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记者 强雯
以《男虚》、《女疼》、《别动》等引起广泛关注的陈家桥，一直被外界誉为70后最后一个先锋作家，贴着某种特殊的标签。但近年来，先锋文学日趋式微，陈家桥这个名字也更多地出现在《小说月报》这些趣味指向大众、通俗的期刊上，最后一个先锋作家的妥协，是不是表示先锋文学的尴尬或结束？
先锋文学已过时
《时代信报》：提到陈家桥，总是绕不开先锋文学这个符号，你是怎么理解先锋文学的？
陈家桥：先锋文学一度对中国很重要，但是现在如果回过头来读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妻妾成群》，我们会发现其中的神秘性下降了、减弱了。可以说，作为一种陌生性，先锋文学主要是语言上的，而对于小说，我个人看重它的发现性，对幽秘经验的发现和组织，是小说最重要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先锋文学可以作为一种姿态，可以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语言性使用，然而作为小说的认知，它显得有些过时了。
《时代信报》：你被称为中国当代最后的先锋小说家，在你的创作上，更多的人似乎对你的文本探索印象深刻，而就小说本身，留下的记忆或故事并不多，你对此感到高兴还是悲哀？
陈家桥：媒体现在经常这么看、这么说。不过，我自己倒觉得在我之后的那些作家们，已经不考虑这个问题了，现在谁还考虑是否先锋呢，最重要在于有一种新的对抗正在形成，那便是文学这个本体与整个时势环境的紧张关系，在这个对抗中，文学最要紧的表达要求，往往成为对它自己的说明。因此，我觉得所谓最后一位先锋作家，应该是没有太多具体指涉了。
《时代信报》：余华的早期作品也很先锋，你似乎走得更极端，风格更强烈，你怎么看待他与你的异同。
陈家桥：余华早期的小说很优秀，到《在细雨中呼喊》，我认为是其走到了顶峰。后边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我觉得其实并不好，尽管人们可能会强调它的现实意义，但真正的现实主义立场似乎又不应该仅仅是这样的，并且对于小说文本来说，它的社会性如果过于强烈，它会遮蔽小说的那种最深刻的自主的本质性的方式。因而，余华从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的转型，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继发的意义，它只是在一种惯性中。所以我想《兄弟》的问题便不难理解了。《兄弟》不能说失败，它在一种消费性的文学场景中，它也有存在的必要，问题仅仅在于这样的事何必由余华去做呢。
对我来说，先锋只是一个符号，我从开始就觉得小说要写自己能独立掌控能在内部生成并且有趣的小说。尽管在有趣这一点上，我有过不少反复，但总体上讲，我认为小说的独立价值是最重要的，它有绝对性的发现，所以即使我较为密集地在最近两三年写了许多取自于现实中的中短篇小说，连《小说月报》这样的刊物也纷纷转载。其实不是我在改变，而是外边的小说整体影响在低调转换。这个民族还是需要一些特别的神秘的经验性的认识和发现。在这条道路上讲，我认为我是在努力中的。
关于王朔和张万新的高调
《时代信报》：去年王朔高调复出文坛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不少声音认为是其炒作，但今年《收获》的主编仍然公开表示，王朔对中国文坛“功不可没”，你怎么看待王朔以及王朔文学的？
陈家桥：王朔是个很好的小说家，但王朔复出什么的，其实有些不带劲。《我的千岁寒》不好，勇气是有，问题是现在他写得有点问题，朋友们都在体谅他，我觉得也没必要。现在人们都在强调这个时代有特殊性，以为处在特殊性中，写得不好或者有问题，就可以静观，等待，再看看，这不好，其实哪个时代不特殊呢，我倒觉得历史有均质性，我们原谅自己是没道理的。
《时代信报》：作家张万新入选“中国作家实力榜”后，曾公开对媒体说“现在的好小说太少了，几乎没什么可看的，于是我自己写了两篇来看。”他指的是他写的《马口鱼》。你赞同他的观点吗？你是否认为文坛是他说的这个样子。
陈家桥：我不认识这个人，也没听说这话。但我想，文坛是个很虚的说法。作家是个体，对于中国特殊的体制状态，这只涉及到一个人具体的写作，它无法影响到真正的写作层面。写作的独立性是第一重要的，它不会受到其他影响。
写现实不代表向现实主义转向
《时代信报》：但是这几年来，你似乎在写一些“好读的小说”，比如《大家》上的《杀人者》，你的编辑海男说，这是一个时髦的故事，按照通常的理解，多少有些应景，算不上一种赞扬。出于什么样的想法，让你现转向现实义创作？
陈家桥：我真不认为我是在转向现实主义创作，这个提法过于草率。不仅对于我，即使对于所有作家来说，恐怕都不能简单地把他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简单理解为一种回归或转向。实际上，现实主义是一种实践，既是一种书写实践，也是一种美学实践。当然即便在极左的前苏联，他们对我们有强烈影响的时期，现实主义也仍然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的。它应该有一个变量，基础才是现实。现实主义不仅被实践，同时它也是一种美学要求，在真正的现实主义那里美也是现实的。《杀人者》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是我的初衷，尽管一个出身卑微的中产阶级要杀一个出身名门的中产阶级，但故事的主要结构，却在他为什么要杀她这个环节上悬置了，这就是我所写作的“杀人者”，小说一定要有结构，要有一个问题，必须在这个问题意识中和读者前行。
