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2008），网友“北方的风”兄在凯迪网络给我发来短信，言我的名字竟然上了某网站的一个极左份子“黑名单”。这我倒没觉惊讶。至于说“我们”和“他们”之类，其实“我们”和“他们”不管是从利益还是身份都是同一的。因此，我当即请“北方的风”兄放心。我不管是在报刊还是在网络，所说所写，其实都是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拿来公开讨论、公开言说的。至于极左份子如何理解，我则无法左右。因此，到后来，当北方兄再发来的信息，我都没有打开看的欲望了：很多观念不是一两个短信可以说清，也不是一两百字可以讨论出结果的。

    后来，我又想起现在“两会”在即，有所谓“网络政治”一词，赞扬网民通过网络就国家大事、突发事件发表意见的壮举，这已表明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进步。而一些人还在人为地划线，甚至污陷却是一个现实。因此，这个“插曲”可能不仅是我个人之事，对于网络言论可能都有着普遍性意义。因此，我就打算在这专门写篇文章，使我们的讨论“拿到桌面上”来谈：一可表明我的心迹；另则通过讨论，聚思广益，可能还更有意义一些。

 

一、两对概念：极左、极右与改良、革命

 

    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同意“反右运动”的，他只是否定了毛的“扩大化”。毛泽东曾说过：“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所谓“一娘生九子，九子九条心”。要一个数亿的“人群”，象军队一样整齐划一，全变成左、右或是中是不可能的。其实，“左中右”也象事物的矛盾一样，本就蕴含在社会实际当中，以此作为“反右”的依据，确实是离谱得近乎荒唐了。因此，左右的分法，欠缺严密性，只有“极左”和“极右”才具有相对意义。

    而“极左”、“极右”与改良、革命，这两对概念在“改革时期”和“文革时期”有较大的区别，而且错综复杂。但却对我们的分析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在文革时期，所谓“革命”就是指极左，所谓“革命”不过就是折腾。让人不得安生，让农民饭吃，让工人没有衣穿。通过这些折腾，使大家完全由着毛“六亿神州顺着摇”。那么，文革时期的什么叫“改良”呢？在文革中“改良派”就是“走资派”。这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在“论水滸”中，又有更新的论述，那就是改良派就是“投降派”。而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继续革命，就是要与这投降派作斗争。“刘邓路线”与毛主席自己的”无产阶级路线“，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再来看，在改革时代是“改良”，还是“革命”两个概念：“改良”有着一个共同的含义，那就是：就是逐步地改革。但因为认知不同，对“改良”又有着两种走向：一种认为“民主科学”是改革的方向，那么就得向“民主科学”方向走，这就是过去的所谓“刘邓路线”；一种是认为社会问题还是阶级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那么就得向“文革”的方向走。这也即是现在的“文革极左派路线”。同时，“革命”，也有着一种新的含义，也即是回复到原有的含义：那就是推倒重来，重新建立一个他们认为更好的社会。

    在清末，一些有志之士，想通过“改良”，而达到国家强盛，江山永固；而“革命派”的孙中山，则想推倒重来，建立民国。而清末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则肆意拖延着改革。她向全国发表讲话，并派六大臣到各国考察政治，定了以十一年为期“预行宪政”。当时的孙中山已看出了其中的伎俩，事实上却是心中暗喜。最后清到民国的历史，就已经很明白了，那就是“革命追上了改良”，最终是改天换地，建立了民国。

    现在就可以很明确了，在“革命”和“改良”之下，改革时代的“极左”与“极右”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1、极左派：

    他们看到的是各地的穷苦的下岗工人，无官不贪的现实。只有当大家都贫穷的时候，人的心才是纯洁的；只有时时背语录，早请求晚汇报，人民才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就更易于管制。只有每天背语录歌，跳忠字舞，就是对他们的党的忠诚，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就是对党的崇拜。在他们眼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已经被改革路线所打倒了，因此只有推翻这种资产阶级错误路线才是出路。他们也“革命”：他们要的是“改革者”（“走资派”）的命。所谓“你死我活”，针对的是共产党内的“改革者”（“走资派”）个人和群体。这些极左份子一旦上台，必然要把一大批现在的共产党内的改革者打成“牛鬼蛇神”，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们同样会称他们是“革命”的，但其性质上却是改良的，还是属于他们党内的斗争。

