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戴维森学院台湾问题专家任雪丽(Shelley Rigger)的一篇政策研究论文，题为《不断高涨的台湾理性主义：四代人、政治和“台湾民族主义”》，摘要如下：
概述
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和平友好的关系对于台湾海峡及其以外地方的繁荣与安全至关重要。因此，预测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十分重要。但是，做到这一点也很困难，主要因为台海地区的重要的趋势看来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海峡两岸之间互动的范围和强度正在迅速扩展，从而形成了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减弱了针对加强两岸关系的抵制势力；另一方面，台湾岛内支持政治统一的民众力量每况愈下，自认为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台湾民众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
岛内民众把台湾确认为自己本土的不断增强的趋势吸引了美国媒体和政策领域的极大关注。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由于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岛内民众所占的比例不断高涨，所以支持台湾独立的热情增加了，与中国实现政治和解或妥协的兴趣不断减弱。这种错综复杂的态度往往被媒体称为“台湾民族主义”。“台湾民族主义”的不断抬头——被认为在年轻的台湾人当中尤其普遍 ——据说是今后稳定海峡两岸之间关系的严重障碍。
本研究报告对这些假设提出了质疑。利用来自调研、访问、焦点问题小组和已经发表的研究报告的数据资料，论文解构了“台湾民族主义”概念，以显示出坚持台湾特征并非就等于支持独立或者反对改善海峡两岸关系。此外，本文还阐明了，对台湾特征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态度在重要的方面因世代不同而各不相同。“台湾民族主义”是主要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出生的台湾人当中的一股强大势力，而比较年轻的台湾人则一般对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互动持积极或者务实的看法。
社会科学家认为，政治上的世代是年龄同期群，其集体经验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态度脸谱。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本研究报告辨别出今天台湾岛内政治上的四代人。第一代人(1931年以前出生)的成长年代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度过的。第二代人(1931年―l953年出生)是在国民党专制主义的鼎盛时期长大成人，当时政治上的积极主张和台湾特征遭到了严厉的镇压。第三代人(1954年―l968年出生)的成长时期发生在台湾的民主过渡期。第四代人(1968年以后出生)是在台湾的民主化基本完成以后成年的。
除了解析“台湾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之外，本研究报告还探讨了其对成为这四代人鲜明特色的态度脸谱的各自贡献。
总体而言，有关对台湾人特征和海峡两岸关系态度的这一世代分析支持了对这些关系未来的一项乐观的评估。对两岸关系持最具破坏性态度的是老一辈台湾人。而他们的政治影响在今后年代里将会消退。年轻一代台湾人的看法倾向于务实和具有灵活性；他们缺乏激励着第二代人中许多人的激情。这并不是说，年轻一代台湾人并不对台湾感到一种强烈的联系，把它当作自己的本土。实际上他们的确有这种感情。但是对他们来说，爱台湾并不意味着仇恨中国。只要中国政府避免采取挑起台湾人当中的仇恨情绪的做法——这是一项重要的告诫，因为北京曾经采取过这种行动—— 就没有理由预期，仇恨中国的情绪今后会加强。如果说有任何情况的话，目前的趋势表明，台湾公众将要求今后实行缓和双方关系的政策。
序言
台湾不断高涨的理性主义：四代人、政治和“台湾民族主义”
台湾海峡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一看法今天在美国十分流行，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军事上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令人恐慌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几百枚导弹瞄准台湾。北京的言论也常常是敌对的和威胁性的。2005年初，中国通过了一项《反分裂国家法》，授权动用武力制止台湾和大陆永久分离的举动。一年后，台湾总统宣布，他打算废除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的国统纲领；他还许诺要加强对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双方之间的官方对话陷于停顿。