《时代信报》：你觉得这个追求快速阅读的时代，还有多少空间留给“不好读的稀奇古怪的”先锋文学的创作者们？
陈家桥：在这个时代，留给先锋文学的空间很少了，但“先锋”作为一种广义的精神，它始终是存在的，可以讲一切突在前边的也就是先锋，它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开阔地上的骑兵。也许拼帖，剪切，装置，诗意，断裂，反省，存在，人道，游移，流氓，幽灵，困境，这种种有可能的写作实践和处境，都会成为一种新先锋，先锋在精神的高度上，是一种高度的“新写实”。
《时代信报》：你曾说过“这个世界，懂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更多的阅读者似乎同样在抱怨，“现在的好小说越来越少了”。你怎么去理解这对矛盾？或者，有什么办法去缓解这个矛盾？
陈家桥：这个矛盾可能是解决不掉了。小说的兴盛源自于一个技术条件十分有限的时代，而那时人们的认知和阅读渴望在加剧，小说完成了对隐秘经验的传播。它是把个体经验组织与公众传播的私人建设联结在一起，然而现在这几乎再不可能。小说，写得好，写得再好，也无法回到《堂诘诃德》的时代，因为那种流浪精神已经无法再成为遗产，作为遗产，它已经再次死亡。我们的《红楼梦》也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和写作实践，它们在它们自己的遗嘱里再次死去，那你说，还有什么小说是必须写的呢？
《时代信报》：你曾说过，在你的早期创作中对想象力严重崇拜，对文学也具有非常大的野心，具体是什么野心，这些野心最后实现了吗？
陈家桥：对于想象力的严重崇拜，来自于我少年时代优秀的学习成绩，我曾几次考试成了状元，中考，当时是安徽最好的中学，考了我的老家六安市的状元。像我这样的人，一个从少年状元到文化分子的转变是有些痛苦的，所以我说想象力十分重要。至于所谓野心，那时我热切地期待文学，对文学有重大的抱负，但这些年下来，人是会变的，就是说你的感受会变化，所以野心是一种过去的良知，是一种对所从事的事业的激进的想法。但现实是，野心继续存在，只是对于它的理解有了新的方式。在我自己看来，我是什么都能实现的，如果我不搞文学，我完全可以在理工科方面进北大清华，去美国学理工，但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泛泛来讲，人是要讲人道的，人不能苛刻，不能决定个人史，所以人就是要踏踏实实。我曾经确实是个少年天才，但这都过去了，我现在觉得天才是个可疑的称呼，人应该丰衣足食，留心身边事，喝小酒，哼小调，人应该自由自在，这就够了。
我的趣味是不看女作家的作品
《时代信报》：现在一批70年代的女性作家在文坛势头很猛，如魏微、鲁敏、乔叶、戴来、朱文颖，你是怎么看待她们的写作的？能简略点评一下吗？
陈家桥：我几乎没看她们的小说。说实在的，我很少看女作家的作品，伍尔芙，杜拉斯，茨威塔耶娃，我都几乎没看。我一般认为阅读也是要选择的，每个人必须有个人的阅读趣味，我的趣味便是几乎不看女作家的作品。
《时代信报》：能说说你比较看好的青年作家吗？
陈家桥：在我看来，如果说到青年作家，韩东恐怕才算，因为他的状态是最好的，他是个差不多在当代比较顶尖的作家了，我认为他才真正称得上是个青年作家，因为他有一种精神气，他的小说有游荡性，他的存在有反讽性，青年作家应该是这个意义上的。
《时代信报》：你认为一个好小说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陈家桥：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是天生的，他必须要缓慢，不是说一个急性子的人，性格暴力的人不能写小说，而是说一旦一个人写小说，在细节上，他必须要软，这是一个硬性标准，只有缓慢、软，细节在走动，你才能有经验上的真实感，才能使经验有效，小说在阅读中必须给人真实的印象，它不是可衡量可外显的，它必须向内，要绵软，舒展，它反对激烈的强硬陈述。
《时代信报》：你平时都读什么书？你的读书观是怎样的？
陈家桥：我读的书很杂，但现在我最爱读的书是哲学方面的，也许是不想那么浅薄吧。人可以很失败，但不能浅薄啊，甚至结果可以很浅薄，但主观上不能啊。我喜欢卢卡奇，喜欢福柯，喜欢黑格尔，喜欢康德。他们的哲学书写是一种顶尖的美学实践。和他们相遇，还有什么遗憾呢。
《时代信报》：对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你怎么看？你是否想过努力取得这些奖？
陈家桥：文学奖是个游戏规则，这一点不开玩笑，没什么意思。给我也可以，不给也正常。现在的情况是，当代作家谁写的好，大家都是清楚的，谁都明白。所以游戏规则应该正义起来，而不是去排除这个规则，我相信铁凝主席也会明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