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清明节为谁上坟
小时候，还在盐池，每到清明节，都会专请了假随父母到远在郊区的路边上给两个人上坟，一个叫梁吉瑞，一个叫梁家瑞，爸爸说，这是你的大爷爷和二爷爷。坟是没有的，只是在沙地上画两个圈，上边写上名字，我们面朝山西的方向跪在一边，爸爸将带来的打了印的黄纸燃烧了，磕三个头，嘴里嚷嚷着爷爷拿钱来，奶奶拿钱来。虽然那时候小，不懂得什么叫严肃和凝重，但在这种时候，确也是笑不出来的，从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笑和好玩的事情。上完坟，我们会在路边的野地里玩上一阵子，这里是出城向东十几里的公路边，公路左右一片荒芜，右边不远处沿公路有一排绵长不绝、大概一米高的土堆，爸爸说这是古城墙。
盐池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固原地区的一个小县，早在1936年它就实现土地革命，成为新中国最早一批解放的城市，紧挨着陕西的定边和内蒙古的左旗右旗的地理位置，使得出境入境的人都会途经这里。我们的上坟之地就是在去往陕西定边的那条公路上，沿着这条公路，所有漂泊在宁夏的山西人都能回到故乡。
我家的漂泊中止于1992年的3月，准确的说是我父亲母亲的漂泊中止于这一年，因而我的上坟经历也由此结束。山西是一块拥有着古老文明的土地，这文明里含了太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东西，从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深重的压抑，上坟的中止即是这压抑中的一种。
不知山西其他地方是否有不允许女人上坟的习俗，在孝义首次听说这样的规矩，说不出的反胃与不平隐隐在胸中升腾，但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情绪。加之孝义女人多表现出少一事的轻松，自己也多多少少融入了这幸福中去。及至到了今日，所思所想多过了情感冲动的时候，才对孝义女人的不上坟有了深刻的理解，然而这理解仅限于一般男尊女卑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并不如自己家族经历给予自己思考的程度深刻。
孝义女人的不上坟，缘自于纳入了男方的家族体系，而更重要的理由是，据说女人上坟会给男方家族带去不吉祥，女人虽然乐得不去上坟，深层的原因却是令人悲哀的，纳入了人家的体系，却又被排出这一体系，可见孝义女人的无地位、无自尊与无人格。这样子说或许孝义很多男性和女性都不肯同意，因为孝义的女人甚至于山西的女人，整体而言物质生活的水准都是相当高的，表面看来生活是相当闲散、富裕、自由、无拘无束的，无论怎样讲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这自然犯了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毛病，形成山西女人这样格局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山西地理位置的优越，物质的极大丰富体现在孝义女人身上尤为明显，中国女性文化包括守贞型的淑女文化，越轨型的逆女文化和病态型的妓女文化三种基本模式，因为这片土地的肥沃而成就了这里的女人以守贞型的淑女文化为重要特点的整体性格特征自然是不足为奇，而我们忽略了或者说根本不知道的是，不管是那种模式的女性文化类型，都是由私有制度、等级制度、多妻制度、买卖婚姻制度和男尊女卑观念等因素共同构成的中国封建社会所传袭下来的，秦汉以降，随着专制制度和礼教观念的不断完善与强化，“统治者一边用妇德贞操的素布把一部分妇女束裹起来，一边又逼着另一部分妇女脱光衣裙，任其狎玩”。中国人的两性关系被挤压得非常变形与倾斜，中国妇女所遭受的卑视与压迫也进一步加深。因而在孝义，在拥有财富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淑女型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们的精神创伤与心灵痛苦常常是掩盖在物质上得到极大满足的幸福感之下的，然而这种幸福感与表面的尊严感，却并不能表明，孝义女人就是不被压迫和不被伤害的，孝义女人就拥有着足够公平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自由度。清明节不上坟，即是孝义女人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之一。
然而我并不赞成和鼓励孝义的女士都去上坟，因为我知道这坟上的是没道理的。孝义的女人不去上坟，一方面有破规矩延续下来的作用，一方面也倒有为自己撒气的舒坦。清明之前，我问同事，你上坟吗？只得到一句冷冷的回答：给谁上坟？是啊，给谁上坟，自己的父母尚且健在，再往上的祖宗家谱里又不算自己是家里的人，自己男人家的坟我想没哪个女人愿意从心底里认定那是自己的祖宗的，上也上的不会情愿。所以，女人给谁上坟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从男女两性公平的角度出发，上坟当是自家给自家的父母上的，而中国的传统是，上坟不知要上给哪一辈祖宗，也不知这祖宗到底是不是自家的祖宗，因而往往按个姓氏，依着辈份，顶多就是个四辈以下的祖宗还能认清，能联系到哪一辈直系的就上一上，搞不清的就不管了，常常是看到一堆男人在地里找来找去，找不着了就找个土堆子当坟，拜一拜，祭一祭的。
