口约70％的份额降低到不足30％的时候，农村的土地才有可能实行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这样农产品的成本才会大大降低，农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的比例才能大大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才能大幅度得到改进。那时候农民的概念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才有可能达到与城市人口相等或相近的水平，只有此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施城市化战略才能够最终完成。

　　牛文元教授强调说，当然，把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并不是简单地把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农民就是城市居民了。最关键、最本质的是使农民具备能够吸纳更多财富、创造更多财富的能力，即提高他们的素质。没有素质的提高，农民即使去掉了农村户口的身份，到了城市里也富不起来，也将是城市的贫困阶层。

　　城市化还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社会公平对于社会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国家怎么才能保持稳定？它有一个特征，就是中产阶层的人数要占社会总人口的80％左右，百分之十几的人超富裕，可以通过征税的办法，使这部分人的收入得到社会调节，只剩5％左右的人比较贫困，可以得到全社会的充分相助，此时整个社会的结构像一个橄榄，两头小中间大。占社会总人口80％左右的人生活起来心情舒畅，政策推行也比较容易，社会就比较稳定了。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城市化。可见，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城市化，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我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城市化　必须走出认识上的三大“误区”

　　有资料显示，50年前，中国设市城市仅136个，建制镇5400多个，城镇人口5 700多万。现在，中国设市城市已达664个（截至2001年末），建制镇20000多个，城镇总人口超过4．8亿。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周围发展一批城市群，这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形势下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辐射和聚集功能的一种体现。今天，在我国东部沿海出现了像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城市群。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展，在中西部地区也必然会出现一批区域中心城市。

　　牛文元教授说，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区域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有预测表明，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11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1200万农民转为城市人口。城市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日益凸显出来。

　　他认为，我国城市化必须走出认识上的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城市是一个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集中的区域，会引发城市管理、交通、环境以及市民生活不便等问题，这就是所谓的 “城市病”的问题。但是，世界发展规律和我国50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我国在现阶段城市的大力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畏惧“城市病”的产生，而不去加速城市化的进程。这正如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一样，既不能害怕由于发展而引发生态环境问题，也不能为了单纯保护生态环境而不顾及发展。我们不能因为可能产生“城市病”而不去发展城市，当然，也必须在城市大力发展的情况下正视 “城市病”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必须建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 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城市实际上是一个体系，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得到合理的发展。我国的城市体系，尤其是我国的大城市与世界发达国家进行全面比较之后，可以反映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世界平均低5个百分点，比中收入国家低1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21个百分点。中国大城市的规模明显地低于世界水平，尤其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导致了像上海、北京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比重也处于较低的水平。例如：东京的 G D P占日本全国的18．6％，伦敦的 G D P占英国全国的17．0％，汉城的 G D P占韩国全国的26．0％，而北京的 G D P占全国的比重只有2．5％，上海的 G D P占全国的比重也只有4．6％。统计表明，上海的 G D P总量是香港的1／4，仅为东京的1／20。以上的对比使我们看出，中国城市体系的不协调，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都偏小的现象，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是很大的。

　　第三个误区是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城市化必须考虑到地理基础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差异很大的国家，城市的发展应根据其自然条件和经济特点，逐步建立各具特色的城市体系，形成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的城市规模结构。同时，城市化建设要力戒形式主义。

　　牛文元教授认为，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诸多挑战，但是必须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方针不动摇，以城市的大发展，去化解城市面临的大挑战。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国城市化的战略目标应该是，用5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国的城市化率从现在的38％提高到75％以上，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大、中、小城市体系。

（解放军报 2003年01月13日 第9版）   

解放军报社  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电话:010-68529647)

Copyright 2000 Pladaily All right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