    2、极右派：

    和极左派一样，他们同样看到了穷苦的下岗工人，无官不贪的现实。但是，他们采取的态度是“改革”的，但却是寻求根本变革的“革命者”的道路。那就是创立一个新制度，甚至不惜推倒重来，建立新中国。他们喊的多是“废除一党专制”之类的口号。

    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既对极左份子怀有严重的戒心，并多次提出“防右，更重要的是防止左”。因为在极左的时代，他们同样是被极左份子当作敌人来看待的，毫无疑问，还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是，邓小平先生同样担心“右”。因此他不否定“反右”运动，只是承认其只是程度上的“扩大化”的问题。他说，当时和现在的一些极右派份子，“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就是不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

    极左、极右与“改良”、革命，这些概念分清楚了，就不难理解社会的一些状况了：

    极左派，虽然令改革派感到威胁，特别是人身的威胁，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威胁，但是他们毕竟是党内斗争，是路线的争议。因此现在尽管改革了三十年，极左的势力、极左份子往往可以肆行无忌。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教育部近期严重违背了《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几个重大问题的决议》和十七大吸取文革教训的精神，竟然敢于在国内公开推行“文革样板戏”的原因。

    也更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往往是“做得说不得”的原因。改革本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新的过程。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不可能随着人的意志而转移。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问题不断地暴露出来。改革进入“深水区”，按照历史的必然规律发展，这也同样是不可能随着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作为共产党内的改革者，他们却不得不与“极右份子”划清界限。因此，极右份子因此成为同样受到“改革者”的严厉打击。因此，虽然自胡温执政以来，以文字，以言论治罪的案件有所减少，但却并没有绝迹。

 

二、我的态度：我并非“右派”，更非“革命者”

 

    这些概念搞清楚了，我就能很顺利地表明我的定位：如果有“左中右”三个选项，我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而是“持中”：

    ——我最清楚“极左份子”，所要的“文革”到底是什么货色！

    ——我也最清楚“极右份子”，重建“新中国”有多少斤两！

    文革时期，不仅是共产党内，就是国民所受的困苦，所经受的恐怖，我都能清楚记得。在文革时期，有过多少无辜的死难者，有多少家庭为之破裂。有多少民族千万年积淀的文化无端摧毁。文革被称为旷古少见之浩劫，确实一点也不过份。

    而“极右份子”所要的国家，我也很清楚中国的历史。我理解的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任何想跳过一个阶段就想一步登天都是幻想。

    为什么？

    最重要的是通过“革命”（改朝换代）的手段，只由一个极权走向另一个极权，从一个专制走向另一个专制。如果再折腾，消耗的只能是国家民族的元气，所谓存，百姓苦，变，百姓更苦。

    但是，我也反对自然主义的“文化决定论”者。

    “文化决定论者”所说的“文化”，不过是把一些“文化知识”之中的“文化”和“社会道德”和个人修养结合起来和“政治文化”中的“文化”概念，作了偷换概念的混淆罢了。“文化决定论者”的终极理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是完全同一的。

    在我心里，真正处于决定意义的就是政治体制。但是政治体制，需要有一个不断改革，不断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也无法超越。如果突然地切断这个过程，不但走不了捷径，还会阻断这个进化进程。而再要重复一个社会稳定的过程，再重新开始进化。

    在历史上，试图超越者可谓成千上万，历朝历代的农民运动，不过都是为了改革这种现状而进行的努力而已。而最近的一次典型就是清末的“革命追上改良”的国民革命了。但是，从国民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带来的不过是近百年来，数亿生灵的涂炭，民族文化的浩劫和财富积累的洗劫。而其终极结果，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

    要使社会进步，就在于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下，社会各种力量的不断冲突，不断的磨砺。不断地改造才是出路。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不断的改革才是出路。

    ——这也就是我在对“北方的风”兄短信的回复中，提出的“除了改革，其他都是歪门邪道”的内涵所在。

 

三、我希望做一个尽责的公民和负责的国民

 