因而依了儿子的传宗接待，多数人就有了给上坟的后辈，正因为有了辈份的传递，更显得儿子的重要。太姥爷是没有儿子的人，只生了姥姥和老姨两个女儿，姥爷是河北漂泊到山西孝义的小手工业者，娶了姥姥后就扎根在了孝义中王屯村，每年的清明，姥爷都会去给太姥爷上坟，后来姥爷去逝了，给太姥爷上坟的事情便不知是谁来做了，只是有一年，在姥姥的抱怨中，我得了这么个情况，原来舅舅和哥哥们给姥爷上坟之前，姥姥想让他们顺便到太姥爷的坟前给烧点纸钱，没想到他们都推说没有时间，后来，姥姥又央了二舅重又去了坟地，给太姥爷烧了纸钱。因为没有儿子，如果姥姥也不在了，给他烧纸钱的人就会不存在了。这是中国极其有趣的一种现象，我们由此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对儿子如此重视，为什么对传宗接代如此上心了，原来不过是为了死了有人烧纸。
相对于姥姥家发生的这件事情，只能引起我对儿子对家族概念的进一步理解，而发生在我父亲这边的经历和故事，则是让我对宗族概念领悟极深、痛恨极深和淡漠极深的理由。借着清明节，对于中国社会所强调的传宗接代、祖宗之类的传统来个实实在在的嘲讽与挖苦。
父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时，依然对自己的出身怀着不甚明晰的猜测态度，五十年来所逐渐能够肯定的事情是，他先后知道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亲哥哥、两对养父养母、亲生父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直到前不久，他还在因为要不要见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特别想要见他的自称是他的奶母的老人而犹豫不决，因为有没有吃过这个人的奶的经历他根本就没有记忆，而自己决定要见这位老人的话就意味着自己又要承担一部分尽孝的责任。父亲最终是没有去的，因为没有人再能够证实他的这段经历了，死去的死去，没有记忆的或者大概知道情况的人也只是一知半解的，不能确定的。
断断续续地得知了父亲如此复杂的人生经历，我开始怀疑自己所依循的那些思维习惯，进而怀疑我们所一直遵从着的行为习惯，直到彻底怀疑中国社会现存着的一切规矩和制度，人类社会所存在着的一切不公和压迫。思索的过程是曲折的，是由小及大的，由个体到全体的，由现象到本质的，由肤浅到深刻的，由激动愤怒的感性到更加激动愤怒彻底的理性的，而这种思考，因了自己身为女性的客观，更加清晰与明朗。因而也庆幸自己的女性身份，否则真还看不清这清明节下不和谐因素的由来。
已经很多年不上坟了，如果说小时候上坟是在给自己的爷爷奶奶烧纸钱，那么现在的我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给谁上坟，也不愿意去给谁上坟了。对父亲经历猜测认知的过程，让我对上上一代人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套东西充满了情感上的蔑视和精神上的厌恶，蔑视不是蔑视女性，厌恶也不是厌恶男性，而是那个时代和那以前的时代造就的一批人和一批事，就如同周恩来总理对封建糟粕的痛恨，是因为自己母亲的遗体经了28年才入土为安的切身体会一样。
很多年后，当我，一个作为女儿的人，已经很明显地看清了父亲肉体、精神和情感无依的客观事实后，父亲和弟弟，这两个自认为是宗族传人的男人，却如同两个天真的孩子在兴致勃勃地研究着家谱里的人和事。孰不知，这家谱到底经了多少次不是儿子的传人，这家谱里含了多少代人分分合合的辛酸和苦楚，父亲，一个姑姑过继给舅舅家的男孩，一个在两个家族中尴尬存在的人，一个在新旧社会交替中母亲为争妇女权益而出生的悲剧载体，拿着这份不知所云和不知所终的家谱，究竟还有何意义。推己及人时，常常有种自欺欺人的可笑感油然生出，想天下多少家谱不是经历了这样的境地，想天下男人手里所依托的一份家谱哪一个会真正是自己祖宗的历史，不过一种形式和安慰罢了。人最终都要寻找自己的根基所在，男人，是可以拿着家谱来确定的，因而父亲对于拿在手中的一份梁氏家谱而心感安慰，弟弟也因有这份家谱而感到自己肩上有无比的担子。而女人呢，根基何在，又到哪里去寻，没有生儿子的人家，难道生命就从此中断，难道女人身上所流淌在自己后代身上的血就不算血了吗？
女人，还是要为自己的父母上上坟的，上一代，上上一代的事情，包括男人，除了一厢情愿的姓氏之外，其实真的不关自己太多的事，受过祖父母还是外祖父母宠爱的人，清明的时候自然会在情感上倾向于谁，表达一下你的情感也无可厚非，但没必要把宗族的概念强化到如此极致，不过是一个姓氏而已，却要把我们的情感忽视和淡薄到宗族区域以内，不免太缺乏人权意识和人情意识了。
上坟，不过是人们对逝去之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情感的表达未必都要用上坟来解决，如果非要上坟无以表达的话，我奉劝所有尚未为人父母之人，想清楚怎样解决对死人表达情感的问题之后，生儿子传宗接代的问题自然也会迎刃而解，根本解决了女人自主生存生活的权利的时候，解决了中国人权问题的时候，中国的一切怪现象和病态现象都会有很好的解决出路，因而这也正是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一个理由，是胡总书记说的要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好办法，而解决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首要解决的，当是女人人权的问题，因为男权制社会里，任何阶层的女性的人权都是普遍低于相对阶层男性的人权的，依次而论，处于人权焦点的，当属各阶层的女性群体，因此，女人的人权问题自然是代表全部人权的重中之重，解决和保障处于人权最底层的女性的人权，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基所在。
200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