尽管出现了这些预兆不祥的趋势，但是台湾海峡的局势既没有爆发，也没有急剧恶化。促成这种稳定局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目前中国并没有力主统一。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军事行动的高昂代价，北京决定转而把重点放在阻止台湾采取独立举措方面。在台湾一方，台北着意避免采取北京会理解为迈向正式独立姿态的行动。因此一直没有宣布独立，也没有做出任何认真的努力，要放弃台湾宪法所体现的与中国之间的象征性联系。
尽管如此，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在台海占据主导地位的稳定局势似乎难以维持。尤其是在美国，人们担心，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增长，北京会再次把统一列为重点。鉴于摆在中国面前的种种棘手的挑战，政策在短期内看来不大可能会朝着这一方向转变。在近期内，美国的分析人士和决策者比较担忧的是，台湾——也许由于误解美中两国的意图——可能会越过北京的“红线”，挑起中国的军事反应。一些人认为，避免发生这种事件已经为时太晚。《美国与中国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在台湾问题上注定会相撞》一书的作者特德·卡彭特认为，由于台独的支持“不可阻挡地”增强，台湾的挑衅会继续增加(卡彭特，l998年)。
由于这种行动可能会给台湾(和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什么动机可能会驱使台湾领导人做出如此具有自杀性的事情?最流行的回答是：岛内政治。由于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所以其领导人难以抵制要求采取比较敢做敢为的姿态── 甚至宣布独立── 的压力，如果选民们提出这种要求的话。对于台湾所采取的行动，许多国际观察家已经解释为迈向法理独立的“切香肠”行动。如果舆论在支持这一政策走向方面得到强化，当选的官员们就可能会不得不如法炮制。很显然，我们要想正确预测台湾领导人的行动，就必须了解台湾在这些问题上舆论的结构。因此，本研究报告对各种舆论资料加以评估，以弄清有关对大陆采取更加大胆的政策的要求今后是否可能得到加强。
本报告没有笼统地考察舆论趋势，而是对资料加以解析，以弄清观点是如何在不同的年龄组之间分布的。决定政策的人们目前对老一代台湾人的偏好最为敏感。这些台湾人在政治精英阶层和活跃的选民当中占主流。然而，政治重心今后将会朝着今天的年轻领导人和选民的方向转移。如果这两个年龄组的偏好发生分歧，我们就可能会看到台湾的政策方向发生转变。一旦年轻一代成长到相似的年龄，他们的观点就可能会与老一代的观点近似。
本报告认为，台湾不同年龄组的偏好格局在很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别，并且认为，这些与年龄相关的观点差别不仅决定于年龄(并非生命周期效应)，而且是持久的世代差异的表现。台湾的当代历史造就了各具鲜明特色的四代人。第一代人是在日本殖民时期获得其政治特征的。第二代人的社会化发生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鼎盛时期。第三代人是在国民党的专制主义控制日薄西山的民主过渡期成熟起来的。第四代人是在民主化大行其道之后长大成人。因此民主制度是这一代人有生以来所了解的唯一的政治制度。本专题论文认为，这四代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社会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其对台湾岛内政治、海峡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问题态度方面的重大差别。具体而言，较老的几代人——尤其第二代人——倾向于对中国和海峡两岸之间关系持强烈的和感情用事的看法，而年轻一代则倾向于比较温和和务实。老一代台湾人倾向于认为，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零和博弈(要亲台湾就要反对中国，相反亦然)，而许多年轻的台湾人则抵制这一观点，即他们必须在台湾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很少有年轻的台湾人欣然接受今天政治上占主导的一代人的二者必择其一的逻辑，所以到他们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我们就可望他们调整该岛对大陆的政策，以提倡保持接触，而又不出让台湾的政治自治权。我不怀疑，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急剧升级，或者针对该岛采取军事行动，这些人的观点会改变。尽管如此，我的评估与卡彭特等认为不断高涨的“台湾民族主义”必然会导致战争的观察家们的观点相比，要乐观得多。
台湾政治的一个世代模型
上一节中所提出的数据显示了舆论方面强烈的世代差别。但是正如有关世代问题的文献所阐明，要想沿着世代分界线来划分人口，就必须找到历史上的正当理由。本节为台湾的世代政治提供的理由遵循了世代政治文献的分析逻辑，解释了所观察到的舆论模式。
第一代人：1931年以前出生的台湾居民
台湾20世纪历史上最大的动乱发生在1949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被迫搬迁到该岛。对新来者和长期居民来说，这起事件都严重破坏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规范。一个结果就是世代的中断。
