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们用“认可”来激励企业高管的时候了。这并非要取消高管高薪，回到崇高而渺茫的“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而是要解决一个实质性问题：高薪究竟要高到什么程度，是高到杨超的程度，还是高到成燕红的程度，还是高到马明哲的程度，抑或高到布兰克芬的程度呢
激励高管一定要向钱看吗
每年第一季度，差不多都是上市公司发布年报的时候。不知是文化传统的原因，还是当前的贫富分化过于敏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上市公司年报的渐次披露，舆论特别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似乎不是公司业绩成长，而在企业高管的年薪。下边是部分上市金融企业的高管年薪状况表，其中有一家美国金融机构，即去年在华尔街次贷危机中一枝独秀的高盛。
姓名 职位 税前年薪(万元人民币)
中国平安
马明哲 董事长、CEO 6616.10
张子欣 总经理 4770.40
梁家驹 常务副总经理 4813.00
孙建一 董秘、董事 2543.70
罗世礼 副总经理 1091.30
吴岳翰 副总经理 862.80
王利平 副总经理 929.90
JohnPearce 副总经理 1163.00
陈克祥 副总经理 626.70
顾敏慎 副总经理 1558.10
曹实凡 副总经理 791.80
姚波 首席财务官 952.90
深发展
法兰克纽曼 董事长、CEO 2285.00
民生银行
董文标 董事长、董事 452.89
黄涤岩 监事会主席 428.25
中国人寿
杨超 董事长 141.05
浦发银行
杨绍红 职工监事 229.00
华夏银行
成燕红 监事会主席 234.7
交通银行
蒋超良 董事长 195.18
美国高盛
劳伊德·布兰克芬 CEO 6850万美元
一天收入高过副总理一年收入
——高，实在是高！甭与普通员工比，就是比高级领导干部，这些高管年薪也实在是高。拿中国人寿董事长杨超来说，他的年薪141.05万元，上表中是最低的，可也比刚卸任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高出十多倍。2007年11月，在劝诫企业人士廉洁奉公及反腐败时，还没卸任的吴仪同志“晒”了一把自己的个人收入:“我现在每年所有收入12万元(人民币)，这还包括保姆费。”
至少从数字看，杨超的年薪已经是堂堂副总理的12倍。但这还是最低的，如果拿上表国内金融企业高管年薪最高的马明哲比，国务院副总理一年的收入还差马明哲一天的收——6616.10万元年薪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一大截。真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这直接导致舆论及公众的亢奋，提出高管天价年薪是不是与公司业绩挂了钩，更有人把当前的股价暴跌与上表中某些高管比如中国平安董事长兼CEO马明哲的天价年薪直接联系到一起。当前的股价暴跌，包括平安股价暴跌在内，与平安不顾市场大趋势推出的天量融资存在关连，至少也构成重要的导火索，但把马明哲的天价年薪在这里拴上钩，可能有些情绪化，因为刚发布的年报披露的是去年的薪酬，是根据去年的业绩计算的，而从中国平安的年报看，2007年成果不俗，业绩增长104%，净利润近200亿元。
更重要的是，当前的股价暴跌虽是风起去年10月，但跌幅似乎主要还是发生在2008年。更何况马明哲的天价年薪中有相当部分属于长期期权激励——据称达到80%，他本人肯定是不希望股价暴跌的。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涉及多方面的问题需要平安向股东及公众作出解释，比如平安股东权益增长水平为什么远远低于高管薪酬增幅。
但如果要耍情绪，这里面气不打一块出的可能不只一个。比如中国人寿董事长杨超就完全有资格一问：同为中国上市保险企业，去年中国人寿的净利润远超过中国平安，可为什么我杨超一年就只拿141万元，差不多只是他马明哲的零头呢？
甚至马明哲也可以站出来愤愤不平：为什么一年公司净利润200亿，而自己只拿7000万不到呢？你们去看一看国际行情吧！这也正是平安新闻发言人盛瑞生在回答对平安副总经理梁家驹超过4000万的年薪质疑时说的一番话：“梁总工资最高主要是因为他曾在众多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任过要职，公司需花重金才能力邀其加盟。此外，我们公司一直在按国际化的管理运作，但高管薪酬体系和国际同等规模的大公司比仍有一定差距。”
国际行情天然正当吗
的确，按国际行情，作为金融企业高管，超过4000万人民币的年薪一点也不算高。由于在华尔街次贷危机中一枝独秀，高盛2007年薪酬福利支出达201.9亿美元，相当于高盛2007年全年净收入的近一半，首席执行官劳伊德·布兰克芬(Lloyd Blankfein)总收入高达6850万美元，包括工资收入60万美元，现金分红2680万美元，还有总价值4110万美元的限制性股票和期权，再次刷新华尔街CEO年薪纪录。
