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主要思想底蕴性重大意义所在
<一>、老子其书
司马迁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史记·老子列传》）原不分章，韩非本及帛书等，且系德前道后。就是简明扼要的《道德经》五千言，核心是老子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韩非子》一书中有《解老》、《喻老》两篇，这是有文字可查的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注释《老子》的著作。司马迁称老子“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史记·老子列传》。二千多年前，庄子便已浩叹：“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子·齐物论》。老子深叹世人“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其实，他的《道德经》是“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世人虽智大迷，而且其迷固久，因而“天下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从古至今，注解者五千余家。但是，角度各有不同，有从训诂学的，有从解释学的，有从比较学的，有从哲学的，有从道学的，有从兵学的，有从玄学的，有从生命科学的，有从诗学的。各有其所见，各有其所长，各有其所短，又各得其所得。因而，呈现了千百万个的“老子”，众论纷云，难求一是，都有不同的出发点，为各个不同领蜮而利用，这可是可喜可贺的历史现象。
<二>、《老子》主要思想脉络
究天道立人事，立天道推人道，包含思想完整性，坚持深刻全面性，实现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合一性，即独异于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亦即老子说的“配天”思想。
<三>、《老子》对诸子百家和现当代的影响
《老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影响，这可以从它的命运中清楚地看到。人们都知道，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著名的显学有所谓儒、墨、法、道等等，这些派别各执其说，互不相让。但就是这些各不相同的学派，却都受到过《黄帝》、《周易》和《老子》的影响。
以庄子和鬼谷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自不必说，它直接秉承《老子》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这在《庄子》一书中是不难看到的。比如，从宇宙万物的本体论看，《庄子》大宗师篇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稷也”，“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司马迁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归本于老子之言……底毁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而鬼谷子有道学之遗风，擅长权谋之术，不忘道学之变，以道的“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注重“中枢”与“中经”的“执中守度”。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始祖，比老子小20岁。据《史记》和有关史料记载，孔子曾面对面地向老子求教过，问礼问道于老子有五次之多。《孔子家语·观周》有记载：“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孔子在宗周学习时曾经求教于老子，而老子对他们的学习目的并不赞成，因为老子不认为老祖宗制定的这些规矩在当时的乱世还能行得通，所以在孔子学习任务完成后，向老子告辞时，老子不以为然地告诫他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老子在与孔子的另一次会面时还曾对他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所以迹哉！今子之所以言独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仁、义，先王之遽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刺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亦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儒家的后学虽然无法亲身聆听老子的谆谆之教，但世事洞明的老子也有不开窍的时候，他老人家那里知道孔子借宗周的这面大旗，借“礼”这个大棒作为鲁昭公救命的稻草并不完全是为了鲁君的利益，也不完全是为了孟氏集团的利益，而是他只能这样做，这是唯一的两个可以帮助他，也正在帮助他改变命运的两个人，是他唯一的升迁之梯。所以老子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的话孔子是不会听进去，也不可能听得进去的。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已经绑在一起了，荣辱与共。况且孔子本从卑贱中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但受到《黄帝》、《老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的建构明显受到了《老子》的影响，以天道言人事，在孔子那里难于找到，而在《老子》中则清清楚楚。
翻开《管子》的文章“牧民”，就可以见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礼、义、廉、耻)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在这段里告诉人们，凡是拥有土地的国家管理者，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仓库里的粮食多了人们就知道礼貌礼节，衣食富足充裕了人们就懂得羞耻荣辱。君主的行为符合法度，亲戚朋友就可以相安无事；四个维持国家秩序的准则得以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在于明道自然、改造山川、敬重祖宗。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就会变成野草一样可怜。君主挥霍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注意禁止奢侈，则人民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不尊道政，小民就不能感悟；不抗灾害，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不尊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齐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儒家代表的鲁文化有根本的不同。