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文学杂志已经15年，说实在对文学还有一种情结。八九十年代，我们其实一直在探讨一种新的文学杂志的可能性。九十年代初，与李陀等曾经策划过办一本《艺术》杂志，也曾编辑了第一期，只是因为没有刊号，周转了两家出版社无法出版。现在回头看，还是觉得那时的想法是有意思的——想拓展关于文学与艺术的观念，改造小说、散文、随笔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的体裁，更好地“扇动文学的翅膀”。当时我们到中央工艺美院，组织了一组花布设计的图片，想作为中心插页。现在，工艺美术与美术的概念早已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再做花布大约已经不会成为新鲜。

   作为一个文学老编辑，这些年我一直感叹于文学杂志的现状。《收获》、《当代》、《人民文学》，我们的艺术已经出现了那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这些杂志还是当年的老模样，所提供的意识，在我看还冷冻在八十年代。有些杂志试图变，如吉林《作家》，但意识无变化，变化的只是形式。文学刊物现在普遍销量萎缩，在我看，都是因为没有出现意识的变化，不能满足主流消费群体的文学需求。

   记得几年前，作家出版社的名编辑懿翎就莫言新小说的出版，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到，我们的“生活圆桌”的轻薄已经参与造成了对严肃文学的损害。“生活圆桌”当然只是小品，而且许多质量不理想，上不了正桌的台面。但如果细选，我以为还是可以成为新的小品的一种类型。“生活圆桌”之后，我们又新办了一个栏目“个人问题”，“个人问题”与李菁的“口述”栏目，其实都可以移植到文学刊物，我以为，也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

   我还在想一个问题：新闻报道的文学性——不是指用文学的虚构写新闻，以文学的“乱毛”装饰新闻，这是传统报告文学的写法。而是指有文学价值的报道，海明威、诺曼·梅勒等都写过很多有文学价值的报道，只不过我们现在的文学编辑缺少这样的意识而已。我很高兴的是，周刊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报道，我衡量这种报道的标准是它的叙述能力、它能否在叙述中构成鲜活的语言，展示出人物的个性与生存状态。比如本周发稿的去年入职的新记者葛维缨到云南去采访大象与人冲突的稿子，写得真是生动极了。本周王恺去采访重庆“棒棒”的“市井”，也将一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

   周刊有很好的文学土壤，如果大家互为触发，这样的报道多起来，我们或许可以开一个研讨会，讨论讨论记者的文学表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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