    那么，我平时不管是在报刊还是在网络，怎么会如此激烈地批判现实，这到底是不是我在反对某个党派，反某个人，反对某个主义呢？

    ——其实是：非也！

    我无党无派，而且也打算永远这么无党无派下去。

    在政治信仰上，我象对待宗教一样认真。我曾撰文讲过我准备写入党申请书前彻夜的思想煎熬，也写过我接触基督教的“受洗”前的彻夜不眠。而这种认真，使我最后都选择了放弃。我不信的东西，我绝不勉强自己相信。人的生命只不过短短百年，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违背自己的意愿来迎合，甚至仅仅是为了摄取。我的双手和我的头脑已经足够让我过上平凡、充实甚至是富足的生活，我又何必强求自己呢？

    但是，我也并不反对人们入党和入教——这也是我的态度！

    没有政治信仰，没有宗教取向，但却并不妨碍我期望祖国进步，国家民族发展的目标。

    我的这个愿望，来自于我身在其中。没有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兴旺，我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超然的心境。如果是在文革时代，我不喊万岁都成了无法容忍的罪行；我一个不小心，把主席像给打碎了，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反对极左份子、反对文革是我的喜好也是我的责任。

    我虽然知道，对当今的人民公仆我没有选择权。但我也不会“逢官必反”，而从来就是“有赞有弹”。因为不管是什么社会，好官、清官永远值得钦佩、值得赞颂、值得表扬。为此我写了众多的文章赞美他们，比如《不要让好官员里外不是人》、《深圳洛阳公仆见义勇为可敬可佩》、《2003年中的任仲夷》等等发表在报刊和网络上，甚至还被一些网友斥为“五毛”。但对贪官、危害人民的坏官，我同样无法容忍。因此，在这十几年中，不管是非典时期、孙志刚事件，还是现在的“很黄很暴力事件”、“文革样板戏事件”，我从来都是一如既往地猛烈批评，无情揭露。

    但正如我对“北方的风”网友所说，我自己有自己的尺度，我期望国家进步，民族昌盛，我只是尽我作为一个民族的国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本份。我所说的，我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也即是可以公开谈论。根本就不需要偷偷摸摸，根本就不需要遮遮掩掩。

    我的目的，只是促进社会进步，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公民，一个国民的义务。

    ——这些话似乎是套话，其实却是我的肺腑之言。

 

四、如果这个国家不值得我爱，我会选择逃离，而绝不会螂臂挡车

 

    那么，我有没有底线？当然有！

    如果这个国家变得很乱、无法无天，贪官污吏，不可收拾；如果这个国家谁抓住了枪，谁就是霸王；如果这个国家永远也不进步，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我作为一个芸芸众生的一滴水分子，我将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

    当然，作为害人者，他们同样也不会好过。乱世，对于所有人，从来都是“公平”的。历史对一个民族的惩罚，从来就没有“我们”和“他们”，而只有“我们”。象文革时期一样，“我们”苦，文革极左份子同样苦。在文革中那些害人的人，从来是害人害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结果。他们同样的缺衣少食，和全国人民一样受苦受难。造反派打别人，结果他们也往往最后被抛弃。很多害人的人同样被人打倒，然后同样也被踏上一只脚。

    最近几年，在胡温体制之下，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生活生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确实感到欣喜和兴奋。我感到中国还是有可能成为现代国家的，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们的体制事实上与文革时没有本质区别，即使是进行了大部制改革，也不过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而已。只要哪天文革份子占了上风，只要哪天文革份子窃据了高位，我们国家同样无法避免地走向动乱，同样不可能靠我们的体制来避免灾难！

    不过，请放心！当这个国家很难活人，灾害、特别是人为的灾难爆发的时候，我只会选择逃离。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离开这个祖国，而绝不会站出来作出丝毫的反抗。因为，以我个人之力不可能挽回，我当然不会螂臂挡车。作为个人，我是弱小的，就如一滴水中的一个水分子。

    我爱国，因为我生活在这片国土；我爱国，才企望国家进步；我爱国，才会批判现实中的一切不平等和不公义；而我之所以敢站出来，就是因为我现在还能看到这个民族还有崛起的希望！

    但是，我是我自己。我的父母赐予了我生命，而我的幸福得靠自己来创造。我不可能选择我的生命，也无权选择我生命的毁灭。但是，我却可以选择我的民族、选择我生活的国家。因此，如果真的到了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我只会选择逃离，会选择永远离开这个国家，寻觅我新的祖国。

    我这不是懦弱，而是明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是场灾难。对于个人来说，这正是一个重新选择乐土的理由！

    不知我这样的回答，“北方的风”兄是否满意？

 

（20080301初稿，0302一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