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发展：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

 

陈柳钦

 

[内容提要]：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经济基础脆弱、缺乏造血功能、没有发展动力的城市。城市化的发生与发展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动与吸引：即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崛起。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持续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动力，新型工业化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的后续动力。

[关键词]：产业发展；城市化；动力

“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是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突出的六大重点之一，城市化建设也成为一个新的重点和热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变奏，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值得深思与忧虑，因此，追求健康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城市化本身是一个过程，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其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种转化的深刻内涵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而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化。产业是立城之本、兴市之基，是城市发展的推进器。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经济基础脆弱、缺乏造血功能、没有发展动力的城市，不仅发挥不了城市的应有作用，而且会拖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化要有大规模产业的支撑。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经济基础。城市化发展非常重要的核心要素，在于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城市的产业，有相当实力的产业链的支撑。没有产业支持，仅仅停留在建制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城市化，是不能实现城市化的宗旨的。因为没有产业支持，城市人口就难以充分就业，没有就业居民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没有资金收入就不能拉动消费，而一个没有足够需求刺激的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城市化就更无从谈起。

一、农业持续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动力

农业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母亲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城市化发生的第一前提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罗斯·芒罗(Ross H. Munro)认为，城市兴起、成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扩大而产生粮食剩余；沃伊廷斯基(Woytinsky)指出，一个国家城市化的界限，一般是由该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决定①。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增加，与城市的发展不存在直接关系，城市并不会因为农村人口的增加而自然产生。如果农业生产力不能达到生产余粮的水平，城市就不可能发生；如果农业生产力生产的余粮不能增加，城市就无法发展。农业的进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城市化的历史始终是由农业发展推动的：从城市的最初形成来看，只有在农业生产力发展能够提供剩余产品的前提下，使少数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非农活动时，才开始了人类文明和城市发展史；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它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它总是首先在那些农业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农业分工完善、农村经济发达的地区兴盛起来。农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城市化的进程来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给城市化以推力，是城市化的前提基础。

农业发展是农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意味着它为非农产业提供农业剩余的水平不断提高。这里所说的农业剩余是广义的概念，指的是农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剩余，既包括农产品的剩余，也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等的剩余。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城市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化更是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剩余为前提。农业为城市化提供剩余的方式主要有4种:（1）赋税方式，即农民通过赋税提供剩余；（2）价格方式，即农业剩余通过不利的贸易条件(如工农产品剪刀差)由农业流向工业,由农村流向城市；（3）储蓄方式，即通过吸收农民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和对政府及企业债券的认购提供剩余资金；（4）财产剥夺方式，即政府凭借政治力量使农民无法放弃财产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提供剩余。由于提供农业剩余政策干预下的价格方式及提供农业剩余的强制性方式、无偿性方式、财政调节方式的效率分别好于市场机制下的价格方式、自愿性方式、有偿性方式和金融调解下的方式,因此,多数国家及地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资本积累对农业剩余吸取方式选择上,对前者的偏好要明显高于后者的偏好。可见，农业剩余的存在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动力。