1894年，中国的清朝统治者把该岛割让给日本，作为结束中日战争的条约的一项条件。从那时起一直到二战结束，台湾都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在政治上，日本对台湾实行了比清朝统治时期要严格得多的控制措施。20世纪20年代，一些台湾人开始鼓吹自治。虽然日本当局强烈反对这一建议，但是他们的确邀请少数台湾人参加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后来，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召开了会议，但很少有台湾人有资格参加选举。
日本殖民时期，该岛的经济发展迅速。殖民政府决心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扩大受教育的机会和使台湾融入到地区经济网络之中来显示其效率和能力。虽然该岛的经济仍然主要是农业，但是殖民政府扩大了农业商品经济的规模，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到1945年，台湾按照大多数发展指标已经超过了中国大陆。
殖民政府的社会和文化政策强调了同化。台湾人受教育使用的是日语；许多人起了日本名字。从中国大陆向该岛的移民基本上停止了。因此，1945年该岛几乎所有的非日本居民在当地具有的深远根源都可以起码追溯到以前50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久远得多。当时台湾来自中国的移民大多来自闽南(福佬人)和讲客家话的地区；1949年以前在台湾很少听到国语。一直到今天，许多上年纪的台湾人——最著名的是前总统李登辉——讲日语都要比讲国语自如一些。
1945年，日本被迫放弃了包括台湾在内的殖民地。同盟国把该岛移交给了当时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在4年里，中华民国从遥远的地方对台湾实行了治理；它当时正集中精力在大陆打内战。1947年，中华民国的荒疏和治理不善导致了一场大规模起义以及随后的暴力镇压。这起事件(“二二八”事件)，以及台湾人和国民党军人、行政管理者及移民之间的无数对抗的累积，造成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长久失和——以及许多台湾人对国民党的长久怨恨。l949年，国民党人在争夺中国大陆控制权的战争中失败；中华民国政府全部搬迁到了台湾。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该岛的人口就增加了200万。在4年时间里，50年来与中国相比同日本的关系似乎密切得多的该岛突然间变成了。中华民国剩下的仅有的领土。日本的殖民活动对台湾来说并非完全是促进。尽管如此，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大的台湾人仍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只有同化程度最深的台湾人才具有完全的日本式思维定式；大多数人则不仅深受日本文化，而且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是，就连抵制了日本殖民活动的人们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制度与实践的影响。因此，台湾世代政治的分析人士一直认为，在日本统治时期长大的人们组成了一代人。
第一代人当中的主要人物是前总统李登辉。李出生于1923年，二战期间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据说还参加了当地的民间防卫组织。l950年以后，他开始平步青云，进入了主张统一的国民党的高层。他在该党供职将近50年。但是在辞去总统职位以后，李登辉成了台湾独立的最著名的支持者。卡尔·曼海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本刊注)给世代政治研究带来的心理学上的真知灼见有助于解释这种惊人的转变。李登辉是在日本是东亚最强大的国家的时期里作为一个日本人长大的。他的自我形象及其对台湾的看法都是在台湾与中国大陆毫无联系的一个时代形成的。对李登辉来说，中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日本和台湾则是实实在在的。李登辉1949年已经长大成人，他用自己在中华民国统治下的经历形成的世界观在日本帝国崩溃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起来。因此，作为国民党政客的半个世纪并没有给李登辉灌输有关中国的真实感觉。虽然他口头上赞成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但是他最终还是对其无动于衷。离开国民党以后，他抛弃了自己几十年来所主张的立场。
第一代大陆人
台湾今天的人口包括这样一个重要的亚群体：他们不论年龄大小，都从未经历过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这些人内战前生活在中国大陆。把1931年用作第一代人的出生分界线对这一群体也适用，因为这样就把来到台湾时已经是成年人的人们与在性格形成时期以前就来到台湾的人区分开来。当然，这些日期是不确切的；战争年代在中国的恐怖和生活的千辛万苦肯定使得40年代末来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军人比自己的年龄要老。尽管如此，如果说1949年是台湾20世纪历史上对稳定最具破坏性的事件，那么对忠于民国的中国大陆人来说就更具破坏性。我们要想在什么地方划一条世代分界线，就应当划在其思维在1949年以前已成定式的人们和当时年纪还很轻，因而世界观受到了这些事件影响的人们之间。
