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斯的魅力
王昭瑞
在西方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像加尔布雷斯（1908——2006年）那样具有卓越洞察力。至于像他一样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哲学家、畅销书作家、杂志编辑、外交家且都取得成就的，更是寥寥无几。
但是，在经济学的圈子里，加尔布雷斯教授却经常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这可以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斯蒂格勒的《价格理论》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作品中看出来。究其原因，可能是加尔布雷斯习惯于怀着慷慨激昂济世救民的情怀用优美华丽的文笔赞美或批判资本主义而很少求助于数理分析，而这一点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恰恰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数理分析才代表科学、理性和严谨，新制度学派惯用的定性描述至少是缺乏专业性。
其实，盛誉和非议向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两者兼备似乎更能凸显一个人的复杂和真实。
作为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的求学经历就显示他的个性。加尔布雷斯整个求学经历都与农业有着了不解之缘，他本科生、研究生、博士阶段的研究学习都是围绕农业经济展开的，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就是《1934年加利福尼亚的县支出》，同年到哈佛大学担任讲师，讲授的也是农业经济。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的学习和研究对加尔布雷斯的政策主张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在农业领域，自由放任从来没有特别得势过，而且政治的东西和经济的东西往往混杂在一起。特别是在西方选举制下，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手中的大量选票一向都是政党和政府竭力争取的对象。即使是在主张自由放任的政治体制下，政府对农业的干预也是常规的经济政策。由此，加尔布雷斯虽然主张政府干预，但他的思想不是来自凯恩斯，而是来自对农业及政治体制的特殊理解。对加尔布雷斯而言，主张国家干预主要不是出于理论的需要，更多的是实践使然。在他看来，主流经济学想所宣扬的资本主义体系可以通过市场和个人利益自由发挥作用而适当地组织起来的观点只不过是自我宽慰的幻想而已。
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对于加尔布雷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点倒和凯恩斯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在早年曾供职于印度事务部，并且一直担任英国财政部的经济顾问。也许只有身在庐山之中方知庐山之奥妙， “能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政府供职才知政府作用的强大和不可或缺，对其运行机制也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才能提出更切实可行的政策主张，这或许是加尔布雷斯和凯恩斯与经院派学者之间的一个明显差别。
加尔布雷斯的名声之所以能够超出经济学的圈子而风靡社会，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在1943年，加尔布雷斯担任影响很大的《幸福》杂志的编辑，他为该杂志撰写了大约50篇论文、社论和书评。在新闻界工作的一段时间为他至少带来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知名度，二是促成他行文流畅、文字优美的特点，由此使他专著能成为畅销书。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曾获得文学、哲学专业的学位，都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哲学修养。亚当.斯密的成名作是《道德情操论》，凯恩斯中学时代在英语古典文学方面的佳作就已经是
此外，加尔布雷斯一有机会，就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除了在罗斯福政府担任委派性职务外，他还利用自己的智慧和交际寻求正常化职位，这和凯恩斯有所不同，凯恩斯是一直在做幕后英雄的，而加尔布雷斯则走向前台做起了实权官员。加尔布雷斯于1961——1963年间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两方面的因素帮了他，一来加尔布雷斯在1952年、1956年和1960年一直为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出谋划策，并且对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成功当选总统立下了不小功劳。二来与肯尼迪兄弟结下的友谊也帮了加尔布雷斯，并且对他以后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影响。事实上早在哈佛任教期间，加尔布雷斯就和肯尼迪兄弟成为了朋友。
在理论上，加尔布雷斯继承了被称为“凡勃伦传统”的技术决定论，这使得新制度学派在仇视食利者阶层上与旧制度学派保持了一致，也使得加尔布雷斯在政策主张上强调教育和培训的作用。加尔布雷斯认为，当今社会的失业大多数是技术性失业，即从事旧产业的工人的人力资本储备不足以胜任现代高科技产业的需要，因而被淘汰，因此加强教育和职员培训对于消除失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上，加尔布雷斯也别出心裁、不落窠臼，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思想观点也一如凡勃伦的怪诞诡异。当社会主义者满怀信心地宣布“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时”，加尔布雷斯就拿出了“抗衡力量”和“二元系统”去描述他那资本主义乌托邦般的“新社会主义”。马克思不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吗”？加尔布雷斯提出，垄断产生了与之抗衡的力量——工会、合作社组织、相对应的卖方或买方的大公司和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这使得垄断权力的运用已被抗衡力量的所“抵消”。进一步，加尔布雷斯用“二元系统”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并非单一模式，通过提高市场系统的地位和扩大它的权力，消除计划系统对市场系统的剥削和压制，使得两个系统的权力和收入均等化，社会就可以进入“新社会主义”。
当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和社会矛盾加剧忧心忡忡时，他却信心十足地断言美国在1958年就已经进入了以“收入均等化”、“社会福利”、“充分就业”和“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丰裕社会”。他甚至说，现在美国已经富裕到“死于食物的人比饿死的人还要多”，富裕到“有些人，特别是男人，有时故意把衣着穿得破烂一些。”这些说法让人觉得有些荒谬可笑，但留心一下报刊杂志上经常报道每年有多少人死于肥胖综合症，注意一下街头巷尾那些为了耍酷故意在衣服上挖几个窟窿、打几个补丁的青年，加尔布雷斯的话也并非是哗众取宠之词。
当大大小小的商店都奉行“顾客是上帝”的经营原则时，加尔布雷斯公然指出它们只不过是生产者要求消费者接受它们产品的帮凶。他认为，现实的情况是厂商并非根据消费者喜好安排生产，而是厂商自行设计产品、自行安排生产、自行规定价格，通过广告网、通讯网和推销网向消费者进行劝说，竭力设法让消费者按照生产者提供的商品的品种、规格、价格来购买。当今社会究竟是“生产者主权”，还是“消费者主权”，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的洞察和批判确实值得肯定的。
作为制度学派的传人，加尔布雷斯有着和凡勃伦一样卓越的洞察力和批判力。和凡勃伦不同的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加尔布雷斯又是入世的，不论在理论发展和个人生活方面，他都取得了成功。这大概就是加尔布雷斯的魅力所在。不论你喜不喜欢他的行为方式，也不论你是否接受他的思想观点，加尔布雷斯都是你在进行经济学学习时不能错过的一座高峰，他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和想象力以及洞察力总能给你某种改造社会的激情和信心。
还有，不论你怎样看待加尔布雷斯，有一点他是比与他同代及比他生活年代靠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高出一截的，那就是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