关于农业对城市化的作用，英美学者刘易斯(W．ArthurLewis)、拉尼斯(Ranis)等都相继提出过自己的观点，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Kuznets)的理论阐述相对而言应该是最全面的。从理论层面分析，农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支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发展对城市化的“食物贡献”。城市化所需要的农产品包括两大类：食物型农产品和原料型半成品，前者主要是粮食、蔬菜、水果、肉类、奶类及蛋类等，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后者主要是棉花、油料、糖料、烟叶等经济作物产品，主要用于城市企业的生产。由于城市化了的人口一般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他们仍然需要消费产品，且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有着更高的消费能力而使城市化后的人口对农产品的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和间接消费量）要多于城市化前，这部分农产品是要由农业提供的。因此，农业就通过所能提供的食物商品和数量决定着城市化的人口规模。而农业提供商品性食物的数量，取决于农业的发展水平。因此，农业发展水平就通过所能提供的商品食物数量决定着城市化的规模和程度。（2）农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原料贡献”。尤其在城市化的起步时期，在以加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初期，这一特点十分明显。工业作为城市生产的核心，需要有大量充足的原料供应,否则工业的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比如，中国近代工业的主干是轻工业，棉纺织业、缫丝业、粮食加工业为基本产业，这类轻工产品成本中原料成本占主要部分，原料的质量优劣和价格高低是影响成本核算的决定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质高价廉才能占领市场。无疑，各厂家都把能否获取优质价的料作为决定企业的成败的关键。而轻工产品的原料如棉、粮、蚕丝，全为传统部门中农民家庭经营的产物。没有传统部门提供足量的优质原料，中国早期现代部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3）农业对城市化的“市场贡献”。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市场，而农村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随着农业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农民对生产投入品和高档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从而使城市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扩大,城市生产得以持续进行,城市化动力不断加强。我国的情况可能更为特殊，城乡之间在消费理念和消费结构上存在显著的时空错位，这种城乡间在消费领域的时滞客观上为城镇饱和的工业品的销售寻找到了合适的场所。（4）农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人力资源贡献”。 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必须首先要有人力资源。城市人力资源的来源，除一部分是城市自身的人口自然增长外，大部分都来自农业。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为乡镇企业累计提供了1.6亿多个劳动力。当然，从理论上讲，农业能够以多大的规模为城市提供劳动力资源，还是由农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农业能够释放的劳动力数量，进而决定着城市化的人力资源规模。城镇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城镇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农村源源不断向城镇输送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劳动力。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速度必然也随之提高，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功转移无疑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经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5）农业发展对城市化的“资金贡献”。农业为城市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方式很多，比如，农民携带资金进城兴办产业，农民付费购买城镇户口，农民集资兴建城镇基础设施等。（6）农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土地贡献”。土地资源是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是城市基础建设的依托。新兴的城市所需要占用的土地，大都来源农业。没有农业的土地贡献，就不会有城市化的大规模发展。当然，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土地，则是由农业的土地生产率水平决定的，城市化对农用土地的占用，不能超过土地生产率提高使农业释放土地资源的能力。

美国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加强农业、扶持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廉价和日益丰富的农产品又为城市化的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断解放出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1870年，美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全国人口3／4以上生活在农村，劳动力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1870年以后，美国开始了以电力、钢铁、石油、化工等先导工业为主的产业革命，工业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结构的重心也开始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村转向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非农劳动力的需求，拉动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从而加快了美国的城市化过程。随着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村转向城市，农业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外流等有可能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农业：从土地制度上为农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重视农业进步，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实施保护政策。而且美国政府扶植农业发展的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措施，并不是单相操作，而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扶植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农业的生产能力，推动了农业的持续发展。有了丰富的农产品供给，既满足了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人口对各种食物的消费需求，又保证了工业化初期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体的工业部门对原料的需求，而且还有大量的农产品可供出口。农业的健康发展，使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没有遇到过农产品短缺的困扰，为城市化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全面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从而使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具备了新的内涵。农产品供给由全面短缺走向相对剩余，给农村城市化提供了充足的商品粮支持。粮食自给率基本达到100%，棉花、蔬菜、水果等一些经济作物也出现了地区性过剩，这就要求一方面农业必须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适应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城市化进程应当加快，以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业生产向产业化、专业化和区域化方向转变，信息化、知识化也露端倪，为农村城市化更好地结合当地优势发展奠定了基础。各地农村和小城镇都可以结合当地优势，以农业的产业化、专业化、区域化为基础避免产业雷同和小规模低效率发展，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业发展对资本和技术的依靠程度越来越强，从而推动农村尽快加速城市化步伐，为农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实施税费改革，农业从“纳税”走向支持和保护，而后又取消了一切税收，对农业进行各种补贴，从资金、技术等方面反哺农业。劳动力结构出现了绝对数量和份额两个转折性变化，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农村城市化所需的最丰富的人力资源。1992年是一个转折点，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开始持续减少，到1997年农业领域的从业人数比1991年减少了3955万人。第二个转折点是1997年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已下降到50%以下，它意味着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非农产业取代农业而占据就业主体地位。它标志着我国在缩小城乡、工农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方面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动阶段。从上述变化特征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今非昔比。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增长方式、发展目标、增收途径、制度创新以及农业同国民经济关系等方面均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可以认为，中国农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既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

