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把邻居的玻璃窗砸破了，却给修窗户的工匠带来工作机会，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这就是典型的“破窗理论”。四川地震发生后，股市中也有持“破窗理论”的“乐观人士”。“乐观人士”认为，由于预期政府会加大对受灾地区的资金投入，受灾说不定能变成好事，拉动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挖掘“灾后重建受益板块”。于是近期与灾后抢救和重建有关的个股，医药、基建等板块，包括受灾地区的上市公司，表现活跃。股市的稳定发展当然是好事情，可题材股的轮番炒作无疑增大了股市波动的风险。

　　而对于实体经济，地震造成的损害或许并不是太大，可如果有分析人士过分强调未来引致投资将带来的乘数效应，认为“破坏创造财富”，就不应该了。而利用汶川大地震来发财，未免有以邻为壑，发国难财的味道。

　　有些理论似乎在印证“破窗理论”。处于萧条时期的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在其奠基之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就提到，“（在萧条中）利用储蓄，在地上挖窟窿，不仅可以增加就业量，还可以增加有用之物以及用之劳役，换句话说，增加真实的国民所得”。但凯恩斯所处的时期和我们现在截然不同，当时美国以及几乎所有的工业国的生产、就业和价格体系处于崩溃边缘，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在大萧条中艰难地摸索。

　　时至今日，“破窗理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目前仍有人认为，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需要彻底重建城市。1995年1月日本大阪、神户毁灭性地震经济损失近1000亿美元，当时有学者认为，“地震能在某种程度上为正在奋力摆脱长期萧条的经济带来繁荣”。事实上，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仍旧在通货紧缩的困境中苦苦挣扎。

　　过分乐观不利于救灾大局，灾难就是灾难，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们要正视而非盲目乐观。被砸坏的玻璃窗户终归有人要掏钱，所谓的就业机会、灾后重建也有其成本。我们认为，灾后重建更应强调的是:无私的援助、顽强与拼搏，而不是强调其中的获利机会。于此，“破窗理论”不过是“破窗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