而姜太公的儿子到了齐地之后，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遵从当地东夷人的文化传统，所以使齐文化从一开始便带有顺民意、得民心的特点。《管子》开篇第一章就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度，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最早就体现在齐文化里。不仅是顺民意，而且姜太公的后人特别尊重能人和贤人，因为他们先辈的职业就是国相，是靠辅佐国君起家的，他们也特别重视和尊重贤人和能人来辅佐国政。因此，在齐国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国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晏婴。在为政方面，姜氏家族不重视血缘关系，而是任人唯贤，唯能。这与周公后裔的鲁国形成了较大的不同。鲁国的政治一般要掌握在权贵之手，自三家分鲁之后，鲁国的政权一直操控在鲁君家族手里。后来鲁国出了孔子，一味鼓吹周礼，固守封建特权等级制，维护姬姓家族的天下。这就成了鲁文化的特点。了解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看出齐国政治的民主性、开放性和鲁国政治的专制性、保守性。管子和鲍叔牙都不是齐国人，但都跑到齐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这说明当时齐国的招贤纳士风气。
墨学是战国时期的热学和显学，在社会中的影响不亚于儒家。现存的《墨子》一书中有“亲士”、“修身”、“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五十多篇文章。过去的评论一般认为，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节用、尚贤为其次。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墨子》“尚贤”和“尚同”篇中的政治学思想应当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来看墨子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尚贤”一篇中，在“尚贤上”中，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这一句话相当重要，在墨子眼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要起用他、重用他。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种族等级特权社会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打破了当时的身份等级制和封建等级世袭制，是向封建血缘等级特权制度发起的猛烈攻击和挑战。墨子特别推崇和赞赏古代圣王，这些圣王主要是指尧舜禹。墨子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尚贤上）这段意思是：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hong）天、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那个时候，禄厚位尊的大臣们没有不心怀恐惧、兢兢业业地积极工作的，平民百姓没有不争相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和道德的。所以，墨子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贵族家族统治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对封建秩序的严重颠覆，因此，墨家被打入冷宫是势所必然的。墨子更不被当权者所容是他的“选天子”思想，墨子比管子更进了一步，不仅大臣要选择，而且连天子也要民主推选。至于墨子环保思想和科技思想都体现在“节用”、“节葬”、“经说”等篇里，墨子对逻辑和科学实验都有大量的研究，但这样一部墨家著作却不被后人重视，科举读书人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现象如其说是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提练和筛选，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禁锢与封闭。
在唐代，《老子》一书受到了空前的尊崇。唐朝统治者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唐太宗说过“柱下为帝室先系”，所以他们极力推崇老子。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是个敢作敢为的皇帝，在尊崇老子这个问题上也不遗余力，他尊《老子》为《道德真经》，令崇玄学的生徒学习，并把《道德真经》为贡举策试的经典之一。唐玄宗还为《道德经》做注，这本《御注道德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个皇帝注本。唐玄宗注《老子》时使用的是河上公本，这是当时官方普遍采用的本子，但唐玄宗对这个本子并不满意，认为其中没有反映出《老子》的精义，于是重新加以注释。玄宗注《老子》大量运用佛家语言，如他在解释“道”时说：“道就是了性修心”。从这一点就反映了唐初佛道互相渗透的现实。唐玄宗注《老子》是为了宣传其说，所以在他注好后，令天下臣民，必须家藏一本，以行政手段推广《老子》，这也是《老子》一书第一次受到这样的高规格性款待。这是道学的第二峰--贞观之治的辉煌。
开元初年，在唐政府内曾有过一场关于《老子》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使用《老子》的哪一个版本。前面谈到，唐朝建立后，所采用的是河上公本，官方学校一直以此为教本。但此时，著名学者刘知几上书皇帝说：《老子》并无河上公注本，现在人们所研习的是伪造的本子，他请求废弃河上公本，而应采用王弼本。刘知几的观点立即引起宰相宋璟、博士司马贞的反对，他们力辩刘说之误，请求王弼本与河上本并行。唐玄宗同意了宋璟和司马贞的意见，保留河上本。开元七年，玄宗的御注完成，颁行天下，从而取代了河上本在官方的位置。《老子》作为一本哲学著作，竟然能引起政府的一场争论，其作用实不可小看。其实，这并不奇怪，原因之一是《老子》本身就有许多关于治国的论述；原因之二是《老子》自从被道教奉为经典后就与道教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而道教的地位如何，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老子》在政治生活中引起重视是很自然的。这一点，在宋代表现得非常充分。
宋代统治者对道教情有独钟，虽然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理了天下，但并不能使帝王对道教的热情有所减弱。宋真宗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时把《老子》列为太学以及各地方学校的课本，并在太学、辟雍各设两名博士，专门讲授《老子》。宋徽宗自己也亲自为《老子》做注，大加尊崇。
