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发展经济的大战略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 余荣星
（一）
如何理解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灵丹妙药的问题
1、灵丹妙药不等于治愈率达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能治好就算是灵丹妙药了
我认为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虽然是通用，但这灵丹妙药的通用方法，并不一定是对所有区域的振兴作用达到百分之百，而是能够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区域振兴的话就算是很不错了。
2、灵丹妙药功效在于治病，而不是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人吃了后都能长出胳膊和腿来，但是随着今后水平的提高，那么有可能使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人装上灵光的腿和胳膊
——如果一个村地域小，又是在高山上，人民智力不高，文化素质很差，而且该村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负债累累，再加上资源贫乏，交通不便，那么对于这样的地方实施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必须依靠外力才行，如果只靠内力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它虽是灵丹妙药，但是在实施了以后可能达不到很好的效果，但肯定地说有一定的效果
如果一个区域确实是资源贫乏，交通不便，人民智力不高文化素质差，那么再加上这个区域人民的工业原始积累薄弱，那么对于这样的区域实施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首先是它没有实施的振兴区域经济的启动资金，所以无钱寸步难行，因此这个区域经济振兴需要靠外力的协助才行，如果不靠外力协助，那么实施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由于没有振兴区域经济的启动资金，所以象这样的地方实施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就不可能取得翻天覆地变化的效果，但是不管这么说，这个区域通过实施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建立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机制，因而肯定地说，实施不实施一定能收到效果。
打一个比方说，灵丹妙药功效在于治病，而不是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人吃了后都能长出胳膊和腿来，但是随着今后水平的提高，那么有可能使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人装上灵光的腿和胳膊。
（二）
一些经济发展战略概述
1、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与长江开发战略
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近十年间，既是开展长江开发大讨论，提出并确立长江开发战略的时期，也是邓小平集中论述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关系，缩小东西差距，形成系统完整的共同富裕构想的时期。因此，长江开发战略同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紧密相联，并在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中占重要位置。
解决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要有新思路。邓小平共富构想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也是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新思路。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是由我国自然历史原因和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东进沿海地区造成的。为了消除这种差别，新中国成立后，沿海与内地经济的分异、融合便在国家的干预下展开了。由于急于求成，加之国防安全和政治因素，我们长期强调东西部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在资金、设备、人才分配上，重内地轻沿海，人为地推动生产力布局大规模西移，尤其“三五”以后，把建设重点转移到内陆“三线”地区。这种“三线”建设，虽然对开发中西部资源，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区域的稳定和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是人为地抑制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使东部地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中，丧失了机遇，拉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二是国家对西部资源的开发与投入具有嵌入性特征，使现代大中型企业往往成为西部地区的一块“飞地”，使现代企业集聚形成的新工业城市，成为一座座封闭隔绝的“孤岛”，结果把东西矛盾转化为西部内地区间、城乡间矛盾，表面上缩小了东西差距，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距、东西矛盾的全面加剧和更加拉大。实践证明，这种办法，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办法，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办法，不论愿望多好，也是行不通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必须有新思路，用新办法代替老办法，在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平衡与不平衡发展上作出新的抉择。
于是，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然后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这一构想，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也是缩小东西差距，消除地区不平衡的新思路。
在邓小平的构想中，始终贯穿着两点基本思想：一是允许先富，鼓励先富，逐步实现均衡转变的思想；一是先进帮落后，先富带后富，照顾左邻右舍的思想。在这两点中，允许先富是基础和条件，照顾左右是保证和原则。这两点既突出反映在共富构想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上，也突出表现于共富构想的时序把握、空间方向及政策措施各方面之中。这既是邓小平共富构想的思想主线和本质特征，也是领会与把握共富构想，缩小东西差距的基本原则和关键。
从允许先富讲，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和落后。这种不平衡与落后，不仅使我国存在着巨大的东西差距，而且同世界发展存在着巨大差距。国内东西差距是地区间的局部差距，而同世界发展的差距是整体的差距，整体的落后。由于发展不平衡，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缩小同他们的差距，齐步走，一起上，这是不可能的。而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东部小西部大，发展东部比西部容易，发展西部不仅一时难于奏效，国家也无财力。因此，在发展选择上，先东后西显然是一条捷径，只有突出东部重点，增强沿海经济实力，打好东部这个基础，才能尽快增强国家实力，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有条件更好地帮助和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东西差距，摆脱贫穷，走向共同富裕。
