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误中的灵异现象（李壮鹰）
平时说话，偶尔会发生口误。我们老家那儿流传一个笑话：一个人在集市上不期然遇见大舅，急忙过去问安，因为紧张，舌头不听使唤：
“大集赶舅来啦？”
他大舅一笑，指着肩上的褡裢说：
“你来得正好，烧饼里还有两个褡裢呢！”
念中学时有位姓张的语文老师，平时上课爱跟学生海聊，天南地北地胡扯。一天，一大群学校领导要来听课，张老师花了几天时间准备，他几乎把讲稿背下来。上课时感情充沛，严肃而投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站在讲台上，满脸油汗，瞪着眼睛打着手势喊：
“冲上去了！冲上去了！我们的战士，骑着战刀，挥着战马！”
从这些口误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口误虽然是误，但并不是乱误，而是误得有格套，有规律。口误者对于想说的词儿，往往不是完全失序或丢字落字，而多是置换了两个字的位置。比如，“大舅赶集”，决不会误成“舅大集赶”或者“舅大集”，它只是舅与集这两个词互换了位置。而从语言效果上说，这种词位的互倒，比“丢三落四”还要误事。正像《说岳》中讲的宋徽宗元旦祭天写“玉皇大帝”时所发生的错误：“玉”字丢了个点儿，倒也无大碍，问题是这个点儿没丢，它只发生了位移，而且跑到最不该去的地方——它跑到“大”字的肩膀上去了。所以玉帝说：“王皇可恕，犬帝难饶。”
口误除了字词位置的互倒，还有一种更有趣的互倒，那就是前后两个字的声、韵的互倒。文革中我回故乡，有一天信手拧开收音机，就听到唐山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女播音员充满激情地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邓周！”
“斗争”口误为“邓周”，颇为邪门儿，因为它恰好是“斗”和“争”的两个字的韵母的互换，如此准确的调换，真像是神差鬼使，平时我们故意换，都绝对换不了这么利索；而且一个根本不懂拼音的人，你让他不停地重复“阶级斗争”这四个字，越说越快，也会出现“阶级邓周”这奇怪的搭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它可能与我们说话时的神经机制有关，当人想说而未从说话之前，神经上会出现一种语前意识。在这个意识中，他想说的一切字音作为发音趋向已经聚集在意识中形成一种潜在的序。话语行为，只是通过嘴巴将已经等待在口内的潜在的序释放出来而已。这潜在的序作为一个抑扬顿挫的声音框架相当坚固，故即使说话时发声器官调配失误，也只会是个别字音的对换，摆脱不了那大体框架的制约。因为这大体发音框架已经在语前意识中固定了。
古人研究声韵搭配，其格式除了双声、叠韵，还有一种叫“反语”。《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中，把四个字排成正方形：
天 土
隖 烟
说：“右以前四字，纵读为反语，横读是双声，错读是叠韵。何者？土烟、天隖（音YOU）是反语，天土、烟隖是双声，天烟、土隖是叠韵。”所谓双声，使前后字的声母相同，叠韵，是前后字韵母相同。而“土烟”与“天隖”是声韵互倒，所以是反语。
反语的自然出现都发生于不经心的口误，而这种精致的口误看起来很神秘，它带有一种灵异性，如扶乩偶成之字，故被前人视为谶语。古代典籍中常载，本来是平常的一个词，一些人总要联想到它的反语而疑神疑鬼，从人把它理解为神谕之谶。《三国志》载吴人诸葛恪，官至大将军、太傅，后被奸佞所害，死后被捆以芦席抛在乱葬岗。先时南京城有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络，于何相求成子閤。” 考“成子閤”在当时的发音，其前后字声韵交换的反语为“石子岗”，而石子岗正是那个乱葬岗的名字。于是好事者就说，童谣为预言诸葛恪之死的谶语。《南齐书》载文惠太子曾向齐武帝要了一块名叫“东田”的地方修私人花园。后来他的儿子即位，以疯病被废。好事者考“东田”之反语为“癫童”，于是也以为此结果早有预兆。