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他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中讲了一个故事颇值得玩味。他说刚到美国时，读到一则新闻，标题是《他从街道这一边搬到对面的住宅，花了祖孙三代人四十年》，内容是讲述一位新当选州长的黑人的经历。这位黑人州长的祖父是四十年前州长官邸的仆役，他家的房子座落于州长官邸街对面。这位黑人青年通过努力，终于当选该州州长。

我所说的值得玩味，是指，这样的故事会否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发生？发生的机率有多大？很显然，仆役的孙子改变社会地位的通道是学习与就业。而这两条通道在中国是否有梗阻呢？据《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这两个正好反映高等教育的入口──升学，以及出口──毕业分配的研究报告显示，地区、贫富差别导致受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的严重不均等。调查中发现，（1）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子女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2）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即使学习成绩再优秀，也很难与家庭出身于权贵阶层的青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出身于低阶层家庭的青年产生严重的挫折感；（3）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一些好的职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由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屏障、相对封闭的利益圈，如果不是由于特殊机缘，一个人仅仅依靠本身的努力无法使自己的处境在短期内获得根本改变。

很明显，中国平民子女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不完全取决于学习与就业，而更多的是其家族背景及社会关系。而正是教育与就业机制的不公正、不规范，教育与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近年来社会人口表向的大规模流动也没有理所当然地带来整个社会活力的增强。这应该值得我们反思。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显示，人口比例最大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地位仅高于“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在社会流动链中，农业劳动者阶层通常是流动的主要发源地。但只有0.2%的农业劳动者在流出后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0.5%、0.8%和0.9%的流出者分别成为经理人员、私营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更多的去向是产业工人、商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办事人员。相应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向下流动转变为农民的均为零。

一个平民上升通道严重受阻的社会，是一个让人们感到没有希望的社会。如何打开上升通道，重构底层民众对国家、社会的希望与信心？笔者认为首先应将国民教育与就业机会平等列入国家战略目标。只有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使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纯为能力使然，人民才会心理平衡，人民行动才会转化为强大的国家意志。其次，要加强社会制度创新。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开放性人口流动机制；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而合理的配置。第三，确保人人自觉遵守社会公平原则。只要人们在竞争中遵守公平原则，每个人才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有让能者上、庸者下成为社会普遍认同并自觉遵守的规则，我们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