从照顾左右讲，先富可能拉大差距，差距过大或拉大时间过长，都是不利的，必须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沟通东部与西部、先进与落后地区间的联系，防止差距拉大过度倾向。因此，坚持照顾左右是对先富带来差距拉大的限度的把握，意味着在重点突出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同时，要对东西部地区发展进行协调。只有认真研究广大中西部地区拥有的优势，找出有利发展条件，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保证中西部地区发挥巨大的后发性效应，赶上东部发达地区，实现共富目标；也只有照顾左右，才能使东西部间在发展中拉大的差距保持在适度范围之内，不至于富的愈富，穷的愈穷，导致两极分化，发生大的乱子。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经历了三个发展、完善的阶段，从两个方面展开：先富地区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拓展；照顾左右的方式由分散支援、组织经济协作区到沿边开放、沿海两头在外，再向确定长江开展战略转变。
长江开发战略，是在邓小平东西共富构想不断发展完善的深化过程中逐步提出与确立的，而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的深化过程，是以贯穿构想始终的允许先富与照顾左邻右舍这两个基本思想的空间演化为主线，以其在同一空间区域的融合统一、结为一体为标志的。总体上看，这一深化过程是从两方面展开的，即：先富地区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拓展；照顾左右方式由分散支援、组织经济协作区到沿边开放、沿海两头在外，再向确定战略扁担地区转变，逐步使这两方面在空间上不断接近、靠拢，并最终以在长江流域地域上的融合与统一为途径，以促使东西差距缩小，向共富转变。具体讲，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78年到1983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以共富构想形成为特征，以先富为主要内容，以先对外开放为标志。首先突出先富区重点，宣布同港澳台毗邻的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并确定经济特区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然后扩大到汕头、厦门两地。邓小平认为，这样“必然会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同时指出，西部地区还很困难，国家要给予帮助和物质上的支持，提出为了缩短差距，一定要艰苦创业，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但这一阶段，主要是先富问题，照顾左邻右舍问题处于次要地位，也很少涉及到长江问题。
2、从1983年到1988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共富构想发展时期，以先富地区拓展与寻求照顾左右途径为特征。这一时期，先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实践证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好办法。为此，邓小平提出“要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并于1984年扩大汕头、厦门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进一步扩大开放了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1987年后又决定成立海南省，实行比特区更加特殊的政策，作出了实施沿海战略的重大决策，这样使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区整个开放的新格局和先富地区北移的新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先富政策的成功，照顾左右的问题也逐步突出出来。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政策是共同富裕，是着眼于把中西部地区发展起来。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富的捷径。围绕这一思想，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并在“七五”计划中，正式提出了东中西三大地带关系，确定了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发展目标，此后又进一步确定了沿海战略要两头向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中西部让出市场的发展方向，同时作出了西部边境地区逐步扩大边贸的决定。在中央政策推动下，不仅大大改变了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局面，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东西部经济的结合与发展，使共富构想的两方面，在内容上和空间上比以前都大大丰富了、前进了。在内容上突出了先富与后富相互衔接与融合兼顾，并开始由输血式结合向造血式结合转变。在空间上提出了经济区不要局限在上海等地试点上，要扩大，要加快，重点要转向中部和长江中游沿江地区，说明长江流域开发建设问题，已引起邓小平的重视和关注。但总的看，这一阶段仍带有明显的过渡性，东西部共富构想仍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
3、1988年到1992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共富构想系统完善和成熟时期，以明确东西部发展均衡转变时机、确定允许先富与照顾左右两方面结合方式和结合地域为主要特征。关于东西部发展均衡转变时机的问题，1992年南巡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邓小平在共富时机的把握上，审时度势，完全成熟。在结合方式上，以前虽也讲东西对话，相互促进，但主要是强调对口支援和区内协作，仍然是东西分离条件下和一般意义上的梯度平推和纵向结合，没有突出东西结合的横向重点区问题。而这一时期，已由单方面考虑东部沿海地缘优势，转向地缘、人文优势并举，由梯度式平推转向横向重点区选择。邓小平注意到兼顾左右，只从东部先富区出发是不够的，只有在调动东西部两方面积极性、利用东西部两方面地缘优势的同时，突出东西结合的横向重点区，选择地缘、人文两种优势都具备的地区，作为发展重点，变东西梯度平推为横向交融结合，变简单地一对一输血式支援与区内协作为造血式开放性合作，才能更好地兼顾左右，实现共富。因此，随着我国全方位开放发展格局的形成，邓小平突出地提出了东西结合的横向重点区问题。1989年邓小平在同二野老同志的谈话中，意味深长地说，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是把两头吸引到中间来的扁担战略，是实现中央战略意图的反攻战略。这段讲话虽不是直接讲经济发展问题，但却直截了当地把如何实行东西结合的途径指了出来，就是选择一个一肩挑两头的战略扁担地区，把东西部有机地联结起来。此后，邓小平在总结共富构想和开放经验时，把这个战略扁担地区同长江流域开发建设问题直接联系起来。1990年及以前，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中多次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并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抓上海是大措施，三峡工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91年—1992年南巡时，他不仅特意把上海、湖北武汉作为巡视重点，而且反复强调上海和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非常惋惜地说，上海开发晚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那是一般化的。“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在邓小平这一思想引导下，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三峡工程上马、进一步开放沿江城市的决策，使东起上海，西至重庆，包括长江三角洲14个城市及长江中上游14个城市和8个地区，面积3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人口15％、社会总产值20％的整个沿江发达地区，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联结东西部的战略扁担区，成为实现东西部共富构想均衡转变的空间结合点和先行区，从而正式确立了长江开发战略的地位。长江流域地区是够格的先富区，是兼顾左右的最佳战略扁担区，也是促进东西均衡转变的重点先行区。确立长江开发战略意义巨大。
