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2007年5月24日
近十年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被称为新富足经济，它创造了条件，使经济更快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而又不刺激价格和工资上涨。但新富足经济仍有令人担忧之处：首先，经济增长造成了资产泡沫，这使投资偏离增加生产的目的，加剧财富不均，并可能导致金融危机、通货紧缩和投资停滞；其次，由于世界需求不足且不均衡，企业对扩大经营不积极，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目前的新富足经济不是最佳的增长模式，它过于依赖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投资这两大引擎；更好的增长之路应该是美国政府增加国內生产投资，同时有盈余的亚洲经济体和产油国增加消费。政府投资是同时增加美国需求和投资的最有效方式，不但能创造就业还可以刺激私人投资；同时，为减轻美国消费者作为世界经济消费主要拉动力的负担，美国还要推动世界新兴经济体发展更大的全球中产阶级，尤其是要帮助中国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网，为公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
【本刊讯】美国《世界政策杂志》2007年春季号刊登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新美国基金会全球中产阶级计划主任谢尔·施温宁杰的一篇文章，题为《理想的世界经济?》，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谢尔·施温宁杰从1983年到1991年担任过《世界政策杂志》主编，现在是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新美国基金会的全球中产阶级计划主任。本文根据为新美国基金会的经济增长计划准备的报告《发挥美国的经济潜力：新富足经济的增长日程》改写。)
在过去15年，世界经济的两种情况共同作用，为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更快、繁荣程度更高的新时代创造条件。一种情况涉及到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融入全球经济。这三个人口众多的地区融入全球经济创造了经济学家所讲的供应方面的积极冲击，造成了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过剩。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最明显的影响是对世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它们进入世界经济实际上使全球的劳动力在10年增加了一倍，使资本的回报率提高，使工资增长和通货膨胀受到抑制。由于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高储蓄习惯，资本也变得丰富。实际上，亚洲的储蓄正在超过世界的吸收能力。世界储蓄的过剩，加上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使资本的成本下降，帮助全世界的利率处于低水平，这是可以预料的事。
另一种情况与技术进步以及同新经济相联的其他变化有关，这些变化大大促进了美国和世界生产率的提高。美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上升到1973年以前的水平，当时生产率的上升带来美国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从1973年到1995年美国生产率的提高为1.53%，从1996年到2005年为2.6%。全世界的生产率的提高同样给人印象深刻。生产率快速提高是三方面的巨变同时作用的结果：数据处理和通信技术的巨变，全球化和这些新技术造就的生产和经销模式的巨变，材料和能源利用率的巨变。
这些与新经济和供应方面积极的冲击(它是由中国、印度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有关的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巨变创造了新的富足。这种新经济与1973年到1995年间受供应限制的经济形成鲜明对照，那时的情况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期望降低，迅速改变了流行的基本政策，引出了一个在供应方面采取政策措施控制通胀和减少对市场管制的时代。相比之下，新的富足经济创造了条件，使经济更快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而又不刺激价格和工资上涨；使充分就业再次成为可能，从而使绝大多数美国人享受到大繁荣的成果。
新政策挑战
尽管美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有非常有利的条件，美国经济增长仍然赶不上50年代和60年代，只是与70年代石油冲击时的情况差不多。1995年到2004年是新经济的前10年，在这个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平均为3.24%，相比之下，50年代为4.12%，60年代为4.44%，70年代为3.27%。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经济增长的好处高度集中，很不平衡。在美国，生产率提高的好处大部分流入了少数专业人员和经理，流入了资本的拥有者。例如，在2004年，即使不包括资本收益，1%最富的人的实际收入增长近12.5%。然而，中等家庭实际收入，包括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收入，实际上还下降了。同样，世界经济增长也高度集中于少数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如中国。
资产泡沫的问题
让我们从通货膨胀开始。在一个劳动力、储蓄和生产能力充足的经济中,主要的宏观经济问题不是工资和物价上涨。问题是经济造成资产价格上涨约趋势，资产价格上涨可能迅速转变为资产泡沫，特别是在低通胀的同时出现新的技术进步，造成“失去理性的极度乐观”和过多的信贷。资产泡沫在很短的膨胀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像90年代末那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破坏增长，就像2001年和2002年那样；它们可能长期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因为经济要摆脱伴随资产泡沫的过多投资和消费。