《梁书》载萧统作昭明太子时，京师有童谣：“鹿子开城门，城门开鹿子”。后萧统未及即位而死，朝廷派人从徐州接来他的儿子临丧。有人说，童谣中的“鹿子开”，反语是“来子哭”，正应儿子奔丧一事。《南史》载陈后主名叔宝，不久亡国。有人说问题就出在他的名字上，因为叔宝的反语为“少福”（B、F古音同），短祚而亡，正其宜也。张鷟《朝野签载》记魏人名叔麟，给他算命的人认为他的名字不好，因为叔麟的反语是“身戮”，“后果被罗织而诛”。唐人武三思封梁王，后改封德靖王，“谶者曰：德靖，（反语）鼎贼也。后果有窃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所有这些，都是好事者对反语的附会。
古书中作为谶的反语，据说有凶谶也有吉谶。南齐时，有个王胜熹去益州当刺史，谶者曰：以后必有王爷来益州。后齐武帝果然派了始兴王去镇守益州，人解曰：“胜熹”，反语正为“始兴”也。《集异记》中讲过一个更为复杂的反语应验的故事，张镒晚上做梦，梦见一个神祇向他大叫：“任调拜相”。不解其义，请他的外甥为他解梦。外甥马上向他拜贺：“恭喜舅舅要当宰相”。张问其故，外甥说：“任调”的反语为“饶甜”，特别甜的东西无过于甘草，而甘草为珍药，“珍药”的反语就是舅舅的名字张镒。果然，张镒后来被拜为中书侍郎。
因为反语为谶有吉有凶，故古时为人物、年号命名时，常常有意寻找吉祥的反语，而极力避讳在反语上有凶灾的名字。《梁书》载梁武帝建寺名同泰寺，接着又改年号为“大通”，又在寺前建了一个“大通门”。“大通”是“同泰”的反语，故取之以求吉利也。《南史》载宋明帝多忌讳，大臣袁愍，反语为“陨门”，明帝认为不祥，乃令他改为袁湛。大臣刘忱，反语为“临仇”，乃令他改为刘悛。《旧唐书》载唐高宗改年号，本定为“通乾”，因为反语不祥（天穷），即下令停用。《朝野签载》上说唐人郝象贤，友人送他字“宠之”。其父专门宴请送给他字的友人，席上声泪俱下地乞请友人们不要再侮辱自己的儿子。众问其故，其父说“宠之”的反语是“痴种”。《金楼子·杂记篇》说，诗人何僧智曾在任昉家作诗，任昉看了他的诗，说:”卿诗可谓高厚”。何僧智多心了，不禁勃然大怒道：你为什么说我的诗是‘狗号’？很明显，他也想到反语上去了。
正因为如此，故过去写诗，需特别小心在反语上犯忌讳。《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十八种病为“翻语病”，“翻语”即“反语”。其论云：“翻语病者，正言是佳词，翻语则深累是也。如鲍明远诗：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辰。”伐鼓，反语为“腐骨”，是很不吉利的话，所以为病。
反语的出现在口误中有必然性。它是一种自然的发音现象。古人不能从科学上去认识它，所以觉得它很神秘，于是把它当成谶语来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从语音演变的角度上说，一个固定的词流传得久了，其所发生的声转、音变也很可能以反语的形式出现。《水经注》中提到莆坂那地方出产一种酒，因为是深秋桑落时酿制，所以叫桑落酒，然人们传久了，则音转为“索郎”，“自王公庶友，牵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顾，思同旅语。”而索郎，就是桑落的反语。段成式《怯酒赠周繇》：“诗中反语终回避，尤怯花前唤索郎”，即咏此也。我的故乡，滦河以西的人管“立刻”、“马上”叫“疾溜”，而我们河东的人叫“就立”。就立，也是疾溜的反语。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我注释《荀子》时的一个没解决的问题：《荀子·解蔽篇》提到多位传说中的发明者，其中说：“浮游作矢”。关于箭的发明者，《礼记》、《世本》、《说文》等著作都说是夷牟；说浮游者，只有《荀子》。那么荀子此说是另有来历，还是出于杜撰呢？长期以来不能索解。直到最近我才明白，原来浮游与夷牟本为一人，因为它不过是夷牟的反语，是传言时发生了口误，并因为这口误多次重复而被凝固下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