国内外的经验充分表明：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基础，只有城市化与农业发展相互协调，才能达到城市化和农业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效果。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绝对地把某一方面的发展完全寄托于另一端，两者应当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没有农业基础的城市化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不仅不能推动农村进步、农业发展、农民致富，甚至城市自身也会受到拖累，带来严重的城市病。我们国家许多地方发生的过程已经提供了这样的现实图景：许多急剧城市化或加速城市化的地区人为加速的结果是城市和农村两败俱伤，农民和市民尖锐对立。当前在我国宏观上的流动性歧视、特别是对农民工的歧视、失地进城农民的边缘化状态等，实际上就是对这种人为加速的城市化的控诉。1996年以来，我国农业增加值增长呈下降趋势，同时我国农民的农业收入增速连续下滑，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至3：1，这种形势是令人担忧的。因此，在加快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充分重视和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作为推进城市化的基础条件，把城市化的推进建立在农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决不能像搞“圈地运动”那样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来推进城市化，要把农业的发展状况作为确定农村城市化推进规模和速度的前提，使农业发展与城市化推进相互促进，二者在协调中顺利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当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减少农民人口，减少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由“大幅度增加农产品供给”的收入增长方式转向“农产品供给平衡增长与农民人数持续减少相结合”的收入增长方式，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将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与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新型工业化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

工业是城市化最直接的催化剂。工业化是人类社会脱离传统农业文明时代，走向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时代的一个过程。产业结构演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对结伴而生、结伴而长的孪生兄弟。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兴起,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使小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大城市。工业有着强烈的城市区位指向,它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产业集聚效益,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标志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提高。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已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实践表明，城市发展史并不等于城市化的历史，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的出现而大力发展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城市化的动力系统中，工业化之所以居于核心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助于其他动力要素，如经济增长、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是因为工业的发展阶段与城市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火车头。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的“世界发展模型”研究表明：当工业化率、城市化率共同处于0.13左右的水平以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并明显超过工业化率。同时，发展中的城市以其聚集效应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包括各种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尤其是总量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对工业持续增长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还通过不断吸收农村人口以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经济走向现代化。许多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相关性。通过对10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钱纳里认为在一定的人均GNP水平上总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相对应。把握城市化规律，客观上要求城市化发展要与工业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种相关性，在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工业化占主导地位，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展动力。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中期阶段，二者互动发展特征最为明显。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加速器，工业化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在工业化的起步期，国民经济实力相对较低，城市化率以平缓上升的态势向30%发展。在工业化的扩张期，工业和国民经济进入加速发展、实力迅速增强的时期，城市化率将以较快的速度向70%攀升。在工业化的扩张期，城市化水平的年增长率是工业化同期的1.5—2.5倍，城市化率将以较快的速度向70%攀升。在工业化后期（成熟期）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无论从就业结构还是GDP结构来看，在上升到40%左右后，将缓步下降，与此相应，城市化的速度亦有所降低并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的S型上升曲线。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据测算，整个发达国家在1820－1950年（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97；1841-193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为+0．985；1806－1946年法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为+0．970；1870-1940年瑞典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为+0．976，均呈正相关关系。

图1 工业化发展过程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

70%

30%

城市化水平

工业化初期     中期        后期

资料来源：干春晖，余典范：《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世界城市化可分成四种模式，即：（1）同步城市化（Synchro urbanization）。这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据测算，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2）过度城市化（0ver urbanization）。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主要是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的工业化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3）滞后城市化（und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4）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实际上，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城市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过程，并且成为城市化的重大问题。当然，通常所说的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偏差不在于城市化滞后，而在于工业化。这与工业化衡量指标过于重视工业产值，忽视了就业结构有关。工业产值增长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没有相应带动就业结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向城市转移。在我国现阶段强调城市化的重要，首先是对历史校正的需要。我国目前工业化、城市化处于相互掣肘的两难境地，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城市化滞后，打开这一死结的路径是要坚定不移地加快城市化。正因为如此，我国“十五”规划中把城市化作为四大战略之一。经过对最新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的关系正在逐步得到确立。中国的工业化不仅需要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有机结合，即从时间上确定工业化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的问题和从空间上解决工业化在何处规模聚集的问题，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而且还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之间的有机结合，以进一步解决靠什么来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大力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最大的差别在于资源结构，传统工业化是一条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外延粗放型发展之路；新型工业化则主要依赖技术进步走内生集约型发展之路。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就必须准备实现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生产要素：高素质的就业队伍。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是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任务。新型工业化道路既包括原来工业化的内容，也包括了信息化的内容。信息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空间分布和功能组织的变动调整，推动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信息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改变城市生产方式，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城市化进程；(2)改变城市管理方式，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加快城市现代化步伐；(3)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促进居民生活的知识化，提升人口城市化的水平；(4)完善城市基本功能，有力地推动城市现代化向信息城市、智能城市发展。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将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十分有利的环境。

