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正义，的确存在多种解释；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凯尔森认为：‘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虽然学者们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正义是‘公平和公正’的规则却是共同的。人是正义反映的主体，也是评价正义的主体；所以个人得到与他人平等的地位、待遇，实际就是社会的正义（公平）原则。
自从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给人的感觉是‘正义’没有了；由于社会到处存在‘不公’，所以老百姓呼唤‘正义’；这些呼唤实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鸣’。而与此同时，有的领导者却认为‘正义’是存在的；因为‘正义’的存在，所以自己才能感到‘温暖’。如我们社会的高管，年薪6000多万；老百姓年薪一万不到，这在老百姓那里肯定是‘非正义’的。可我们的高管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是‘正义’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要两极分化。由于用不同的标准、角度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其观察和得出的‘正义’结论往往是不同的；所以同一件事能产生‘正义’与‘非正义’的看法。
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上‘维护正义难’实际是指‘非权力者’的‘利益缺失’问题。如付家坡长途汽车站对待我的事，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我反对车站人员随意插队，在我们这些非车站人员来说是‘正义’；因为大家都要公平购票。然而在车站人员那里，‘以权谋私’是正常的；你们对我们‘以权谋私’进行监督就是‘侵权’，所以她能对我指责插队之事恼羞成怒；就是因为她不仅不认为自己错了，反而认为监督他们就错了；所以车站全体成员‘同仇敌忾’，完全是加倍报复性的心理使他们置法律而不顾。
就此事来说，虽然的确不存在绝对正义的概念；权力者也可以按自己的‘正义’理解而执行‘正义’。但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使付加坡长途汽车站的问题又产生了新的‘非正义’；因为你侵犯了我们作为乘客的权益。
是啊！如果付家坡长途汽车站有职业道德的话，当时就应该给我赔礼道歉；故而矛盾也就不会激化。可他们竟然利用工作之便，对乘客的权益大肆侵犯；使你成为他们泄愤的靶子，这就不是职业道德的问题；而是完全没有法律意识的概念。平常飞扬跋扈惯了，所以遇到监督当然也就要置对方于死地。看我们社会的腐败分子，你如果要是举报了他（她）；他们的行为与付家坡长途汽车站一模一样，不仅打击报复；而且是置于死地的打击报复。
我身边曾有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举报自己的领导腐败，结果上级部门把信转到这个领导的单位了。而这个收受贿赂的领导，竟然并不是先搪塞自己的受贿行为；而先把这位民主党派人士搞臭。中国人有个原则，先把你搞臭了；矛盾转移了，自然也就没有人追究领导的受贿了。付家坡长途汽车站也是这个套路，明明是它的工作人员被我监督而故意与我争吵不对；它竟然能放风说是我打了她，这可是全天下最泼妇的手段；如果你糊涂了，他们就可以浑水摸鱼而打击报复你。是啊！它们如果是有职业道德的话，刚开始就应该给我赔礼道歉；不就没有后面的争吵了吗。后来是我高姿态准备走了，他们竟然能置法律而不顾限制我的自由；这就不是职业道德的问题，而是法律保护‘权力者’的‘强权政治’造成的。
是啊！当初那位民主党派人士后来被他的领导强制性下岗了，而且半年没有发生活费；这明显的‘非正义’行为竟然没有任何领导敢主持正义。当时该企业的职工愤愤不平，这是什么社会呀；正义遭打击，而腐败却被提拔。然而当时没有谁敢说，就连我们的政府部门只能对民主党派人士深表同情；却没有人出面干预，因为干预的政策没有；当时的政策要求是全力支持企业的任何改革，哪怕是违法的也要支持。由于强弱两边对‘正义’的概念不同，所以吃亏的肯定只能弱势群体。我在付家坡长途汽车站维护正义，却使自己遭受巨大的损失；就是因为在这里我是弱势群体，而‘以权谋私’的车站工作人员却是强势；结果只能是我吃亏。如果我要去打官司，同样也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糊涂官司；因为我们的法律也不支持弱势，所以我们社会的冤假错案多就是如此。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记者说：“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做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主要是对“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认；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的理论定位，使我们一直迷惘的价值观有了明确的视野。
