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月的死和她在下放期间所受到的性侵害，深深地触动了人们的心。尤其是那些有女儿还下放在农村的城市居民的父母们，更是寝食难安，纷纷从全城各处赶来凭吊这位不幸去世的秋月，一洒同情之泪。一时间，整个街道的交通为之堵塞。

到了当天下午，连警察也出动了，因为有人开始愤怒地向丁跃进的母亲和姐姐扔东西。更有人高呼：“血债血偿！”警察为了防止引起更大的骚乱，迅速将丁跃进的母亲和姐姐带离了丁家。

后来丁跃进的母亲因此被法院判决虐待致死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

这件事不但激发了居民对下放运动的不满，还激发了居民对下放运动的恐慌。很快，曲阿县就形成了一股退学热潮，目的是以退学来逃避下放。知达的二哥当时初中毕业刚要上高中，也被这股退学潮所包围，决定拒绝上高中。

这个办法究竟是谁想出来的，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所有退学的学生都相信这个办法可以有效逃避下放，自动放弃学习，在家当待业青年。当时政府是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曲阿县，只有高中毕业生才被纳入政府管制的动员下放对象的名单，如果只上到初中，或高中没有毕业，就不属于“知识青年”，可以逃避下放。为此，包括二哥在内的许多初中生，拒绝上完高中，宁愿成为没有知识的“非知识青年”。国人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在最革命的文革时代也同样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学校的老师上门来做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去上高中，劝说他们目光要看远一点，文化太低将来是要吃亏的，但是二哥和他的不想继续上学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与其被赶去农村种田，他们宁愿选择没有知识。知达的父母都是老师，自然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也苦口婆心地动员二哥去上高中，但是二哥依然坚决不答应，还说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做主。父母感受到大哥下放的痛苦和无奈，眼见劝说无效，也只好放任二哥不去上学。

知达家那条街道上，二哥他们那一届的同学几乎有一半人都没有去上高中，整天就在居委会办事处玩耍。那时候居委会还是很有权威，一些单位招工都是让居委会推荐。他们那一批人中不久就有一些人被服装厂招去了做学徒工。严格来说，他们都才十五六岁，还属于未成年人，工厂录用他们是违法招收童工。但是没有办法，工厂需要人，政府又不准工厂招应届高中毕业生，因为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属于下放对象，更不准招下放知青或农民，只好钻政策的空子，招收还没有成为下放对象的初中毕业的城市待业青年。年龄小一点，也就只好将就了，反正当时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没有人去追究这些。

现在许多人严厉批判今日中国的社会道德败坏，怀念毛主席的文革时代，说当年的人们如何纯洁，如何革命，其实这是一个大谎言，今日社会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都是文革时代撒下的种子，比如今天的严重腐败，在文革那样每天高喊革命口号的时代，同样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比如像居委会这样一个基层单位，同样存在着腐败现象，那就是无所不在的“走后门”。每当有招工指标的时候，让谁家的孩子去，都是居委会主任说了算。

所谓“走后门”或“开后门”，就是办什么事，都不是通过公开、公正、公平地堂堂正正地“走正门”，而是掌权者通过暗箱操作、私下交易，通过歪门邪道密门暗道去完成，也就是让权力为自己谋利，就是权力运用中的腐败。当时之所以腐败金额没有今天这么大，并不是当时的腐败者觉悟有多高，纯粹是由于当时腐败者所接触的资金太少，如果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金钱，他们的贪婪绝对不会逊色于今天的腐败者。“走后门”不只存在于城市，也普遍存在于农村，尤其在当时的知青回城或农转非等方面，“走后门”现象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就连李庆霖在给毛主席的告状信中都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控诉。

(未完待续)
2008-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