把长江流域地区，尤其沿江地区作为实现东西部共富的战略扁担地区，进而确立长江战略，其价值是巨大的。
首先，从条件看，长江流域地区是完全够格的先富区。历史上，长江流域以其优越的农耕自然条件，自晋唐以来就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区；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随着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加，形成了以沿海和长江为骨架的Ｔ型通商口岸体系，使沿海和长江逐步成为世界先进工业技术的接受地和我国近代工业的两大走廊；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工业沿江西移成渝和建国后的三线建设，进一步强化了以成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基础，使长江上游地区成为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的精华地和发达区，从而也使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成为首尾相连，一江贯通，可同沿海地区并驾齐驱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
其次，从区域比较看，长江流域地区是兼顾左右最佳的战略扁担地区。在全国可作为战略扁担的黄河—陇海沿线、珠江—南昆沿线及长江流域这三个地区中，唯有长江流域地区条件最佳，它地处全国中心腹地，东西横贯华东、华中、西南三大经济区，南北纵穿十多省区，既可提供东中西部经济耦合的地缘条件，又具备了南北文化交流合作的基础。同时，域内水网交汇黄淮珠海，铁、公、空交通延伸全国各地，具有总揽沿海与内地，南北与东西相互联系、相互开放、依存共生的特征，客观上为流域内和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担当起东西经济联动的战略扁担功能。
再次，从区内功能看，长江流域是促进东西均衡转变的重点先行地区。就总体说，长江流域地区经过40多年大规模建设，尤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无论发达与不发达地区，都处在工业化发展的新时期，上中下游、东中西部经济相济相生，十分活跃，同全国其他地区比，经济发展、市场发育、开放水平均相对领先，东西差异程度较小，已造成产业上下游置换、东西传递、城乡传递的优化态势。从资源结构看，长江流域是水资源的富集区，必将吸引缺水地区工业的近江转移和大耗水大耗能工业的沿江布局，从而有利于长江流域地区、尤其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长，形成资源重点投资区与加工业错位复归融合、产业分工合理、关联递进的优先区。随着浦东开发、三峡建设、沿江开放，加强了长江流域作为全国经济实现东西均衡转变先行区的地位。
2、夯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工程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前天闭幕了。这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教育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这次会议和国务院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基础教育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治本之策，对全面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进行了部署，绘制了我国“十五”期间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蓝图。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教育工作实践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必将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21世纪的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基础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奠基工程。切实重视基础教育，加快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是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跨入新的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世界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一个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可以引进，但国民素质是无法引进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只有把基础教育搞上去，才能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基础教育工作，努力提高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
“十五”期间，继续巩固和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仍然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发展义务教育的责任。要遵照有关教育的法律、规定，建立和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中央将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支持，同时各级政府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要将教师的管理包括工资管理上收到县，切实保证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为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建立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对财力不足、发放工资确有困难的县，要通过调整财政体制和上级政府增加转移支付的办法积极解决。要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严格审计和检查制度。同时要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校的危房改造和布局调整，不断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改进和加强德育工作，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转变教育思想，树立以育人为本的观念，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要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优化课程结构，调整课程门类，更新课程内容，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要加快考试评价和招生选拔制度改革，积极探索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考试评价办法。