资产泡沫给现实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造成问题。首先，它们使投资偏离增加生产的目的。在纳斯达克泡沫破裂时，超过3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其中很大一部份是对与电信有关的能力的不当投资。最近的技术进步使一些电信能力现在开始过时。同样，房市泡沫也造成了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不当投资，许多地方未售出的四间和五间卧室的住房空置越来越多就反映了这一点。
第二，资产泡沫加剧财富不均，因为它们大大增加了资产所有者的财富，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内。由于资产价格上涨对美国储蓄产生强烈财富效应，这反过来又使储蓄降低。人们因为股票和住房价格上涨而感到自己比较富了，往往增加消费。收入和财富在美国占前1/5的人尤其是这样。例如，花旗银行集团的首席全球战略家阿贾伊·卡普尔的研究发现，从1996年到2001年，全国储蓄减少是因为20%，最富的人的储蓄减少了，而富人储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产价格上升的财富效应。2004年到2005年的储蓄减少也是由于类似的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资产泡沫破裂可能导致金融危机、需求冲击(通货紧缩)和／或投资停滞(即长期投资乏力)。正如早些时候指出的，资产泡沫可能在短时间内使增长速度加快，但是其后的下跌预示着经济暴跌或者随着需求疲弱和投资停滞而长时间增长缓慢。1929年的股市暴跌导致经济学家所讲的严重通缩和全面萧条。90年代初日本的资产泡沫破裂造成长达15年的缓慢增长，尽管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放宽措施。在纳斯达克泡沫破裂后，美国只有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和增加联邦开支才得以避免紧缩，但是即使这样，回升也是战后最无力的并且以住房和农矿产品的新资产泡沫为代价。
世界需求不足、不平衡
新富足经济表现比较差的第二个原因是世界需求不足并且不平衡，这常常是生产率迅速提高、有过多劳动力的经济体的特点。今天经济许多部门投资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资本代价太高或者预算赤字挤掉私人投资，而是因和在需求比较弱的情况下许多公司看不到有比较好的增长和利润前景。不少公司储备了大量现金，把它们用来回购股票，而不是扩大经营。这在短时间内可能对股东是好事，但是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并不是好事。
美国以外的世界需求疲弱使更多产品进入美国，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减少。因此，随着高储蓄率的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的比重上升，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从90年代末的3%增加到今天的6%以上也就不足为怪了。贸易逆差反过来又拖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后腿，创造了不可持续的过分依赖借债消费的疲弱经济增长格局。需求弱也从另一个方面造成经济增长乏力的环境。在太多供应争夺太少需求的情况下，全球经济的许多部门的公司别无选择，只有采取残酷无情的措施。公司不是力求通过扩大世界市场来增加利润，而是通过减少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这又进一步减少全球总的需求。
由于这个原因，在真正的问题是世界需求弱时，目前两党的高级决策者集中于削减预算赤字和增加美国的储蓄以降低利率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造成世界需求弱和全球不平衡的是亚洲结构性的储蓄过剩(中国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及一些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大量经常项目盈余。对全球储蓄情况的分析表明，美国储蓄少是因为亚洲储蓄非常多。因此，基本的经济现实是，如果其他国家不减少过多的储蓄，美国就不能安全地减少过多的开支。
非最佳增长模式
美国和世界经济这10年的增长并不是最好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未能对与新富足经济有关的问题作出适当反应。从1995年到2001年，世界经济太依赖亚洲新兴市场的投资热，然后是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泡沫。从2001年技术泡沫破裂以来，推动全球经济的是两个引擎：美国的消费和住房建筑；中国的公司和国家指导的投资。这两个引擎各自刺激了德国和日本这类出口生产资料的国家以及世界经济中出口石油和矿产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增长。
亚洲和欧洲的出口经济以及俄罗斯和波斯湾因出口石油而有盈余的国家把它们的资本盈余用于支持美国的消费，刺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欧洲部分地区的住房建筑和房地产业的繁荣。这种住房建筑的繁荣──在许多地方是泡沫──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因为它也帮助刺激了消费。例如，过去五年消费和住房建筑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0%。虽然个人消费和房市很热，美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工业化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资本投资比较弱，因为在90年代末过多的能力消化以前，在看到新的增长机会以前，公司不愿投资，而这些条件的出现在今天受需求限制的世界经济中是很慢的。
更好的增长之路
房市调整使美国消费增长放慢，这给那些对富足经济的宏观政策理解有限的决策者造成左右为难的局面。一方面，减少预算赤字而又没有其他弥补措施只能使经济向泡沫破裂后的全面衰退接近，而这种衰退就其性质而言可能是旷日持久的。另一方面，对越来越瘪的房市泡沫采取大大放松银根的政策可能只会制造另一个泡沫，进一步推迟向更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更好的经济增长之路要求采取这样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在美国国内增加政府对生产的投资，在国外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具体地说，摆脱泡沫循环而又不陷入需求乏力和增长缓慢的困境的第一步，不是美国削减预算赤字，而是增加政府投资，同时有盈余的亚洲经济体和产油国增加消费。总之，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可以将全球经济置于更好的长远增长之路，有助于维持全球经济增长。增加政府对美国的投资会带动私营部门增加投资并使生产能力增加，这样在美国的公司就能利用商品和服务出口需求上升的机会。它还可能使工资上升，从而使家庭减轻债务负担而又不必减少消费。国内增加投资和工资，国外以消费引导增长，它们共同作用可以创造真正理想的经济：不太热，不太冷，而是刚刚好。
