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虽然艰苦，但只要还能有饭吃，孩子们总在一天天长大。很快，知达的大哥高中毕业，面临了下放的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正值革命热情高涨的城市知识青年立刻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主动上山下乡，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可是，知识青年的革命热情高潮过去之后，尤其是当知青到了农村后发现他们所面临的种种艰难困苦远远大于他们下去之前的想象时，上山下乡就逐渐成为了城市知识青年避之惟恐不及的一种灾难。到了1972年知达大哥高中毕业的时候，这种拒绝下放的心理已经到了非常强烈的地步，以至于他们毕业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人响应政府的号召主动表示愿意下乡去务农，宁可在家闲着。

就在这个时候，曾经一度传来大学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他们为此兴奋过一阵。后来才知道，确实有些大学恢复招生了，但不是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录取，而是招收工农兵学员，也就是直接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上大学也不需要考试，只要有人推荐就行。消息传来，大哥他们大失所望，情绪更趋低落。

也就在这一年，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李庆霖，在万般无奈之下，斗胆上书毛/主/席，详细介绍了他的儿子和其他知青在农村的艰难生存现状，不但缺吃少穿、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下放几年了还要依靠父母养活。李老师在信中问毛/主/席：万一哪一天他们这些做父母的去世了、这些下放在农村的孩子们该怎么办？据说，这封信把毛/主/席都感动得掉下了眼泪，然后不但亲笔写了回信，还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钱，直接寄给李老师。毛/主/席的信很短，全文如下：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上山下乡已经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搞得民怨沸腾，照理，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取消上山下乡，可是由于毛/主/席没有说要取消，谁也不敢提取消的建议。报纸上很快报道了这件事，不但丝毫没有取消下放的意思，反而还将这封信当成了毛/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肯定和支持，是对知识青年关心爱护的证明，更加热烈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新高潮。在这之前是自愿下放，在这之后是强迫下放，也就是不管你本人是否愿意，都要强迫你下放。另一方面，也改善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待遇。比如，从那以后，每个知识青年在下放的第一年，每个月可以从政府领取下放津贴，但是一年之后，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又比如，所有的接受和安置知识青年下放的人民公社，都可以得到政府一笔钱，用来安置知识青年的住房等。

尽管如此，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依然抗拒下放，当时的知识青年之所以敢于抗拒政府的下放要求，主要是当时政府依然是用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希望知识青年自愿报名下放，另一方面，在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赫然写着：“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也就是说，中国的公民已经意识到，即便是在党/中/央内部，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也是有着严重的分歧，所以都希望通过拖延的方式，尽量留在城市，能等到中央取消上山下乡的这一天。

但是政府不会让他们等，很快，曲阿县所有的居委会都行动起来，对每一户有下放对象的居民家庭派驻了动员下放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个人，深入下放对象的家中，做下放对象的思想工作。知达的大哥是下放对象，家里也来了一个动员小组。知达家里很小，来的人根本坐不下，他们就在知达家门口的学校操场上，围成一个圈子，做知达大哥的思想工作。

(未完待续)
20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