要完善教师教育体系，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培养一大批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起骨干、示范作用的优秀教师。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切实加强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领导，真正把基础教育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摆在优先地位，加大投入，保证其适度超前发展。党政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学校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及时帮助学校解决教育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社会各界都要关心支持基础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要紧密结合，为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吹响了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向新世纪迈进的进军号。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前景光辉灿烂，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奋发努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我国基础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工业化的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程度的提高，将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发展水平和制度安排的国家纳入到大致相同的竞争框架之中，因而使竞争出现非对称性。中国为了在这种非对称性竞争格局中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理性地选择战略，充分地利用和挖掘“复杂性动态优势”，从而有效地增强中国的综合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发挥导致全球竞争出现非对称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全球化规则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这就意味着这些领域活动规则的全球性统一，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的国家纳入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框架之中。这些规则虽然在一些特定问题上给发展中国家留出一定的缓冲时空和例外处理权，但总体上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受制于共同游戏规则的约束。这种共同规则使全球竞争出现了非对称性，发达国家具有绝对的综合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具有绝对综合劣势，就像将不同重量级的拳击选手混在一起比赛所形成的差别一样。
非对称性竞争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下述的几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和程度都存在很大差距：市场化广度和深度；企业家精神与洞察力；技术水平与技术开发能力；市场监控能力；资本存量与资本形成能力；近似垄断性的跨国公司数量与创新能力；市场信号反应能力；市场波动承受能力；市场规律的把握能力等。这些差距就表现为非对称性的竞争。
这种非对称性竞争格局的形成，是西方国家强制性地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背景下形成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对称性竞争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没有积聚起足够力量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时期内，一直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摆布；而为了使这种“摆布”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发展中国家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支持与合作，这又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依附于发达国家，使发展中国家自主控制经济波动的能力进一步降低，进而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人均产出与劳动生产率方面差距的扩大。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惟一出路，是制定行之有效的现代化战略。然而，随着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经济连续10多年的萎靡不振，韩国经济日趋失去竞争能力，什么是成功的或行之有效的战略已经模糊不清。因此，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必须从全球化新背景下的工业化战略的特质出发，按照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理论与逻辑，确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战略。
基于上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非对称性竞争的格局，中国要缩短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距，必须使微观行为主体具有强烈的创新动机，具有充足的可利用的创新所必需的投入要素和强大的吸收、消化与生成经济全球化收益的能力，具有十分有利的创新环境和条件。基于这些考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至少应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完备的自组织性机制。所谓自组织性机制就是微观行为主体能够在环境变量的作用下自我运转以及在这种自我运转中各微观行为主体能够形成相互促进和相互激发的机制。显然，这种机制是充满竞争的，同时又是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的，是一种有生有灭的机制。其中的环境变量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效用”（包括收益、荣誉、生活质量、社会地位以及成就感、幸福感等）和激励结构与取向。自组织性机制有三个优点：一是它能够使微观行为主体的创新动机内生化；二是可以节约监督、考核等交易费用；三是提供更多的创新机会。
（2）塑造微观行为主体具有自组织特性的有效方式。根据现代非平衡理论，自组织系统的形成依赖于组成系统的元素的性质，只有具备一定特性的个体才能形成自组织系统。为了使微观行为主体具有形成自组织系统的特性，必须进行深入的体制改革，包括行政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的改革，使微观行为主体既成为对环境变量敏感的主体，又成为能够相互激发和促进的主体。