第一代大陆人是形形色色的一个群体。他们来自中国的所有省份和大陆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的行列中有从农民当中抓来的壮丁和军官、政府行政管理者、学者以及实业家。中国的一些最了不起的思想家l949年和成千上万的文盲士兵一起来到台湾。尽管如此，第一代大陆人的政治态度十分单一。最初，勇敢的少数人试图继续曾经在大陆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政治和学术辩论。但国民党迅速施加了意识形态上的“紧身衣”，坚持认为意见的分歧是一种不可以在军事危机时期享用的奢侈品。后来，大陆人意识到了自己所陷入的困境有多么深，因而他们被另外一种力量驱使团结起来：在人生地不熟的条件下遭受忌恨的少数派所感到的不快。由于个别的大陆人的生存取决于在群体内部团结，所以大陆人倾向于紧密地追随国民党的路线。
第二代人：1931年到l953年出生的台湾居民
由于l949年震撼世界的决裂，所以界定第一代台湾人比较容易。但是在应当如何划定第二代人分界线的问题上，共识较少。一些人认为，到l965年；经济的变化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水平，从而大大改变了台湾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新的一代人。另外一些人则发现，1960年国际和岛内的政治变革是决定性的。在我看来，一些学者2002年和2005年所提出的论点最有说服力。这些论文说，到l971年，不断趋同的政治和经济局势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因此这些学者认为1953年是第二代的终点。换言之，在国民党到达台湾以后，但在1971年―l972年的政治危机以前步入性格形成时期的台湾人构成了台湾的第二代人。
1949年到l971年的时期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高潮。50年代和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基本上没有受到岛内或者国际上的民主化压力。在国际上，国民党政府得益于善恶二元论的冷战思维。这种思维使中华民国能够享有“自由中国”这一大受赞誉的角色。与此形成对照，大陆则是遭到憎恶的“红色中国”。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在美国领导下——认可了中华民国关于自己是全中国合法政府的断言。国际社会支持国民党，这种意识使国民党在岛内的控制得到加强。台湾岛内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了一种认识的吓阻，就是如果挑战中华民国政府，不会获得国际上的同情。与此同时，“全世界”(就是整个非共产党世界)都认可中华民国关于自己享有全中国主权的断言，这种看法使得台湾人难以质疑政府的这一断言。
至于岛内政治，国民党政府50年代和60年代全身心地投入到动员台湾公众，使之支持其恢复对全中国统治的目标。对这项计划的可取性或可行性表示怀疑的人们遭到了压制。总部设在台北的中央政府实际上与地方上的参与相隔绝，理由是中华民国所代表的是全中国。如果允许一个省(台湾)的人民对政府施加过多的影响，就会剥夺暂时的遭受“共匪”奴役的大多数中国人的权利。按照这项逻辑——而且由于中华民国在法理上与共产党人处于交战状态——中华民国相对民主的宪法被中止实施。在大陆期间当选的全国性代表机构的成员们保留了自己的职位；一位成员去世时，就由从其家乡省份选拔的另一个人替代。制订了配额，以确保来自台湾省的人不会获得超过其在官僚机构的职位中所占“份额”的好处——这种做法保障了大陆人占有了大多数的公务员职位。
虽然台湾人现在把这一年代称为“白色恐怖”时期，但是国民党并没有仅仅动用大棒来统治台湾，而是也拿出了胡萝卜。例如，国民党为台湾人提供了参与政府的有限机会。日本时期开始的初步的地方选举得到了扩展，以使台湾的村镇、县和城市(台北，后来还有高雄除外)获得有限的自治。台湾人选举出一个省议会，但台湾省省长则由中央政府任命。这些地方政府没有什么权力，但竞选公职的机会对许多台湾人很有吸引力。因此从50年代初开始，各级的选举竞争都很激烈。国民党不允许成立反对党，但却的确允许独立的候选人与国民党提名的人选竞争。其中最成功的人士往往受到鼓励，加入了执政党。其结果是，到70年代初，在地方一级上，政治生活很活跃，许多台湾人都接受了国民党党员身份。虽然1971年的时候，国民党仍是大陆人占压倒多数的一个组织，尤其是在高层，但许多台湾人对自己所在的地方党部是认同的。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同样影响深远。虽然台湾的“经济奇迹”是70年代才起飞的，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头20年里，经济条件迅速改善，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分配格局使各行各业的台湾人得以享受到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准。5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为8%左右，60年代接近于10%。这些经济成果建立在健全的经济政策和大量美援的基础上，但普通台湾人以蓬勃的生机、勤劳精神和创业激情，抓住了经济机遇。
在社会方面，50年代和60年代是一个积极动员、僵化地遵守政治规范和进行严重灌输的时代。对台湾人和大陆人的期望都是要他们努力工作，以完成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任务。台湾人有一项额外的责任——就是改造自己，成为中国的忠实公民。这意味着要清除日本的影响，以及把“地方”观念和做法(就是具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搁置起来，而是采纳“全国性的”观念和做法。台湾人被要求在学校和政府机构中使用国语。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广播基本上采用国语；像报纸和杂志一样，它们受到国民党党国的严格控制。这个政权贬低了民间的宗教等传统活动(其中大多数活动都起源于中国大陆)，认为正统的“中国人”不屑于搞这些东西。