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在21世纪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由之路。中国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强劲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宏伟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中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建设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可以肯定，在新型工业化条件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将加速推进，而新型工业化正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依据。我国提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说白了就是“可持续发展”。我们都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先是工业化，再是信息化、科技化，输出技术把血汗工厂开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条发展轨迹。谁都想走捷径，谁都想一步跨越到美国那种劳动生产水平。可是，缺乏工业基础的信息化只可能是泡沫。泡沫破了以后，往事必定不堪回首。在新型工业化实施初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产业结构又影响到就业结构的变化，并作用于城市化进程，从而带动着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集中。

未来10-20年，新型工业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要真正具备“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特征，必须通过一系列战略性的结构转型来实现，主要包括：第一，建立以现代技术为主体的技术结构。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信息化和高技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新增长经济学为基本理论依据，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提出的，确实适合中国国情。第二，以高档耐用消费品和现代装备机械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第三，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企业结构。第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体化的市场结构。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要由低端市场为主体向中高端市场转化。第五，以大都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主要发展依托的空间结构。

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效应，也是一个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渐进过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好比是轮船与河水。如果说城市化是一条将中国由农村社会送达现代城市社会彼岸的大船，那么工业化作为河水流量决定着可载船只的大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其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和市场。同时，城市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使城市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强力支撑。只有选择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才能打破城乡在产业和地域空间方面的市场分割，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

三、第三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后续动力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刺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亦比制造业更为重要。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发达程度的标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城市服务业是作为一个服务和配套的行业而发展的，对城市工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当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时，城市服务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产业逐步走上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高级阶段，这表现为城市服务业由自发发展状态走向第三产业的自觉发展状态，最直接地体现在城市服务业内容的演变和深化过程之中。从简单的仅包括衣、食、住、行等的商业流通活动，扩展到为生产服务的广告、运输、批发、零售、金融、房地产等活动，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旅游、文化、娱乐等领域，以及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机关、社会团体也都成为第三产业的一项内容。第三产业服务活动专业化的特性推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其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旺盛时期。特别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态势，成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城市化的“接力棒”也因此传到第三产业上，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后续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生产配套性服务的增加及生活消费性服务的增加。

随着工业化的实现，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且具有巨大潜力。西方城市化理论分析和实证表明，在工业化初期,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基本上由工业支撑，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比重上升对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人中期阶段之后，第三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工业聚集效应作用，城市化的演进更多地表现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在这个阶段，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明显快于工业比重的上升,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第三产业。

如果说工业化带来的是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数目的增多，即城市化在量上的扩张，那么，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促进了城市化软硬件设施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在质上的进步。因为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仅能够吸纳较多的劳动者就业，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还将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益。

历史经验证明，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联动过程，服务业的规模、结构和城市的规模、结构有很大关系，高附加值、专业化、新兴服务业往往与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因此，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赋予了城市新的活力，使城市化进入更高层次。

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聚集效益的实现。城市化过程是各种经济要素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于城市具有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的特性，能带来较高的要素收益。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一般是指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的聚集所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协作、资源高效配置、成本降低、效益提高的经济。从本质上看，聚集经济是规模经济的外延，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聚集经济包括同一产业内部同类企业聚集的地方化经济和不同产业多类企业聚集的城市化经济。城市集聚经济的形成离不开第三产业的支持。第三产业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上的高度同一性，第三产业不会像工业那样在甲地生产、到乙地消费；二是要求有最低的“入门人口”,也就是人口必须集中到一定规模,第三产业才能盈利，才能作为产业来经营。因此，第三产业天然地有向城镇聚集的要求。第三产业通过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服务和基础设施，增强城市的吸引力，为城市化提供动力。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分工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生产组织形式时，它对产前和产后的种种服务必然提出全方位和高效率的要求，例如需要有速度快、成本低、载量大的运输业，保证投资、减少风险的金融业和保险业等；同时国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消费的提高也刺激了种种生活服务，如医疗、教育、饮食等行业的大发展。这些行业在为工业提供服务的同时，形成了城市的基础设施，诸如:交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信息产业设施等，使城市的产业更加齐全、生产生活更加便利、功能更强，吸引力增加，从而使工业后期的城市发展找到了“产业依赖”，使城市化的继续发展成为可能。因此，发展第三产业是城市经济实现劳动力聚集的重要途径。