（3）强化对关键性个体的激发和关键性项目支持，提高系统的自组织动力。根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战略的细致化特征，在实施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的同时，重点激发和支持具有“领头羊”作用的个体和项目，是工业化战略成功的关键。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项目性政策往往比产业或行业性政策更有效。强调资本如何配置的政策比强调资本积累的政策更有效，强调学习能力比强调学到什么更有效，显然，这要求强调对个体的激发和对特定项目的支持。激发和支持的原则应以“扩散性外部性”效果为准则，以填补自组织系统中关键要素的缺位为核心。通过对关键性个体和项目的激发与支持，使自组织系统形成更大的协同力量，带动和激发其他个体和项目的发展，从而更多地获取全球化的收益。
（4）资源性投入应以该投入所能形成的涨落力大小与持续期间为基础和标准。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资本短缺，因此政府的公共投入必须能够形成强大的涨落力并具有较长的持续期间。目前，中国最需要调整的资源性投入是R&D领域的投入。因为，中国的企业刚刚步入市场，学习能力比较低，要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只靠企业自身的自然积累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我们可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系列实践。
（5）强化微观行为主体间的既竞争又合作的非线性互动关系。具有不同性质的微观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资源优势。若将这些资源优势整合在一起，既可以在很少的投入下获得十分可观的产出，特别是作为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产出，又可以强化社会运转的自组织特性。虽然微观行为主体在运转过程中能够自发地形成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非线性关系，但由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的存在，这种关系的自发形成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若政府作为一个酶化者和催化者（但绝不是命令者）出现，对于这种既竞争又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4、长春市研讨跨越式发展战略问题
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举办的“跨越式发展战略理论研讨会”最近在长春市召开，与会者对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
与会者指出，综观二十一世纪初期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大格局、大趋势，加快发展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从国际看，一是科技革命快速发展，正在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三是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促使传统产业发生变革，高科技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从国内看，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发展环境、发展模式、发展任务等都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由过去的资源、供给约束为主转向市场需求约束为主，结构调整由过去的适应性调整为主转向以促进结构优化升级为目的的战略性调整为主，经济增长方式由单纯追求数量、粗放经营为主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集约经营为主。二是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深层次推进，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三是我国加入WTO后，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此外，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新旧体制碰撞产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渐显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拘泥于老的工作路数，老的工作方式，没有创新，只能裹足不前。因此，应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与会者认为，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应抓住机遇，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要乘势而上，又不能急于求成，贪大图快。要从实际出发，放眼长远，立足当前，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作。跨越式发展战略应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走“跨越式”与“可持续”并举、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共同振兴的发展道路。“十五”期间长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推进和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主题，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与会者认为，把这个指导思想落实到实践中，当前应在五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培育壮大主导产业，提升产业层次；二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加快发展开发区经济，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四是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质量，构筑新的增长点；五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
5、山区综合开发是个大战略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能够称得上“大战略”的举动并不是很多。
所谓“大战略”，必须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大局具有重大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战略措施。比如开放沿海14个城市、设立深圳特区、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等等，这些重大战略措施对我国每一个时期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影响了全局。
山区开发为什么也是一个大战略？这首先得从我国的国情说起。我国的国情是什么？人口多、国家大、底子薄；东西有差距，城乡有差距；农村人口多，多数地方生产方式落后；原始生产方式和高科技、现代化生产方式并存；居民收入水平低，尤其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差距大；还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诸如此类，说起来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然而，无论说到哪一点上，中国的国情恐怕都和一个基本事实有关：即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所有这些问题差不多都和山有关系。