政府投资战略
增加政府对美国的投资必须成为走出目前泡沫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政府投资是同时增加需求和投资的最有效的方式。尽管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很低，但是由于需求弱或者前景不明，公司仍然不愿增加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使投资增加的最好方式是直接由政府增加投资开支。这种投资的另一个好处是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更多好的就业机会，给工资造成上升的压力。以政府投资引导的战略与推动国外消费和需求增加的努力一起，会改变由一个个资产泡沫造成的不平衡状况，
以政府投资引导的转变战略比其他政策优越。首先，从需求的角度讲，大部分政府投资会用来刺激国内投资和就业，从而在对付经济下滑方面比供应或需求方面的减税措施更有效。第二，从投资的角度看，政府投资，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一种经供应方面的减税赤字更直接、更可靠的增加政府和私人投资的途径。需要增加政府投资以弥补目前在国家的有形基础设施和知识资本方面的缺陷。与这些未满足的需求有关的政府投资的增加会给经济带来积极的回报，不管怎样都比政府投资根本不增加好。
政府投资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刺激私人投资方式。在供应方面的减税效果特别差，因为从减税中节省下的钱很可能在国外消费或投资。至于减少赤字，降低利率对刺激投资的作用不大。相比之下，政府投资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私人投资。它可以提高现有投资和资源的利用率。它还使新的私人投资在原先不可行的地方成为可行，从而增加私人投资。
国外的全球凯恩斯主义
扩大政府投资开支的计划可以成为向可持续的、增长更快的世界经济转变战略的一个支柱。另一个支柱是鼓励国外中产阶级增加消费的措施。国内的消费与生产之间更好地平衡意味着消费相对国外生产增加，特别是在亚洲高储备的新工业化经济体。正如上文指出的，这些经济体10年来生产率迅速提高。美国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帮助这些经济体把生产率的提高转化为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那里工作的人能消费更多他们的产品，使世界经济能比较平衡地增长。
要实现这个目标，美国的决策者需要改变国际经济思维，从80年代和90年代以出口主导的新自由派的思想转到40年代和50年代的凯恩斯思想，那时美国大大扩大了中产阶级，提高了生活水平。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不应是鼓励新兴经济体主要通过出口制成品及其零部件发展，而应是支持中产阶级的发展，以增加国内消费。这意味着帮助新兴经济体增加民众的购房，投资公共设施，改善公立教育，建立社会保障网和创办更多中小型企业──很像美国在上世纪所做的那样。这种政策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在新兴经济体发展更大的全球中产阶级，这样可以使美国消费者减轻作为世界经济消费主要拉动力的负担。
尽管亚洲其他经济体比较富，但是新兴经济增加消费的关键是中国。中国劳动力众多，越来越多地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确定工资水平。中国工资和消费增加将使别的国家有增加工资和消费的余地。中国官员似乎理解这一点。他们已开始试验建立住房抵押市场和增加医疗和教育开支的政策。
但是美国对华政策在加强这种兴趣方面不很连贯。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有必要更好地鼓励这种新宣布的方向，推动中国保护国际劳工水利和知识产权，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帮助中国建立社会保障网，发展住房抵押市场。由于中国缺乏真正的保障网，没有可靠的公共医疗或教育制度，中国工人和防备后用而大量储蓄，造成消费减少。减少这种为防备后用而大量储蓄的最好办法是帮助中国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网，为公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
建立现代保障网需要时间，但是政府和公司可能在过渡期间增加教育和医疗开支。另外，世界银行可以做更多的事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开支，以增加消费。在真正的全球经济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会时不时有必要增加国际公共开支，为对抗周期发展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贡献。在短期内，在比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建立比较大的社会保障网对建立更能持久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多的全球储蓄，尽管储蓄减少可能被旨在提高资本分配效果的金融改革所抵消，但是更好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好处会超过全球资本总量的减少。
调整我们的思维
从直觉可以感知，富足经济的概念是与今天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经验及所受训练背道而驰的，这些人仍然扎根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受供应限制的经济。然而今天生产率迅速提高以及劳动力和资本过多的经济情况更像20年代的泡沫时期，而不是70年代和80年代。因此，我们在制订国内和国际政策时，可能重犯20年代的错误，尽管影响的范围可能比较小。20年代的错误在于不理解与生产率迅速提高以及劳动力和资本充足供应有关的挑战。那些挑战要求我们更富创造性地考虑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新兴经济体普及经济繁荣。
(任美芬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