就在统治者大力推崇《老子》的同时，《老子》的一些思想也已渗透到理学之中。《二程遗书》卷十八上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这与《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有近似之处。《老子》中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体道方式对理学家产生了影响，他们提出“去人欲，存天理”、“去物欲之蔽，则清明而无不知”（《朱子语类》卷四）。《老子》中的一些思想之所以能对理学有所渗透，这与三教合分的背景有关。
《老子》在明代没有受到像唐宋时期那样的尊崇，但明太祖朱元璋却为《老子》亲自作了注，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本《御注道德经》。朱元璋的注，主要是阐发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对《老子》的原意则不十分重视，这是该御注的特点。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老子》一书，有关一场激烈的争论，其焦点是它的成书年代，尊孔的学者极力把《老子》的成书年代向后推，有人甚至认为《老子》成书于汉初。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尊孔学者为了保存和抬高自身的一种策略。但这种观点早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老子》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开山之祖，其影响丝毫未减。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加深，中国古代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注意。
自汉武帝以后，居统治地位的思想一直是儒学，但《老子》却没有向其他诸子那样被冷落，自韩非《解老》之后，注释《老子》的著作达5000余家，这很能说明这部书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时至今日，在弘扬东方传统文化的热潮中，《老子》一书已经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和推崇。当前世界性的“老子热”、“大道热”的确是汹涌澎湃，大势之所趋，不是出于人力的所为，而是人类历史的命运所内蕴的自身需求，即从对自然、对自身本性的重新认知，从而如何复归于自然、复归于道的不可抗拒的需求，也即是历史必然性的作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谢维奇说：“老子是国际性的”。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道德经》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纽约时报》将老子列为全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
<四>、中华文化的思想本源之一
2500多年来，除了《周易》之后，老子道学对诸子百家及现当代影响的客观事实，将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科学态度，我们有理由认为老子道学理论是中华文化的思想本源之一，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理论中的理论是哲学，哲学中的哲学是科学---道物哲学。
（一）从道物哲学的视野出发，老子道学的主要观点
1、“道之为物”、“有物混成”（混成论）的宇宙万物本体论。
2、“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生万物（生成论）宇宙自然生态论。
3、“象帝之先”的先见之明的认识论。
4、大小不二、首后不二、内外不二的异常深刻圆融的相对论。
5、“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顺逆思维方法论。
6、“修之于身”、“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妙徼齐观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审人事”的直觉类比的慎密观察审证论。
7、“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宇宙万物本源论。
以及：“道法自然”、自然法于自然的宣教论；慈爱万类，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的宇宙胸怀；天人合一、与道合真的理想追求（把独异于人的老子天人合一观概括为“五同性”思想：同源性、同构性、同律性、同归性、同一性）；现实的理想天堂--地球天堂之理想；起点“和”、过程“和”、结果“和”的根本三和中态方法论；以“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民本立场；“修之于天下”的平民化圣人人格--人人可以超凡入圣，升华人生；“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的正邦制国思想（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法治）六治合而为一的以正治邦，“以奇用兵”的万不得已的兵治（是一套完整的辨证统一的安邦治国思想体系）；“可以为天地母”--大道科学为一切科学之母。所以李约瑟说“内在的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是“玄之又玄”与实之又实辨证协调统一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
老子道学在的哲学、科学、医学、思维观、生态智慧、教育思想、兵道观、道治论、法治论、系统观、自组织理论、外交思想、理想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宗教观等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中华文化思想的合理蓄势