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也有较为贫困的西北部山区。所谓中西部地区，主要是山区。我国山区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69％，只有30％的面积是平原、河流、湖泊等。全国有56％的人口生活在山区，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这意味着我国山区居民有六七亿。
大范围山区的存在，不仅带来了我国地理状况的多样性，更增添了我国基本国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加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艰巨性和不平衡性。大山阻碍了交通，阻碍了信息的交流和传播，阻碍了经济社会整体性的交流和互融。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更给许多山区群众生产生活和生存发展增加了艰辛。就总体而言，山区的发展难度要大于平原地区，愈是深山区难度愈大。目前，我国国定贫困县的84％分布在山区，剩下的4000万贫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山区贫困；中国的城乡差距，尤其表现在城市和山区农村的差距；中国的现代化，主要问题在农村，而农村问题，山区问题尤其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主要在山区。
我国面向21世纪的战略部署和总体目标，很难想象在大量山区以外的部分地区就能够实现。没有山区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拖累。仅有平原地区的现代化，而大范围的山区处于不发达状态，由此引起的社会失衡以及因失衡带来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必将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总体目标的障碍，而因此带给我们的多方面的社会难题，更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注意山区经济和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意义非常重大。
一个社会，随着发展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加深，人口的迁移和集中是必然趋势。目前每年出现的“民工潮”大部分来自山区。但我国山区有六七亿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了少数缺乏生存条件的地方以外，大多数山区居民仍然必须生活在山区，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山区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将近一半人口的脱贫致富，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总体协调发展，关系到21世纪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现代化进程。所以说山区综合开发是个大战略。
还需强调的是，山区对我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的国家来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环境保护角色。大山孕育了江河，山林调节着云雨。历史上我国就是一个旱涝灾害频繁的国家，近年来更是旱灾涝灾不断，这些很大程度都与山林砍伐、地理变迁、环境变化有关。把山区综合开发和扶贫开发结合起来，用积极的保护性的发展代替因贫困而产生的乱砍滥伐，不仅是振兴山区经济，促进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根本大计，也是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重大举措。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山区并不是包袱，而是财富。我国的矿产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山区，山区有大量的森林资源、植被资源、物种资源。除了少数条件极其恶劣的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外，大部分地方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有各自的优势，存在着发展潜力。关键在于是不是得到国家应有的支持，是不是真的被当成一个大的发展战略，当地有没有一条正确的发展思路，有没有好的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措施。前不久，本报记者报道了湖北红安县、江西安远县、江苏溧阳市、北京延庆县以及山东大部分山区、广东梅州山区、河北石家庄山区等地方综合开发的做法和经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山区的潜力是巨大的，大规模山区综合开发的实施，必将使更多的山区创造更多的财富，摆脱落后状况，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汇入时代的洪流。
6、浙江坚定不移地实施城市化战略
省委书记张德江今天下午参观了在浙江世贸中心举行的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展览。他强调，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形势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必须明确方向，大胆探索，坚定不移地实施城市化战略。张德江和副省长卢文舸等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全国相关城市展区、浙江省城市展区和国外城市展区，认真听取讲解员的介绍，仔细翻看了参观者留言本上普通观众的意见和建议。他说，这个展览内容丰富，形式很好，有助于扩大视野、开阔思路，比较各类城市规划、建设的特点，学习先进经验，寻找自身差距，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很有帮助。
张德江指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推进城市化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实际行动，是加快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也是浙江新世纪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推进城市化，不仅带动城市的发展，也带动农村的发展；不仅是实现工业化的载体，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两年多来，我省实施城市化战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广大干部群众关心城市化，进一步认识到了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意义。各地都非常重视城市规划，把它作为城市建设的龙头和灵魂，我省的城市规划眼界开阔了，起点提高了。城市建设的力度在加大，速度在加快，城市面貌变化巨大。杭州、宁波、温州等特大城市和义乌、温岭等中小城市的面貌，一年一个样，年年有新变化。张德江指出，要研究如何经营城市，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加快推进城市化，土地、资金、旧城改造、新区开发等，都要通过改革寻找新的出路和办法。我省的城市化建设发展很快，势头很好，必须坚定不移，乘势而上，加大力度；必须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上，特别要加快杭州、宁波、温州三个特大城市和其他中心城市的建设。推进城市化，各地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科学定位，搞好规划，突出城市特色，塑造城市个性，提高城市品位。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利益，进一步增强城市意识、环境意识、市民意识，以人为本，营造人与环境的和谐氛围，推进城市两个文明建设。
