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月刊6月号刊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弗里德里克·吴的一篇文章，题为《香港受阻碍的发展》，全文如下：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在下个月迎来回归10周年纪念，香港政府和工商界领导人毫无疑问将会进行许多自我庆贺式的活动，毕竟，他们的资本主义天堂并没有像《财富》杂志在1995年过早预测的那样，在共产主义大陆的重压之下陷入“全球逆流”之中。相反，根据香港政府的最新宣传论调，香港终将会成为“亚洲世界之都”，而且其继续作为“通向中国及本地区其它地方的门户的地位将无法撼动。”
虽然这种虚张声势可能是为了鼓舞士气，因为香港的经济刚从这个10年的前半段的萧条期中恢复过来，但这也无意中反映出了香港工商界和政界精英们的鸵鸟心理——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忘了香港眼下将要面对的竞争威胁。近来逐步出现的一些趋势表明，在今后10年，香港自诩的这种地位可能会受到来自大陆的一些雄心勃勃的“姐妹”城市的真正而迫切的威胁。
以转口贸易和物流商业为例。中国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里，香港在这一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并逐渐成为大陆进出口的首要转口中心。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数字，大陆1．8万亿美元的对外贸易中的1／4都是经香港转口的，而香港再出口中的60％多——再出口占了香港总出口额的96％——都是来自或是运往大陆。然而最近几年来，居高不下的成本，加上大陆港口的飞速发展使得
香港正渐渐失去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香港的集装箱码头运营费比深圳多出了一半。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香港货柜码头商会最近坦率地承认“成本上的差别使得香港的确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该商会还警告说，如果不采取降低成本的挽救措施，“香港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会放慢甚至停滞。”
与此同时，以上海和深圳为代表的大陆港口已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计划，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成为集装箱船只进出中国的运输枢纽。上海坐拥经济飞速发展的长三角地区出海口，市政府通过建设庞大的洋山深水港，正在力争将上海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上海港的发展如此之迅速，以至于到了2007年的第一季度，它就完成了里程碑式的跨越——超过香港成为排在新加坡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繁忙的港口。与一年前的同期相比，上海港的集装箱处理能力增长了28％达到588万标准箱，而香港同期增长仅为2．3％，吞吐量为550万标准箱。业内分析人士预测，上海“到年底仍将保持在香港前面。”同样的，一心想在珠江三角洲国际转运业分一杯羹的深圳也在蛇口、赤湾和大铲湾开始了集装箱码头扩建计划。与去年同期相比，深圳的总吞吐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8．2％达到426万标准箱。对此，香港付货人委员会悲观地预测，“深圳明年将会超过香港成为(世界)第三大港口。”
在金融服务方面，香港金融管理局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香港作为大陆公司筹资中心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大体上来说，直到最近情况也确实是这样，但这几年，中国大陆的公司也开始更多地从纽约、伦敦和新加坡等海外证券市场筹集资金。
眼下，由于上海和深圳股市在低迷多年之后突然焕发了活力，民众储蓄的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国内市场对中国公司的吸引力也骤然大增。中国股市的惊险增速在
为了给相对还不太成熟的两大国内股市增加更多的宽度和深度，中国证监会从4月中旬开始，要求大陆绝大部分首次发行股票的大型公司都必须先在上海或深圳上市，然后才能获准在香港发行H股。虽然证监会的最新举措目的在于增加更多优质股来满足大陆投资者，同时调动起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资金，而并不是要打击香港的筹资优势，但这项政策很可能会使在香港上市的大陆公司数量骤然下降。这不仅对香港证交所来说是个肯定的坏消息，它还使许多依赖H股获得包销收入的国际投资银行受到了影响。去年，59家在香港首次上市的公司筹得了415亿美元，其中的386亿美元(93％)来自41家大陆公司。
证监会的举措已经使香港损失了不少上市公司，其中包括上市规模达6亿美元的西部矿业公司，1．5亿美元的天津力神电池公司，以及2亿美元的重庆市商业银行。这三家企业今年都已转投上海股市。
鉴于香港损失的上市公司数量将会继续增加，普华永道公司最近预测，今年在香港首次上市的公司收益将陡然下降50％，仅为20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大陆股市的收益会上升50％，达到250亿美元。对于香港这种不利发展形势的后果，《金融时报》悲观地认为“(中国证监会)对于A股的偏爱将会加快颠覆香港作为大中国区域首次公开上市中心的地位。”
最后一个，但也是一样重要的香港必须要面临的挑战是，它作为跨国公司监管大中国／亚太区域业务的地区总部首选地点的传统竞争优势正被无情地削弱。香港作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首选地的传统优势目前面临三个方面的威胁：首先，这里昂贵的运营成本经常是大陆发达城市的两倍，其次，香港的空气污染程度已经直逼北京和上海，最后，中国大陆的“姐妹”城市也在积极运作，希望从这一诱人的商务领域分一杯羹。在香港做生意的高成本，包括办公场所租金和员工工资等，一直是外国公司抱怨最多的在这里开展业务的障碍。
此外，香港越来越差的空气质量也不能不提。《金融时报》已经把它列为“香港的一个很大威胁”，因为“污染很有可能赶跑外国投资和公司老板。”它还警告说，作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落脚地，香港的“优势正在被空气质量的阴霾所掩盖。”香港的官员们当然在竭力淡化他们城市的这一不利方面。然而，正如《财富》杂志所说，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各项成本要低得多，“如果香港的污染跟大陆一样严
重，为什么不搬到北京去呢?”
香港投资推广署的最新年度调查显示，目前有1200多家外国公司的地区总部设在香港。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因为这项调查依据的是参与公司的自我申报，而没有一些客观的量化标准来评估这些机构到底负担起了多少地区职能。
不管香港自报的数据看起来有多么惊人，跨国公司还是越来越喜欢把地区总部迁到北京、上海甚至广州，因为这三个城市(加上商务部)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慷慨诱人的措施来吸引跨国大公司，例如税收的减免、分销和进出口的特权、以及更宽松的市场准入。阿尔卡特、通用电气和联合利华等公司是首批将大中华／亚太地区总部设在上海的跨国公司，埃克森-美孚、柯达、霍尼韦尔以及强生等公司也紧
随其后。
据报道，过去几年来，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富士施乐、通用汽车、固特异等在内许多跨国公司都把他们在香港或新加坡的地区总部搬到了内地城市。到2006年底，有154家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设在了上海，有181家设在了北京。作为一种新的趋势，这些数字并不大，随着广州、南京、天津等有希望的中国城市纷纷加入这一行列，这些数字肯定会飞快地增长——而香港无疑将是这种发展趋势中的牺牲
品。
在这些更有活力、雄心、干劲甚至远见的大陆城市的竞争面前，香港的政界和商界领袖有没有足够的机敏和智慧来挽救香港的相对衰落?迄今为止，主导香港经济的政府和大企业还都在依赖一些抢眼的公关口号，而没有明确可靠的应对策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经常说，他的政府的任务就是要把“香港提升为东亚时区的纽约或伦敦。”但是很显然，如果香港继续维持现在的状态，而缺少明确连贯的战略路线图来保持它最重要的品牌形象，那么曾荫权所追求的目标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对于过去来自国际社会的批评，香港政府声称“不看好香港从来都是个错误”。这完全是在自吹自擂。我的看法正相反，从现在到2017年，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纽带的传统地位被大陆一线城市取代已是不可避免的、无情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