概括的说，中华文化的思想的合理蓄势是：从内容上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究天人之际、为天地立心，证大道之理，察万物之情，通古今之变，应人生之事、为民生立命、为继后开太平；从大道哲学角度，主要体现为八论：认识论、生态论、方法论（中态论、协同论、互补论、承制论）、相对论、审证论、循环论、本源论、宣教论；以及极其丰富的辨证法范畴（有无观、动静观、体用观、主客观、生死观等）体系；从天道人道合一即天人合一的总要求上是“五同性”思想：宇宙万事万物的同源性、同构性、同律性、同归性、同一性；道物原理作为逻辑具有的三式：始终式、循环式、本体式.从人生的至宝修养上看是三句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从生死观层面上看，是“出生，入死”，是有限中的无限，短暂的长久，瞬间中的永恒；从教育宣教论上看是“道法自然”；从理想境界追求上看是“三个自然”：道法自然，辅其自然，有序自然；从大同世界人类认知的追求上看是人间如何实现的地球天堂；从科学的角度上看，它是一切科学之母；从安邦治国的层面上看是无为而治；从情感层面上看是慈爱万类、天下一家的大道至情；从人生境界上看是预知关怀和终极关怀、天下为善、幸福乐园；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构建上看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道与物’的“中态公约度”正确道路——无比彻底性，真正全面性；从国与国外交战略上看是“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的处下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看是“德治”高于“法治”，“法治”与“德治”的辨证互补协调统一；从正奇关系上看是“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等等。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指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是人类适应自然的生产、生存、生活的方式。
什么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指以道物统一思想为核心的人类适应自然的生产、生存、生活方式。
因为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文化是人类的创造，所以也可以把文化看作是自然的文化，是自然的发展和延续的多方面。这样的文化按董光璧的观点可以区分为三个子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认知系统。技术系统是由生物、机械、物理、化学诸手段，连同运用它们的技能共同构成的。借助于该系统，作为一个动物种系的人与其自然环境联系起来。我们在这里发现有生产工具、维持生计的手段、筑居材料、攻防手段等等。社会系统则是表现于集体与个人行为规范"中态公约度"之中的人际关系而构成的。在这个范畴中，我们发现有社会、亲缘、经济、伦理、政治、军事、教会、职业和专业、娱乐等系统。思想认知系统则由清晰的语言及其他符号形式，同自然配匹的真言表达的思想、信念、知识等构成。神话、传说、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格言和常识性知识等组成了范畴。
这样，我们有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华的思想史、文化史将要改写，乃至于改写人类的思想史、文化史,以致现今的思想方法也要重铸。
<五>、道学文化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关于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学文化的滚滚浪潮
具体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老学”组织和团体纷纷建立，并不断举行纪念暨学术研讨活动；二是“老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已成为古代思想研究领域里一支重要奇葩；三是“老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学术思想研究取得许多成果。
（二）两种文化的冲融与隔阂世界的冲和
1、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而出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启蒙运动的唯物论受到怀疑。面向21世纪，西方文化的“构成论”、“叠加论”、“合成论”等种种机械论，唯科学主义的种种局限性。人本论者的在追思着纯唯物论者的“原罪”。于是就有科学人文学问者出来矫正这两者存在偏颇的是否成立。
2、以中华老子道学文化所产生的“混成论”、“生成论”的有机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光明前景与无限的生命力。以“构成论”、“叠加论”、“合成论”等种种机械论将被“混成论”、“生成论”的有机论所取代；唯物论的穷途末路和唯人本主义的明显错误将复归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互补有序的“道物论”的兼容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学的概念和定律的统一的体系。
以李约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揭示出正在兴起的新科学观向道家思想复归的某些特征，并且倡导东西方文化融合以建造一个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互补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董光璧认为，当代新科学的世界观向东方特别是道学的某些思想复归的特征，提倡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这是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自然世界的文化观。
3、“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类的出路在于‘道与物’相互作用维持在“中态公约度”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构。
（三）道学文化的复苏、复活，再次由隐而显
1、早在1930年科尔沃讲演《东方和西方》中，萨顿就明确断言，“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但是在长期的科学人文主义的探索中人们却很少论及东方文化。当代新道家的新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早已蕴涵在古代东方思想家的著作中并由现代科学重新揭示出来的世界观。黎凯旋经与科学家十多年的讨论总结出《易经》所蕴涵的若干“宇宙最高原理”：对称原理、层次原理、中态原理、和谐原理、循环原理、秩序原理、稳态原理等等，这些用现代语言表述的原理在历史上道学的著作中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阐发过。而在当代学者的著作中又通过重新评价，使这些古人的睿智焕发出新的光辉。
这里，介绍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主要贡献：李约瑟阐述道学思想的世界意义，汤川秀树论证道学思想的现代性，卡普拉推崇道学思想的生态智慧。
2、老子道学思想在推动世界文化模式的革命进程中的九大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具有引导哲学革命的意义，致力于在道学和唯物论之间建造贯通的桥梁，从而建构世界哲学（人类哲学、地球哲学）。产生伟大哲学智慧老子故乡的中国道物论者，为什么没能更早地认识到道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启示之二：具有引导科学革命的意义。
启示之三：具有引导宗教革命的意义。