7、重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纪实
重庆在千年更替、世纪转换之际，又一次站在历史的聚焦点上，成了人们关注的热土。三峡移民、老工业基地改造、扶贫、生态环境保护等四件大事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改革：出高效机制
重庆直辖后，地有八万多平方公里，人有三千万之众。两年前，重庆的发展遇到一些困难：直辖的首轮效应已过，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息，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城乡居民购买力减弱。
审时度势，重庆市委认为，只有加大力度改革，通过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才是最好的切入口。去年五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市级党政机构的同时，坚决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整治发展环境的措施，撤并部门之多，人员精简力度之大，取消审批、收费项目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改革。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高效、勤政的政府运行机制，在改革的催生下逐渐形成。
重庆医科大学的王智彪教授，花费十多年心血，研制成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肿瘤治疗设备——聚焦超声刀，并将该项技术的商品化基地建在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当国家有关部门通知进京拿生产许可证时，王教授才发现他忙得连工商执照都没办。第二天就是除夕，高新区各部门得知消息后，紧急行动，连夜加班，仅仅一天以后，他就拿到了正式工商执照。
调整：增竞争实力
作为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能否脱贫解困，转机建制，将影响重庆未来的命运。一九九九年，为了解开重庆工业的疙瘩，市委市政府经过前后半年多调查研究后，明确提出实施“七个一批”的措施：技术改造，提高一批；强化管理，转化一批；扶优扶强，壮大一批等等。以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开路，重庆工业实施大规模结构调整，推动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二○○○年底捷报飞传，连续亏损长达四年之久的重庆工业终于扭亏为盈，国有及年销售收入五百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十四点零二亿元。支柱产业，大中型企业效益很快回升。重庆钢铁公司、西南铝、川仪等国企扭亏脱困，太极、庆铃、长安等企业成为全国同行业佼佼者。重庆产摩托车如嘉陵、隆鑫、力帆等出口取得骄人成绩。汽车摩托车业、医药化工业、烟草加工业及电力生产业四大行业实现利润二十点三七亿元，比一九九九年增百分之四十八点五。
建设：夯开发基础
重庆山高水多，地形复杂，过去城市建设水平不高，基础设施较差一直是制约重庆发展的瓶颈。西部大开发第一年，重庆投入数百亿元实施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硬环境。
渝长、长涪高速公路是重庆通往三峡库区的黄金大道，全线贯通要到2001年底。然而，库区人民盼望这条路。重庆市通过多方努力，在2000年12月27日实现全线通车，比国家计划提前整整一年。长涪路通车那天，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热泪盈眶。去年底，鹅公岩大桥飞越长江，江北国际机场飞行区扩建工程投入使用；城市轻轨工程、主城区排水工程、改扩建天然气工程等三大投资过百亿的工程，亦于去年底全面开工。
移民：为千秋大业
有人这样说，三峡工程能否成功，还要看移民能否成功。三峡移民安置的突出问题是人多地少，移民怎么迁得出、安得住，逐步能致富，事关发展与稳定大局。
重庆根据库区特点，坚持多种方式安置的方针，把本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安置与自找门路安置结合起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库区移民外迁。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省市全力支持下，圆满完成外迁移民试点任务，二期移民工作进展顺利。重庆已累计完成建房安置移民33.75万人，实迁移民20.3万人。今年移民开局良好，截至2月底，有外迁移民任务的5个县已对接落实了移民7499户、共30431人，占年度任务的69％。今年第一批外迁的奉节县200余位移民已于2月18日搬离旧居进了新家。
务实：替群众着想
去年，重庆安排6000多万元资金，兴建各类人畜饮水工程1.2万多处，有效解决了全市30万人、31万头牲畜饮水困难。2000年，重庆有2290个行政村接通广播电视，至此重庆已基本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目标。
重庆市从整体上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据监测，目前12种大气、水体的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全部控制在国家下达的指标以内，长江干流重庆段和嘉陵江主城区段达到Ⅲ类水域水质标准；已改造、关停了燃煤茶水炉1421台；改造、关停了占总量70％以上的10吨以下燃煤锅炉814台，有1800辆大客车、中巴客运车改燃了清洁能源。
重庆整治生态环境的刚性措施近日出台：关停重庆发电厂的最后两台5万千瓦机组，主城区所有的1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换成“清洁能源”，6200辆客车改烧天然气，主城区所在的渝中区建成4条餐饮油烟污染防治街。
将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是重庆3000万人民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奋斗目标。这一宏伟蓝图正在巴渝大地上步步实施，日渐清晰，现代化的新重庆呼之欲出。
8、日本的科技兴国战略与经济发展问题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自 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以来，就将科技视为立国之本，使日本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走上了工业国的道路，并在百年之后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以后又一直保持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纵观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科学立国”是日本兴国之本，科技进步是日本创造经济腾飞奇迹的原动力。
第一阶段： 1868年明治维新至 1945年二战结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西欧化为目标，以和魂洋才、西洋技术、东洋精神为口号”，全面学习并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体系，建立本国的科技体制，把学习西方科技与保存民族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具体做法是：其一，聘请欧美国家的科技专家、学者、教授直接指导开展日本的科学技术体系的建设工作；其二，重视和发展国民的基础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 1873年设立的“工学寮” (东京大学的前身 )，就是世界上第一所工科综合性大学。其三，大力派遣留学人员，制定实行科技发明奖励的法令。
