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收到广告手机短信，王先生将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运营商告上了法庭，称未经其同意向其发布商业广告，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休息，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向其手机发送商业广告；作书面的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3元，请求分得广告收入人民币30元，以及相关诉讼产生的费用3000余元。6日，北京首例告垃圾短信案在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竞报》5月7日）

　　北京垃圾短信第一案的意义或许已不用多说，手机用户通过法律手段叫板垃圾短信，无疑是令人拍手叫好的事情，抑或会在消费者维权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是，报道中透露的“诉讼产生的费用3000余元”这一信息，却让我对北京首例告垃圾短信案高兴不起来，相反，更多的是担忧和困惑。

　　王先生的诉讼请求里说得很明确：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3元，请求分得广告收入人民币30元，也就是说，即使他的起诉得到法院的全部支持，他拿到的经济赔偿就是区区的33元，而诉讼费用3000余元，被告败诉后才会承担。

　　起诉垃圾短信，在我看来，更是一场公益诉讼，但对于一般收入人群，有多少人会拿出月收入的大部分来维护这种权益？更尴尬的是，此类案件完全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畴，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接近正义运动发起人、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莫诺·卡佩莱蒂曾说：“一种真正现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于所有人可以接近”，“如果只有富人才能付得起钱，利用这种制度，那么即便用公式精心保障的司法制度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仔细剖析北京垃圾短信第一案，我们对这位法学家的话会更加深有感触——我们的司法，何时能实现“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于所有人可以接近”？何时能让公民用法律手段讨说法的成本更加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