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4月14，已经整整的十天过去了，可是只要是我闭上眼睛，一个老人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脑海，这个人就是堂嫂。

　　大约是3月底吧，爱人在给我打电话时说，堂嫂最近摔了一跤，据说摔得不轻。我说总之清明节单位要放假的，等我放假后再带孩子一起过去看她。

　　也就是清明的前一天，几乎是站了十几个小时，我从北京踏上了回连云港的列车。清明节这一天，我们一家起了个大早，可当我们一家四口来到灌云县杨集镇老家的村口时，我大老远就听见了堂侄女呼天抢地的哭声。我知道，堂嫂已经“走了”……

　　一

　　要说堂嫂，得首先说堂哥。

　　还在人民公社的时候，堂哥他们一家住在响水县三口乡的灌河边。在农村，一些村民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常常有欺负“外来户”的恶习，堂哥一家在那里是孤门独户，所以经常被邻居欺负。

　　我依稀的记得，为了不让堂哥一家受人欺负，我们这边的老辈们决定把堂哥家从响水迁到灌云。而迁移的理由是给我远房的三大爷做继子（三大爷生五女，无子）。

　　在那个还是生产队的年代里，要迁一个外地的人来落户，首先要通过生产队社员大会的同意，好在我们周姓在当时的生产队占绝对多数，但也有不同意的，为了能把侄儿迁到自己的身边，我的父亲等长辈挨家挨户地签名盖章。

　　堂哥家搬家的时候，大约在晚春。从响水三口搬到灌云界圩利华大队，大约有三十多公里的土路，搬家的工具就是几辆自行车，除了粮食和衣被，别的也没有什么，可见当时是没有多少家什的。

　　大约是上午吧，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孩子，来到我们家，这个妇女中等身材，上身穿浅青色短袖，下穿黑色的裤子，和善的圆脸，齐耳的短发，手里还拿着芦苇斗篷，和我的家人说了些大约是家已经搬完了的话。

　　这个人就是堂嫂，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堂嫂。在堂嫂的身边还有两个孩子，大的男孩叫小左（我的堂侄乳名），小的女孩叫小坤英（我的堂侄女）。

　　堂哥家有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自从他家迁来后，我的童年生活就丰富多了，堂哥家的孩子小左、也就是我的堂侄儿成了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我们经常玩在一起，住在一起，给我的童年生活凭添了很多乐趣。

　　如果要形容一个人“忠厚”，非我堂哥莫属。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的。他为人和善，平时很少说话。但他却做得一手好菜，每逢我们家有什么事情，父亲就叫我去找堂哥来掌厨。

　　20世纪80年代初，堂哥撇下堂嫂和四个孩子，因癌症去世。

　　二

　　自从堂哥去世后，堂嫂的肩膀就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唯一的期盼就是四个孩子快些长大。

　　后来，小左结婚，坤英出嫁。再后来，我到无锡工作，对堂嫂家的境况知之甚少，倒是每年春节回家，我都要到她家坐一坐，谈一些家长里短，每每此时，堂嫂都要抓一把瓜子在我的手里，我一边吃着瓜子，一边听她数说家里的苦衷。有些时候，她还会固执的叫孩子留我吃饭，说女婿都来了，在一起吃饭热闹。

　　每年春节，我都有去老家拜望老人的习惯，如我们周姓的长者，以及原来的、上了岁数的老邻居，少则50元，多则100元，这也是我这个做晚辈的一份心意。但尤为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将堂嫂列入“老人”之列，还是一直以为堂嫂还年轻。

　　2004年，我从无锡来到北京工作，回家的机会少了很多。2006年，堂嫂家的小儿子结婚，我才发现她真的老了——花白的头发，下垂的眼袋，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随着堂嫂年纪越来越大，孩子纷纷离开了她——她的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两个儿子也全都在苏南打工，这就越发显得堂嫂晚年的凄苦。

　　2007年春节，我们一家四口如期于正月初二回老家的哥哥家，由于要看望一位八十多岁已经生了癌症的老人，还要走访一些老朋友，一天的时间确实不够用。正月初二下午，天空飘下了鹅毛大雪，我也曾想去看望一下堂嫂，可是到她家门口时，只见门上上了锁，我估计她是到哪里串门去了。

　　正月初三，县委县政府有一个联谊会，早上九点就要开始，我八点半就上了开往县城的客车，联谊会后我便直接回了连云港的家……后来又开始上班。谁也不会想到，这一走和堂嫂竟成了永别。

　　三

　　据我的婶子说，堂嫂在要“走”之前的十几天内，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她不仅将自己的寿衣做好了，而且连婶子的寿衣也做好了，还带着比她大三岁的婶子到镇上的澡堂子里洗了澡。

　　堂嫂还对婶子说：老太太去世后，头上戴着帽子很难看，我的头上到时候还是顶（方言，戴的意思）三角巾。

　　也就是在为婶子手工缝制寿衣已经结束后，堂嫂便一病不起，不省人事，到医院抢救，医生说已经不行了。

　　后来，儿子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堂嫂就是迟迟不肯“离去”，直到去世前几小时，堂嫂的长孙从苏州赶了回来。当在弥留之际的堂嫂听到孙子回来时，眼角留下了两行泪水，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婶子说：她迟迟不肯“走”，就是在等孙子。

　　4月4日，清明。当我们一家四口起了个大早，从新浦赶到堂嫂家时，她已经静静地躺在冷铺上——黑色的绣花鞋，蓝色的的裤子，蓝色的中式上衣，头上顶着蓝色的三角巾——堂嫂真的“走了”。

　　在堂嫂家的西房，我看到一个不知是什么时候安装的电话。我在想，一个孤独的、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两个儿子以及儿媳都在外面打工的情况下，她是多么希望儿女及子孙们能多打几个电话回来啊，可她的儿女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否知道自己妈妈的苦衷？

　　也就是在堂嫂去世当天的晚上，我和正在守孝的堂侄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后，使现在的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出去挣钱了，留在家里的都是六零三八六一部队（注：六零指老人，三八指妇女，六一指儿童），这肯定没有错，但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一个人有了钱后，却发现原来的亲人或亲情没有了，这是不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我一直不知道堂嫂的名字，只知道她姓孙，堂嫂去世，我在为她写铭旌时才知道，堂嫂名叫孙夕云，生于1935年6月1日，卒于2008年农历2月28日（公历4月4日），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