这几十年里国民党的政策是僵化的专制主义政治、生机勃勃的地方选举竞争、令人窒息的正统意识形态和十分快速的经济发展的一种令人困惑的混杂。在这一对期里成熟起来的台湾人所面临的挑战是一要把这种多方面的体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合理的世界观。许多人对国民党的暴力镇压曾经亲眼目睹或者间接地体验过。几乎所有人都忍受过对其母语和文化的羞辱。在一些家庭中，大陆人遭到了痛骂。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很紧张，大多数大陆人都居住在隔离出来的居民区里。
然而与此同时，台湾人享受到了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由于实行了土改，曾经陷于贫困和无依无靠的无地农民实现了独立。小企业兴旺发展，包括以家庭为基础的制造业公司。教育水准迅速提高。到60年代末，台湾年轻的成年人的前景十分光明。可塑性极强的台湾青年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呢?像第一代人一样，第二代人两极分化，形成了世代派系。对许多(大概是大多数)台湾人来说，国民党政府在这几十年期间的成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无法了解到人们对国民党的真实感受——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接受调查的人们也反正都不敢对国民党做出不利的评价——但是大多数台湾居民的行为都表明，他们接受了政府的限制，学会了在这个体制范围内活动。虽然他们也许发现体制的一些方面是不公平的(例如在学校中注重国语的能力使大陆人在学业上获得了巨大的优势)，甚至是羞辱人的，但是他们把自己的目标悄悄地保留在心里。另外一些人则更进一步，捐弃了自己的不满，依附于国民党。因此到7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台湾政治家不断地通过地方选举的阶梯和党的官僚机构晋升到高层。这些人是第二代人当中的一个世代派系中最显赫的成员。
第二代人当中的另外一些台湾人对国民党统治的利弊做出了不同的权衡。对他们来说，与国民党专制主义的比较苛刻的方面相比，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有限的地方自治显得微不足道。虽然很少有人公开发言，但是许多人都对大陆人这个少数派垄断政治权力感到不满。虽然在几十年里，人们都不得提及“二二八事件”，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这件事。50年代和6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了一场运动，以便通过宣布台湾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摆脱国民党统治，从而否定中华民国政府在其“紧急状态”统治下把持台湾的理由。虽然台湾岛内只有一小撮人在这几十年期间对国民党提出了公开的挑战，但是还有许多人等待时机，把不满情绪埋藏在心里。这些人组成了70年代出现的反对派运动的核心。
对这个世代派系中的成员们来说，台湾岛内阻碍公平与正义的根本障碍就是国民党。虽然国民党犯下了种种罪恶，但是有三件罪恶尤其令人不满：1．国民党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台湾头上，剥夺了台湾人民在自己政府中的发言权。2．在国民党统治下，多数人的意志被迫服从于大陆人这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的意志。3．这个“外来政权”贬低台湾的文化，试图强迫台湾人按照大陆人的定义来采纳“中华文化”。
这些罪过加在一起，使不满的台湾人的怒火发泄在国民党和大陆人身上，以及由此延伸的所有“属于中国的”事物上面。这样一来，对“中国”的不满就作为对岛内的中国——国民党和大陆人——的怨恨开始酝酿。这一代人对“中国”所了解的一切都是其与台湾岛内的国民党和大陆人互动的产物；到台湾人有可能到大陆旅行的时候，就连第二代人当中最年轻的人们也已经三十好几岁了。但是，一旦他们的确有机会访问大陆，他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岛外的中国——的接触却仅仅使这一代人对中国的敌意得到加强。因为到80年代过半时，北京对台湾单独地位的敌视已经显而易见。
《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那位出租车司机的措辞诠释了这一群体的台湾人身份所具有的涵义。他提到了白色恐怖，然后说：“l0年来，听着各种竞选演讲，我意识到国民党人对我们大家都撒了谎，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对这一代人来说，确认自己是台湾人就意味着摒弃国民党及其谎言；这意味着要抛弃一个认为的和强加给自己的中国身份，而选择另外一种矛盾的身份。这一代人为自己的政治运动所选择的标签——“党外”运动——具有一种类似的韵味：在一个一党专制的制度下，我们反对党将成为反党力量。陈水扁总统在其2006年1月1日的新年贺词中谈到台湾身份的涵义时就采用了这一代人的语言，台湾意识突破了历史和政治教条的桎梏，这种意识可以在2300万台湾人民的自我认识、对国家的献身精神和对自己共同命运的理解之中找到。