然而由于我们长期追求的‘以权谋私’，所以我们的‘强权政治’深入人心了；不是我们社会不维护‘正义’，而是我们的很多领导支持的‘正义’是强权政治；所以我们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侵犯很难维护。因为领导干部对此放之任之，而老百姓也多是忍之。正是这种弱势群体‘正义’的迷失和放弃，使我们社会维护这个‘正义’是‘难上加难’。
自从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给人的感觉是‘正义’没有了；由于社会到处存在‘不公’，所以老百姓呼唤‘正义’；这些呼唤实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鸣’。而与此同时，有的领导者却认为‘正义’是存在的；因为‘正义’的存在，所以自己才能感到‘温暖’。如我们社会的高管，年薪6000多万；老百姓年薪一万不到，这在老百姓那里肯定是‘非正义’的。可我们的高管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是‘正义’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要两极分化。由于用不同的标准、角度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其观察和得出的‘正义’结论往往是不同的；所以同一件事能产生‘正义’与‘非正义’的看法。
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上‘维护正义难’实际是指‘非权力者’的‘利益缺失’问题。如付家坡长途汽车站对待我的事，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我反对车站人员随意插队，在我们这些非车站人员来说是‘正义’；因为大家都要公平购票。然而在车站人员那里，‘以权谋私’是正常的；你们对我们‘以权谋私’进行监督就是‘侵权’，所以她能对我指责插队之事恼羞成怒；就是因为她不仅不认为自己错了，反而认为监督他们就错了；所以车站全体成员‘同仇敌忾’，完全是加倍报复性的心理使他们置法律而不顾。
就此事来说，虽然的确不存在绝对正义的概念；权力者也可以按自己的‘正义’理解而执行‘正义’。但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使付加坡长途汽车站的问题又产生了新的‘非正义’；因为你侵犯了我们作为乘客的权益。
是啊！如果付家坡长途汽车站有职业道德的话，当时就应该给我赔礼道歉；故而矛盾也就不会激化。可他们竟然利用工作之便，对乘客的权益大肆侵犯；使你成为他们泄愤的靶子，这就不是职业道德的问题；而是完全没有法律意识的概念。平常飞扬跋扈惯了，所以遇到监督当然也就要置对方于死地。看我们社会的腐败分子，你如果要是举报了他（她）；他们的行为与付家坡长途汽车站一模一样，不仅打击报复；而且是置于死地的打击报复。
我身边曾有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举报自己的领导腐败，结果上级部门把信转到这个领导的单位了。而这个收受贿赂的领导，竟然并不是先搪塞自己的受贿行为；而先把这位民主党派人士搞臭。中国人有个原则，先把你搞臭了；矛盾转移了，自然也就没有人追究领导的受贿了。付家坡长途汽车站也是这个套路，明明是它的工作人员被我监督而故意与我争吵不对；它竟然能放风说是我打了她，这可是全天下最泼妇的手段；如果你糊涂了，他们就可以浑水摸鱼而打击报复你。是啊！它们如果是有职业道德的话，刚开始就应该给我赔礼道歉；不就没有后面的争吵了吗。后来是我高姿态准备走了，他们竟然能置法律而不顾限制我的自由；这就不是职业道德的问题，而是法律保护‘权力者’的‘强权政治’造成的。
是啊！当初那位民主党派人士后来被他的领导强制性下岗了，而且半年没有发生活费；这明显的‘非正义’行为竟然没有任何领导敢主持正义。当时该企业的职工愤愤不平，这是什么社会呀；正义遭打击，而腐败却被提拔。然而当时没有谁敢说，就连我们的政府部门只能对民主党派人士深表同情；却没有人出面干预，因为干预的政策没有；当时的政策要求是全力支持企业的任何改革，哪怕是违法的也要支持。由于强弱两边对‘正义’的概念不同，所以吃亏的肯定只能弱势群体。我在付家坡长途汽车站维护正义，却使自己遭受巨大的损失；就是因为在这里我是弱势群体，而‘以权谋私’的车站工作人员却是强势；结果只能是我吃亏。如果我要去打官司，同样也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糊涂官司；因为我们的法律也不支持弱势，所以我们社会的冤假错案多就是如此。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记者说：“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做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主要是对“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认；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的理论定位，使我们一直迷惘的价值观有了明确的视野。
然而由于我们长期追求的‘以权谋私’，所以我们的‘强权政治’深入人心了；不是我们社会不维护‘正义’，而是我们的很多领导支持的‘正义’是强权政治；所以我们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侵犯很难维护。因为领导干部对此放之任之，而老百姓也多是忍之。正是这种弱势群体‘正义’的迷失和放弃，使我们社会维护这个‘正义’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