（2）第三产业激发城市外部经济效应。在城市经济中，外部经济效应往往比较突出。外部经济效应指某单位内部效率的提高并不是由该单位内部支付代价带来的，而是由其外部的经济行为所带来的，并没有通过货币或市场交易反映出来。城市的外部经济效应相当部分源于城市第三产业：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良好的卫生条件，使城市劳动力具有较高素质；发达的市场体系、完备齐全的公用事业服务系统大大降低企业的运输及交易成本；密集的信息和先进的信息传播手段使企业往往无需支付成本而坐享其成。城市第三产业的比重越高，外部经济效应就越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就越高。有资料显示：1980年全世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收入国家为30%，中等收入国家为46%，高收入国家为59%；而2003年全世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的比重，低收入国家为48.5%，中等收入国家达到53.4%，高收入国家达到71.3%，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第三产业的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分工细化、生产专业化基础之上的结构升级。可以说，没有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市只是工厂和建筑物的堆砌，只能保证人们“活着”，但不能使人们生活得更好。

（3）第三产业促进城市经济扩散效应的发挥。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形成一定的中心区，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边缘地区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最终的影响。城市可以发挥这种增长极的作用，其崛起对邻近地区的发展形成扩散效应。而第三产业就是实现扩散的重要条件。交通运输、通讯服务业的发展，金融及各种要素市场的发育，是生产从城市向边缘地带转移的前提。第三产业越发达，城市经济的扩散范围越大。当代发达国家出现了市郊化或称逆城市化现象，市郊化发展的结果使大都市连绵区或称城市群带出现。另外，第三产业是个行业涵盖范围大，技术层面广的产业，既包括传统个体手工服务业，也包括现代的金融信息等产业；既有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也有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只要具备一定的人口聚集与市场需求条件，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某一层次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来。而现代工业以大机器生产为其物质技术基础，需要一定的资金、技术规模起点,与第三产业的许多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本比较容易进入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在资金、技术不足的条件下，虽然难以迅速发展第二产业，但可以通过第三产业特别是传统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化。

(4)第三产业给城市化带来后续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和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的初始动力。到后工业化时期，随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增大，第三产业作为城市化后续动力则日益显现。这种后续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生产配套性服务的增加及生活消费性服务的增加。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配套性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科技、通讯业；商品流通要求有仓储、运输、批发、零售业的服务；市场营销要求有广告、咨询、新闻、出版业的服务；专业化程度的越高，越要求企业间的协作与交流，越要求有发达的市场服务体系。随着收入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更多追求更丰富多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享受，由此促进城市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医疗保健、旅游度假、法律诉讼等行业的发展。特别是，以网络作为快速传递媒介的现代金融、咨询、贸易、信息、文化、旅游等知识服务业成为重要的产业基础，知识服务业的比重日益上升。

第三产业具有覆盖面广、形式灵活、从业人员规模大的特点，其发展水平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综合经济实力、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将出现制造业服务化现象，包括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而城市是第三产业的基地。城市化水平提高必然要求城市服务业发展。从国民经济看，也出现国民经济服务化即GDP中服务业比重日趋增大，甚至超过工农业的情况。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赋予了城市新的活力，是城市化进入更高的层次，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仅是靠工业化，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建成制造业中心，而是同时需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是以新型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但当人均GDP3000美元以后，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时，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城市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城市的服务业越发达，城市的吸附作用就越强，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的速度就越快，可中国的城市化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影响力较大的第三产业发展总体还比较滞后，这势必会阻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改革开放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不快，所以城市化进程也比较缓慢，但即使这缓慢的增长也是由于第二产业快速增长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因此，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弱相关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第三产业发展速度非常快，由于第三产业的高就业弹性，带来了城市化快速的发展，从相关系数上看，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与城市化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2005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的过程，将是国民经济“软化”即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的过程。从国民经济动力结构看，第三产业已经或将要成为GDP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一项战略性的措施，可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促进小康社会的建设。2005年，我国城市化与第三产业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关系，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我国许多城市在制定和编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城市产业结构，转变城市功能，使城市功能从生产基地转变为服务中心，为城市生产和居民生活，以及城市的内外交流提供全方位服务。2006年国务院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要通过拓宽领域、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增强功能、规范市场来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对明确中国服务业发展目标和推进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2007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再度为服务业发展政策松绑，提出了要科学调整服务业发展布局、优化服务业结构、完善服务业功能、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提高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和加大服务业投入等目标，提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这些文件的颁布和实施，矫正了对服务业认识的偏差、明确了服务业发展目标和指导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服务业大跨步发展和对外开放。尽管如此，但是，到目前为止，就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而论，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差距很大，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而且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37％的平均水平。

城市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的市场是资源的配置中心，它的高效运作与交通、仓储、金融、教育、信息和其它服务业是息息相关的。现阶段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所以，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依靠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要通过各种可行的方式努力促进第三产业与城市化进程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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