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29版上访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中指出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在9万亿以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并指出这是政府对财富控制力增强的表现，容易造成政府干预市场、资金利用效率变低、寻租行为增加等后果。
我虽然觉得文章写得非常的好，并且结论也很合理，但是看完之后总觉得有些疑惑。因为政府对财富越来越强的控制力并非是政府刻意为之，而是不得已的举措。现实中，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化加剧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要求政府宏观调控来解决，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不可能避免这些问题，只有计划体制的方式才可以调控财富的分配。然而政府控制靠什么？只能靠财政收入来实现，货币政策是利用货币杠杆来调控市场的一种手段，但是现在，货币政策在中国已经明显失去应有的效果，存款准备金率已在调高已经达到世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对经济的控制作用微乎其微。财政政策调控一起直接、迅速的优点仍然保持着其活力。
政府对农民购买电器的补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直补性质的政策将看得见的实惠直接给了农民，提高了农民消费的积极性，扩大了内需。然而这些补贴来自哪里？不就是财政收入吗？如果财政收入不扩大，我国面临的诸多问题怎么解决？
文章当中提到的教育支出过低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政府在政策导向失误带来的，教育产业化改革加剧了其严重性。至今仍有人（我不愿称这些人为学者）认为和大学生的培养成本相比，中国的高校收费仍较低，教育支出绝大部分由个人来承担了，当然减轻了政府负担，但是不得不说他同时是教育机会不公平的原因之一。教育资源有限是否就应该提高收费？教育需求增大是否就应以提高教育的价格来调节？这些应该是政府政策问题，本应该由财政手段来解决，不能看作是政府对财富控制的危险信号。
至于文中提出的寻租行为，也不能说由于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就带来寻租行为的发上。当然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行为，给寻租带来了机会，但是有权利就会有寻租，这是必然现象。关键是如何控制寻租，只要监督到位、惩罚得当，使意欲寻租者的机会成本大于寻租带来的收益，寻租行为自然就会减少。因此，寻租行为不能成为减少政府对经济控制的原因。
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为了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只有在强大控制力的前提下才能使整个社会整体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也是我们期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