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新办举行2008中国南京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新闻发布会。会上，针对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关于深圳应兴建贫民区的观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表示，从来没有想过建“贫民区”来解决住房问题。（4月17日《京华时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建“贫民区”来解决住房问题？我想根源恐怕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心理在作怪，他们把“贫民区”等同于国外的“贫民窟”了，其实是扭曲的“共同富裕观”让决策者不愿意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建设我们嘲笑已久、被视为腐朽社会制度产物的“贫民窟”，认为“贫民窟”是两极分化的标志。
不幸的是，中国人财富的两极分化实际上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会更高。
就在前几天，有消息称国务院扶贫办正在草拟新的贫困线标准，拟调整的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1300元以下的国民，其总数预计超过8000万。这1300元，相对于城镇职工年均收入近2.5万元来说，实在是太低了；如果按照1天1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恐怕还要翻番。之所以将标准定得如此之低，根源恐怕也还是“面子”问题。
现在想想，中国在80年代承认有贫困人口的时候，恐怕也是费了很大周折，率先提出者肯定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会冒着政治风险。可我们只有承认存在贫困人口，才能对症下药制定助贫、济贫的政策措施。
同理，建设“贫民区”可以让更多的低收入者享受到最基本的住房保证，让他们拥有最基本的居住尊严，这才更符合人性。
我们知道，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处于加速时期，大量非城市人口将要进入城市，一小部分率先致富的农民在城里购房而成为城市居民，而超过1.4亿为城市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打工者却无法得到最基本的住房条件，这些农民工长期被户籍制度边缘化，买不起商品房，又无权享受城里人才有的保障性住房；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给城市添砖加瓦，年老时回农村老家养老；他们虽然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可他们知道城市建设成果自己无权共享。这才是典型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行为，和建设和谐社会格格不入。
中国需要建设的“贫民区”和国外的“贫民窟”应该有着很大的不同。国外的“贫民窟”，是在城市长期发展当中逐渐形成的，“贫民窟”的居民多是自发性地建设并定居，居住区也大多显得杂乱，有些国家的“贫民窟”甚至出现较为严重的治安问题。而由于土地的国有性质，我国需要建设的“贫民区”，应该是由政府主导规划和建设，是廉租房建设的延伸部分。这些房屋面积较小，建设标准较低，但区内配套设施应该相对完善，仅保障这些贫民最基本的住房要求。
集中建设“贫民区”也更加便于行政管理，政府可以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倾斜于“贫民区”居民，让社会救济更直接地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20多年前我们承认有贫困人口，今天又何必忌言“贫民区”呢？
新闻链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称从未设想建“贫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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