但疑问恰恰就在这所谓的国际行情，中国唐代就有句非常响亮的诗：“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或者说高管的功劳真的就这么大吗？没有士兵的万骨枯，不管高管本领多大，功夫多高，素质多强，也不可能成就任何业绩，事情都是合作做出的，所以这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平衡。
所谓的国际行情可能是大大偏高了，正如世界银行主计官兼战略与资源管理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
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机制设计理论，多少也表明激励问题还没有解决，从现实看，对企业高管的激励问题，目前远没有现成的成功答案或方案。美国的高管薪酬可能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但也并非一蹴而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卢西恩和康奈尔大学教授亚尼夫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1993年，美国公司用于支付5位首席高管的支出不足公司资产的5%，但到2003年，这一数字占到公司总收益的10%以上。哪里有高薪，哪里有抗议。2006年4月，美劳工联盟成员甚至曾租用飞机参加辉瑞公司的年会，并在飞机上打出巨大的横幅：“汉克，退回你的高薪！”目的就是抗议辉瑞公司CEO汉克·麦金内尔的高额退休金计划。
高薪究竟要高到哪
如果从全社会的高度看，问题更是“秃顶上的虱子——明摆着”。最简单的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一年的收入还差马明哲一天的收入一大截，难道副总理的素质不如一个公司的总经理？难道副总理对社会的贡献不如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当前官场腐败形势倒愈发严峻，是不是也因为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官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价值观向经济市场作了靠拢？
论者可能要提出：这是两回事，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这倒符合中国眼下的某些现实，拿上表中提到的华夏银行监事会主席成燕红来说，从华夏银行年报看，其税前年薪为234.71万元。这比成燕红之前作为北京市金融工委书记的收入不知其高多少倍也，那时候作为正局级公务员，其月薪充其量不到1万元。
但社会实质上是一个整体，政治与经济可以分，但不可能完全分开，就像名声与利益可以分，但也不可能完全分开一样。没有完全不追求利益而只要名声的人，也没有完全不追求名声而只需利益的人。从这一点出发，或许能找到解决企业高管激励问题的启迪和思路。
现行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原来在企业，是中海油董事长兼CEO，最近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有的人说，老卫到海南，经济上是受到了很大损失，确实如此。我在中海油的收入与在海南省委的收入，两者差距是非常大的，当初我还以为是小数点打错了。但是感觉也不一样，作为一个地方官，能够给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实事，得到老百姓认可，是另外一种收获。”此话发人深省！
正在兴起的“认可”激励
或许，也到了我们用“认可”来激励企业高管的时候了。这并非要取消高管高薪，回到崇高而渺茫的“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而是要解决一个实质性问题：高薪究竟要高到什么程度，是高到杨超的程度，还是高到成燕红的程度，还是高到马明哲的程度，抑或高到布兰克芬的程度呢？人可能不得不与人进行比较，可我们究竟怎么比呢？比什么呢？
在今年元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作了“他认为他最重要的一次演讲”，郑重提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制度体系来让自利的动力发挥作用”，需要启动另一个激励手段，就是“认可(recognition)”。盖茨虽然是对企业而言，但无疑也适用于个人，适合于企业高管。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真要在利益上斤斤计较，那可真的是没完没了。
有识之士都已经洞察到这一点，并在努力付之社会实践。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
当记者问起相关话题时，
的确到了我们认真考虑用“认可”来激励企业高管的时候了！
本文刊发于《中国财富》杂志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