这一代人获得政治意识的条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大张旗鼓地宣扬台湾特征，不仅是为了宣扬而宣扬，而且也是作为摒弃中国特征的一条途径。但是，正如陈水扁的演讲所表明，这种意识形态的程度要更加深远；对这一代人来说，台湾意识使历史变得中立，并要求自决。虽然这并不是公然要求独立，但是也很容易看到，这样一项发言(陈水扁的讲话充满了这种言论)可以被解释成按照普遍理解来表现“台湾民族主义”并摒弃国民党的第二代人中的一些人在台湾当代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岛内最高行政机构的大多数官员都属于这一代人，包括陈水扁总统、副总统吕秀莲(生于l944年)、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生于l950年)、前“外交部长”陈唐山(生于l935年)和陈水扁的5位“行政院长”当中的4位。只有少数几个重要的内阁职位由这一群体外部的人占据。展望2008年总统选举，所有三位民进党主要的希望当选为总统的人选——游锡垄(生于1948年)、谢长廷(生于l946年)和苏贞昌(生于l947年)——都属于这一代人。
这一代人的显现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外国观察家对“不断高涨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极大关注，因为这些个人恰恰体现了与“台湾民族主义”这一流行观念相关的复杂态度。他们的政治生涯是在与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省份出身，而且在自己的民族意识上，都是台湾人。虽然民进党近年来努力回避“民族政治”，但是民进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却抱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本能的冲动，要从民族角度来看待政治问题。最近，这一群体的一位成员对我说，2005年12月选举中的真正挫折不是民进党席位的大量丧失，而是如此多的大陆人在台湾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当选。2005年5月，另外一位第二代民进党政治家指责大陆人进行操纵，结果使民进党在当月举行的“国民大会”选举中表现欠佳。
第二代人当中的民进党政治家领导了l991年的斗争，以使台独成为党的政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少数例外(尤其是谢长廷和第二代人当中的“新潮流系”成员)，他们的公开言论透露出，他们对今天的中国大陆持严重的猜疑态度。这一群体是2000年上台的，他们许诺要放宽对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旅行的限制，但却并没有履行这些诺言。相反地，2006年初，陈水扁行政当局宣布了旨在迫使海峡两岸之间联系的发展减缓的政策调整。简言之，第二代人当中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家们显示出了与“台湾民族主义”相关的一切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们-9普通公众当中的该年龄组很相像。
第二代人在台湾的四代人当中对台湾最为认同，也最支持台独。统计结果表明，曾公开参加反对派运动的这一代人当中的成员仅仅代表着冰川的一角。如果我们仅仅考察政治积极分子，也许就会以为，陈水扁及其同志们所代表的世代派系很小。当然，专制主义统治时期，只有最勇敢和最坚决的台湾人才成了政治积极分子。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尽管如此，投票情况表明，大多数台湾人都支持国民党，而不是支持反对派。甚至在70年代和80年代民主运动处于高潮期间，反对派也认为，获得30%的选票就算胜利。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解释为意味着，“台湾民族主义”相对地罕见，即使在第二代人当中也是如此。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90年代这一代人所表达的态度，就是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接受调查的人们再也不必为政治上不得体的回答而担心时，就会发现，在第二代人当中，“台湾民族主义”情结相当强烈。这表明，对驱使陈水扁等人加入反对派运动，并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感情，他那一代人当中的许多其他人也有同感，甚至包括在专制主义时期中没有按照这种情感采取行动的人们。
第二代当中的大陆人
第二代人当中的大陆人像其父母一样，并没有融入到台湾社会之中。大多数人出生在大陆；在成长时期，他们很少有机会与台湾人交往。语言障碍构成了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社会与居住环境的隔离。对党和政府官员的子女的培养目的，是要他们在国民党的党国里面供职。就他们自己而言，这些年轻的大陆人对父辈痛失故土的悲痛有着第一手的体验。国家鼓励大陆人坚持信念，即他们很快就会回到故乡，许多父母都希望，他们在台湾岛上的生活会被证明是一次短暂之旅。因此在这一代人当中，大陆人也被要求团结一致，他们的政治态度也仍然具有较强的匀质性，尽管第二代人当中的大陆人与第一代人中的大陆人相比，匀质性要稍微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