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人类文明新高度！（一）
摘要：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必然需要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或者可以说是必然造就中国式的民主政治。那么中国式的民主都包括什么内容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二是政治协商制度，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四是民族区域自治及“一国两制”制度等等。
民主是什么
一谈到民主，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式的大选，认为这才是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似乎除了“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之外，就再不可能有其它形式的民主了。这不得不让我佩服他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战斗力和意识营销力。事实上，民主是个什么东西呢？
先看看它的字面意思：①“专制”的对称。指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形态。②“专政”的对称。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包括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等。③“集中”的对称。指领导人征求意见，了解下情，与群众商量问题等。④领导人密切联系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向群众学习，以平等的态度待人的思想作风。（在线新华字典解释）
再看看历史上的民主：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代表著由人民统治。至于民主的统治方法、以及其“人民”的构成范围则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一般的原则是由多数进行统治。民主通常与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相比较，在这两种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上，而没有如民主政治一般由广大人民控制。民主一词经常被使用于描述国家的政治，但民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有著统治行为存在的领域。
民主的形式包括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直接民主—又称为纯粹民主，是一种人们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的制度，例如决定是否接受或废除某种法案。之所以称为直接是因为决策的权力直接由人们所行使，而不经过任何媒介或代表。在历史上，这种形式的政府相当少见，因为在实践上要将人们全部聚集起来投票相当困难，所花费的成本和时间都非常高昂。所有直接民主都属于较小型的共同体，例如城邦。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雅典民主。代议民主则是较常被采用的制度，之所以称为代议制是因为人们并非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选出民意代表来参与政府实体或议会。民意代表可能是由全体选民选出（如比例代表制）或代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依据地理划分的选举区），一些制度则混合了这两种方式。许多代议民主制也结合了一些直接民主的成分，例如公民投票。
如果以这些理论来衡量的话，就无法准确的表述中国的民主形式；因此，有学者称其为中国式民主；我比较认同这种说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必然需要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或者可以说是必然造就中国式的民主政治。那么中国式的民主都包括什么内容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二是政治协商制度，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民主集中制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它的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结果。
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与目标，就是要在党内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来说，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生活的内在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防止和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这些民主党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就已存在，它们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它们在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过程中作出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都是独立的，享有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它们是参政党。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内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在国家采取重大措施或决定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时，中国共产党都事先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取得统一认识，然后再形成决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常设专门委员会中，在地方各级人大中，均有一定比例的代表，以更好地参政、议政并发挥监督作用；在人民政协中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形式主要有：第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协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第二，中共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通报重要情况，就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候选人名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候选人名单，同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三，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人大代表在各级人大中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和发挥监督作用；第四，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和县以上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第五，推举符合条件的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
附
东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及其渊源
（根据网络资料加工整理而成）
差异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生活中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不断创造发展的过程。从空间角度看，文化祢散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时间纬度看，它又延续在整个历史长河之中。文化又是一个动态系统，内容十分广泛。文化按其所面对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与人关系的方面以及人自身的关系即灵魂与肉体方面。按形态来看，文化又可以分为这样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第二个层次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也就是人工改造过的物质；第三层是制度、风俗以及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
中西方文化产生分别产生于中国和欧洲，是属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因此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是差异也十分明显。这种差异也就是此文化区别于彼文化的特殊性。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我以为更集中地反映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战胜自然。西方征服自然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圣经》。圣经所讲述的内容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人是站在自然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的权力；人与自然是敌对的；人要在征服自然的艰苦斗争这才能求得生存。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思想家们都不愿意花力气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去征服与战胜自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可分为三种，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服从自然说；一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征服自然说；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周易大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周易》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段话的深层意思是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自然界有普遍的规律，人也要服从这普遍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界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就是天人的协调。