第二阶段：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赶超欧美为目标，以“振兴科技”为口号，从“个别改良”到“综合改良”，直至“产品与技术国产化”，从而使日本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其方针是：采取引进先进国家的基础技术的同时，相对地把大量资金投入应用研究发展领域，也就是从最初的模仿，然后通过改进工艺和改良进出口产品，增强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即所谓工艺技术革新时代。随着技术工艺革新，日本减少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20世纪六十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制定使日本国民经济规模按不变价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十年规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方策。它加重科技投资，大力引进外国技术，掀起“引进技术热”和“科学技术热”，两“热”并行，互相促进，做到了“新产品与新的生产技术”国产化；出现了“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 (在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后，很快地将其技术消化，用于制造国产机，继而又加以改进，使国产机进一步达到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水平 )的良性循环，由此形成了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
第三阶段：八十年代至今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技术强国”为目标，以“技术立国”为口号，开创日本科学技术创新的新时期。
“技术立国”的口号，是日本政府在《八十年代的通产业政策设想》文件中提出的。1986年 3月日本内阁会议作出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的决议。该大纲的基本方针是：以加强基础研究为中心，振兴富于创造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科学研究的国际性。以此方针为指导，制定了科技政策的 3个重点：一是加强研究开发体制，使官、产、学的研究机制一体化；二是创造和加强有利于创造性科研活动的条件；三是推进16个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活动，其中物质资料和信息电子更被突出为重点。该大纲提出后，日本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推动一些重点领域的基础性研究。这一重大战略转折对于巩固日本的“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为日本再创奇迹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总体增长乏力，恢复缓慢。为了适应九十年代以后信息化社会的新要求，村山富士首相 1995年 1月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的新战略，并在同年 11月 8日公布的《科学技术基本法》中把它作为一项面向 21世纪的长期国策确定下来。 1996年 6月 24日，日本科学技术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这是日本贯彻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行动计划，因此科技厅把 1996年确定为“基本计划实施元年”；同年 12月的《经济结构改革与创新计划》中“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成为面向 21世纪日本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关键课题。
目前，虽然日本经济仍处于低迷之中，但日本从未放松对科技的重视，特别是企业界整体没有减少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再加上日本已有的雄厚科技实力和近年来兴建的基础研究设施，21世纪的日本经济是不容忽视的。全面研究日本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历程，对于加快和实现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及确立新世纪经济大国地位，更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
为什么说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大战略
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之所以是大战略，是通过多方面因素认定的：
1、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振兴所有区域经济的灵丹妙药
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振兴中国所有区域经济的发展，正所谓灵丹妙药一样，它对不同地理环境、不同自然条件，不同人文特性、不同经济实力、贫富悬殊的地区都能起到振兴作有用。
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它就是振兴经济的大战略。
2、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融合了各种经济发展战略
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它本身可以融合各种经济发展战略，如科技兴业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战略等等、这是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也是大战略的理由之一。
3、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架构很多战略口号的现实桥梁
当前很多经济发展战略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是这些战略口号缺乏有效的实施方法，因此便是这些战略流于形式，如人才发展战略，科技兴国战略等等。由于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一个实践性的方法，它能使中国的很多战略得以实现或者实施得更有成效，如西北大开发战略、山区开发战略等等，可以说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架构很多战略口号的现实桥梁，因此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比其它战略更大的大战略。
4、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具有振兴区域经济、振兴宏观经济，振兴微观经济、振兴中观经济等多种功效
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振兴了区域经济，使大多数区域经济得到振兴，那么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振兴了宏观经济，同时振兴区域经济是从经济发射点战略开始的，因此它也能振兴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微观经济发展，有利于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为各区域建立主导产业，同时有利于宏观上各行各业的发展，因此它也能振兴中观经济。正是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具有这么大的功效，因此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一个大战略。
余荣星，QQ号为382163029，固定电话：0757——26135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