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现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平。一个星期前他对于“地震天谴论”的有力驳斥，以及前几天对于请愿灾民的含泪劝告，一硬一软，都是站在灾难第一线发出的文化声音。这次抗震救灾的文化声音很浓烈，令人感动。特别要赞扬的是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和四川卫视的一批记者和主持人，实在很棒。一些艺术家的演出也很感人。但是，似乎还缺少一个精神引导的高位，这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出现。他从宏观文化的高度做了这样几件事：

　　1、他发表《自语》表示，中华民族在灾难中的透明呈现，立即解除了外部世界的诸多误会，证明自己的本性是大善，因此感动了天下；

　　2、愤怒驳斥海内外的“地震天谴论”，说如果真是“天谴”，他要套用关汉卿的语言对天高喊：“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

　　3、宣布5.12是当代中华文明的一个新起点，那就是以“关爱生命、发扬大爱”为主轴，凝聚广大民众，并与全世界沟通。他认为，从此，让我们恶心了很多年的“文化蚊蝇狂欢时代”即将结束。

　　4、他及时发表文章劝告请愿灾民，法律程序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过程，当下应该认清面临的是严重的巨大天灾，与政府一道合力解救尚处于危险中的几十万、几百万还活着的人。

　　5、他诚恳地赞扬，中国政府和军队、武警、医生、国内外救援队尽心尽力，令人感动。

　　他的语言，冷静、有力、及时，使人明白，知识分子除了自己捐款之外，还要做这样的事。

　　这使我想到，几年前他在“非典”期间所做事。“非典”来时也是全国人心恐慌，余秋雨先生当时写作了“智者不乱，仁者无惧”的八十言“定心诗”，由陈逸飞先生拍成宣传片全国播放。余秋雨先生的“定心诗”更在全国各报转载，影响巨大。我还在《解放日报》看到，他还改写了一首歌词，由夫人马兰到勇敢抗灾的护士们面前去演唱。“非典”刚刚结束，余先生又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栏目连讲了四天：《灾害之后的文化思考》。我记得他当时已经讲了“危机意识”、“救助生命”、“新闻透明”、“统一指挥”等几个题目，几乎可以与现在的抗震救灾透明呼应。

　　我是已故杨长勋教授的学生，而杨长勋教授是著名的“余秋雨研究专家”，写过《余秋雨的背影》、《守护余秋雨》等著作。他告诉我，余先生在文革灾难时期也非常了不起，虽然家破人亡，还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直到全国掀起“批判右倾反案风”，他又毅然离开城市以示抗拒。后来有一些坚持极左立场的人还把他参与周恩来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硬说成是“文革写作”，完全是颠倒黑白。结果，使得余先生公开悬赏六百天，说只要有人找得出他写过一句肯定文革的语言，就悬赏全年薪水。当然无人领赏。可见，那彻彻底底是谣言。

　　此外，人所共知，他还通过对中东、西亚、南亚边缘地区的数万公里贴地考察，第一个向文明地区报道了恐怖主义的危险和存在状态，这比911的发生早了很久。因此，日本、韩国学术界把《千年一叹》说成是“我们亚洲人对世界局势的重大发现”，两国都在第一时间全部翻译了。

　　总之，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灾难中的发言者和思考者，而不是平安时期的高谈阔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