第二，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家庭问题上。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注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期间，西方家庭公社的原始纯朴性质保留比较多，公社虽然处在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但是权力受到限制并且经过选举产生。家庭的最高全力集中在家庭会议，这就保证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不致受到压抑和剥夺。相比之下，在中国从殷周时代开始，家庭公社就处在家长的统治之下，这不仅使得同居共财的共产制严重变质，而且使个人自由受到严重压制。其次，西方家庭经历了一系列进步性的演变，虽然罗马的家庭包括奴隶在内，但是这种家内奴隶制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就销声匿迹了。在中国，家长制在封建社会广泛盛行，父权、夫权变本加厉，不断强化。再次，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古希腊罗马的男子们虽然常常占有女奴，但是没有发展出一夫多妻制度。在中国，一夫多妻制一直在富人和显贵人物的家庭中流行。中国家庭本位的主要表现是把家庭看得比个人重要，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唱妇随之类。中国这种家庭伦理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互尽义务的关系，一是单向服从的关系。前者对于实行同居共财制的家庭来说是必要的，后者则属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西方的个人本位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而缺乏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第三，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维护民族的独立，不向外扩张，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教化去“协和万”。西方在民族方面讲究竞争、讲究斗争，许多思想家主张征服别的民族甚至统治世界，而这些思想往往被当权的统治阶级采纳并付助行动。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华夷”之别。但是，这是首先文化高低之别，特别是有无道德礼教之别。其次，诊视本民族的独立和文化传统，对其他民族则采取“顺俗施化”的政策。当然，中国的民族伦理和民族政策也具有明显的封建烙印，这主要表现为华夏中心主义，表现为追求以华夏为中心的“四夷宾服”的理想。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它不是以征服为手段而是以道德教化为手段追求“协和万邦”。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
渊源
东西方文化各自特点的形成，是有其形成的客观原因与条件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马克思的这段精彩论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首先是人们代数和的自然环境的不同，然后才有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不同以及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并由此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
所以，从根本上讲，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首先是有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因为自然环境不仅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也由此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心理。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国的经济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农牧混合经济。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而欧洲则基本上属于农牧混合经济，游牧经济的典型代表是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特别是蒙古的草原民族是以游牧为主的单纯游牧经济。
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进化的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从原始社会经过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最强因此这些国家的进化速度也就最慢。相反，游牧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最差，他们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分合多变。农牧混合经济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可变性。稳定性来自种植业，可变性源于游牧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367页）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即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鲜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欧洲的农牧混合经济联结的纽带是商业贸易。在商业相对弱小时产生的城邦和庄园，当商业强大到导致封建割据消灭，民族市场形成之时，便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产生了近代的民族文化。
中国与欧洲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中国与欧洲在面积和纬度上相近，但是作为生产物质基础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欧洲有广阔的平原、地形简单、交通便利、雨量充沛。这个是多山国家，山岭纵横、交通阻隔、气候复杂。中国由于平原面积小，需要广大牧场的畜牧业很早就开始被小块恳挚的种植业所排挤。同时由于水面不多，渔业也不占重要地位。所以从战国时代起就可是形成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
在古代社会技术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技术结构对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农业商品化生产发展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首先是生产对象本身需要的工时不同。例如欧洲人用葡萄制酒，中国人用谷物造酒。葡萄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其种植要比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费工少有利于水土保持。其次是不同的耕作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有不同的后果。精耕细作、灌溉为主的的单一农业，有土壤贫瘠、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等严重问题。年复一年，环境恶化，改土改水工程效益递减需要投入的劳动力不断增加。
农业经济对生产分工和商品化进程的影响也大不相同。中国单一的农业经济，以家庭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男耕女织，养猪喂鸡，从种植棉花开始到纺织织布基本上都靠自己的劳动。煮饭蒸馍全系家务活动，不需要烤面包的作坊。中国农民一年四季从早到晚不得休息，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方面造就了以勤劳节俭著称于世的美德，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狭隘自私的意识，形成了排斥协作的小生产传统。马克思在谈到东西方农业生产的差异时，认为最重要的是对共同水利工程的需要，“在西方，例如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广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页）
中国历史上修长城、开运河、治理黄患等浩大工程都是以大规模的无偿地征集民力，以直接统治关系为经常的简单协作。这些工程虽然从经济效益上看促进了农业生产，但是从经济组织上看不但没有促进分工与协作的发展，反而强化了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相比之下，欧洲农、牧、猎、林混合经营的庄园经济结构，生产活动有天然的分工。庄园虽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但是庄园内部有分工与协作。由于皮革、羊毛和亚麻的加工比棉花困难，所以在逐渐从庄园转移到城市的作坊集中加工过程中没有遇到中国那样小农经济的顽强抵抗。
中西方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差异，还反映在对商品的需求与社会体制上。古代欧洲的农业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同时农牧兼营，食品以肉制品以及奶制品为主，劳动量小，营养价值高，但是不象粮食那样容易运输与保存，于是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农牧混合经济限制了统治者聚敛的程度。欧洲贵族在庄园而非在城市之中，有的国王甚至没有固定的首都，带着随从从一个庄园转移到另一个庄园。同时，无论是庄园主还是教会，向庄园佃农所征收的税额大都在十分之一左右，远远低于中国二分之一以上的田租率。欧洲统治者不存在象中国封建统治者那样的横征暴敛，其原因不是欧洲统治者的慈悲，而是无法长期保存肉类和奶制品，所以其征收实物的数量也只能以适时消费为度。也就是说，是经济结构本身的性质对统治阶级的行为产生了限制。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区域中心城市的大量积谷。欧洲历史上战争的规模之所以远远小于中国，也可以从积聚粮草的困难来理解。骑士作战是自行装备，自带仆从，远征军必须驱赶大批牲畜同行。所以，战争规模不大，且有多在夏秋两季进行，同时无法持久。
其次，牧业经济不能够完全自给，于是产生了对外贸易的迫切需求。财富的集中首先要求物质的储存。同时，国王与教会都从生活必须品的巨额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而竭力保护和发展商业贸易。相反，中国的贸易主要是以宫廷喜好的珠宝药材等奢仕品为住，贵重量小，便于运输，但是与民众生活无关。另外，从战争的目的来看，欧洲的战争多发于贸易，而中国的战争多是为了土地的争夺。所以说，中国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结构限制了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强化了封闭的经济结构。
总之，由于中西方生活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因此也就必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格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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