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清人郑板桥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历来是百姓津津乐道并高度颂扬的“为官之道”。其实， “卖红薯”让人期待和令人鼓舞的决心和勇气背后，折射的是许多“清官”个体回天乏术和难以独善其身的无奈和凄惶。纵观我国历史，鲜有清官能最后善终的，清官一旦失势，非但连“卖红薯”的退路会被彻底封堵、斩断，连最初的“独善其身”的初级目标都是只能是个自欺欺人的“谎言”：

商纣王昏庸无道，丞相比干进谏，结果被剖腹挖心；

屈原劝谏楚怀王，结果被贬谪，抱石投江而亡；

岳飞被“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风波亭；

海瑞几度被罢官，东坡一再遭流放；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

1999年9月4 日，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宗家邦陪同开封市参加“三讲”教育的领导前去焦裕禄陵园献花圈。河南省电视台记者王小兵闻讯前去采访，没想到宗家邦酒桌上喝高了，说：“焦裕禄在兰考有好多事没办好，我的任务很重啊！”最后居然脱口而出：“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王小兵也不含糊，回到郑州就在电视台实话实说了。结果，宗家邦被开封市委免职。

有几个问题令人深思：第一，全体官员是否应该对国家所竖的榜样一提就烦？第二，为什么官员醉酒之后才敢一提就烦？第三，到底烦哪些内容？为什么不给个说法呢？第四，最关键的是，为什么烦？通俗的解释就是，楷模类的人物身上的光环近乎神圣，是烦不得的。这一点，宗家邦肯定知道，只可惜，酒后吐了真言。其实，基于人性而言，一种道德楷模如果被提升到凡人达不到的地步，本质上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不能提倡，否则，凡人就会觉得这种标准“烦人”。焦裕禄老早就知道自己有病，有病就应该上医院啊，为什么非得群众夹道欢迎地送，非得同僚在电话中对上级专员说“抬也要把他抬到医院去！”的狠话？地球离开谁都照样转，兰考离开焦裕禄就能在地图上消失了？几亿人里就找不出一个能够替换的县委书记？不是还有组织还有几个副书记吗？

鲁迅曾经将《二十四孝图》的虚伪和反人道本质批了个淋漓尽致、屁股朝天。前几年媒体和公众也集体深刻反思过“赖宁”式的爱护集体财产的道德观和车轮底下抢救“硬币上的国徽”的爱国主义精神。现在，尤其是和平年代的现在，我们是否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以牺牲本该延续较长期间的生命为代价所作的贡献，考虑“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能否比较人性和理性地权衡一二，不至于以死亡这样一个个极端的悲剧过早落下帷幕？

清末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六回里有段评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坏人干了好事，我们一般会形容为“虚伪阴险”；好人办坏了事，我们却习惯宽容地理解为“无心之过”。譬如武松杀潘金莲、王婆，多少还有些“为兄报仇”的合理和正义在里面，但此后杀了张都监全家十五口，连马夫、丫鬟等无辜者都一并加以屠杀，则明显是令人发指的恶魔行径。但千百年来，有几人对武松说过“不”字？我们的社会就这么奇怪，在作这些判断的时候，全然忘记了法律条文中还有“渎职”、“失职”及“过失犯罪”的说法。

物理学有这么一个定律：作用力越大，则反作用力也就越大。国家的反腐倡廉也是一样，反贪的决心有多大，反贪的难度就有多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朱鎔基总理上任前与卸任前的答记者问中找到佐证：

上任前，豪情万丈——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返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卸任时，豪气没了——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鎔基还办了一些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如果一个村官对自己的目标定位是做一个清官，一个办些许实事的清官，我们有理由庆幸。但如果堂堂一任国家总理对自己的政绩也定位在“清官”这么一个目标上，以被誉为“清官”为最大的政绩，则是法治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