启示之四：具有引导生态革命的意义。为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忽视“生态的马克思”？是由于其认知已涵不能谦虚的普遍规律，成为一家之言,无法容纳多向理性的存在,缺乏外观内审的兼容方法的在所必然，无法致力于建构“道物论”的桥梁。
启示之五：具有引导医学革命的意义。
启示之六：具有引导人生革命的意义。
启示之七：具有引导宇宙革命的意义。
启示之八：探索实践“无为而治”的实际意义。
启示之九：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意义。
3、道学文化具有扭转世界航向的意义，人类将按老子的意见办事,其内容既有道又有物,同时具备信和精。世界文化新模式的现代建构将按东方的意见办事，并且被这艘以老子道学为核心燃料的宇宙飞船送至远方，送至未来。
（1）李约瑟对自己的理论认识的坚信，使他在反机械论甚嚣尘上的七十年代也毫不动摇。1957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拿大亚洲研究协会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历史与对人的估价--中国的世界科学技术观》的演讲。他以非常坚信的语气结束他的这次演讲：“问题是人类将如何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我再一次要说：按东方的见解行事”。李约瑟不仅提出了新道学的理论纲要，而且通过他的著作影响了不少学者。董光璧认为，在我看来，李约瑟对人类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发现了道学思想的世界意义。我甚至想，他的这一发现可能是在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新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起点。
（2）1968年汤川秀树写下《老年期思想的现代性》一文，其中他对于“返老还童”的阐述，不仅对他个人而且也包含对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评价：“今天中国本身也经历一番返老还童，但是，曾经产生了老子之类思想家的古中国，肯定是到了他的老年期了。难道不正是因为古中国产生的那些想法，使她远远的看到未来，这些想法才没有像古希腊的那些想法一样产生了科学文明吗？在我一生的某个阶段，我曾离开老子和庄子的世界而转入物理学的世界，但是自从我进入中年时期以来，老庄思想已经毫不含糊地又在我的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当重温中国的古典著作时，最使我惊奇的是，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竟能在那么早的年代就摆脱了各种原始成见。印度、犹太民族以及希腊都很早从原始愚昧状态中摆脱出来。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是这些人中最早进入精神成年时期的人。……而老子则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命运”。
（3）卡普拉在他的著作《物理学之道》的结尾处，郑重宣告：“我深信，现代物理学所暗示的世界观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一致，我们现在的社会没有反映我们在自然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和谐关系。要实现这样一种动态有序的状态，必须有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要进行一场真正的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我们整个文明的生存可能依赖于我们是否能使这种变化发生”。笔者认为：卡普拉建造他的世界文化模式的指导思想是基于道学的“道物兼容哲学”基本观点。按照他的理解，“道”作为基本的实在是一个连续的流动和变化过程，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现象都参与这个宇宙过程，并且是内在的、动态的。“道”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永恒运动的循环性，自然界中的一切发展，无论是物理世界还是心理和社会领域中，都显示其无始无终的循环图式。这种循环图式的基本机制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中态公约度”所标量规范和谐有序性的涨落概率阈值临界位点消长的“有无”交易转化。“道”的一切显示都产生自阴阳两个涨落概率阈值临界位点的“相互作用”。没有任何事物是纯阴或纯阳的。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这两个位点之间的“中态公约度”和谐承制规范连续螺旋相摩振荡的显现；自然秩序就是阴阳之间动态互补承制有序的隐显。好的东西不是独阴或独阳，而是两者之间的非平衡态；坏的才是平衡的无涨幅与落差的无法互通“有无”的不易。卡普拉说，西方人常常把道学的“无为”解释为“消极”，这是非常错误的。他认为，“无为”不是戒绝活动，而是戒绝某类活动。道学区分了两种活动：与自然和谐的活动和反自然的活动，“无为”是戒绝反自然的活动。
这是根本的世界文化模式变革科学方案，是作为中国哲学之父的黄帝与老子对如今的人类和宇宙的慈情奉献，是中国文化思想内核——道学极其强大生命力的预知关怀和终极关怀。2500年后的今天仍独立不改，举世无双，尚未有超越者。这是哲学奇迹，科学奇迹。中华炎黄子孙以为此无上荣光。因此，孔子称颂老子为“龙”，庄子赞叹老子是“古之博大真人”。弘扬《黄帝》、《周易》和《老子》的道学，这是炎黄子孙对面向21世纪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所应负有的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一>、老子其书
司马迁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史记·老子列传》）原不分章，韩非本及帛书等，且系德前道后。就是简明扼要的《道德经》五千言，核心是老子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韩非子》一书中有《解老》、《喻老》两篇，这是有文字可查的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注释《老子》的著作。司马迁称老子“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史记·老子列传》。二千多年前，庄子便已浩叹：“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子·齐物论》。老子深叹世人“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其实，他的《道德经》是“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世人虽智大迷，而且其迷固久，因而“天下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从古至今，注解者五千余家。但是，角度各有不同，有从训诂学的，有从解释学的，有从比较学的，有从哲学的，有从道学的，有从兵学的，有从玄学的，有从生命科学的，有从诗学的。各有其所见，各有其所长，各有其所短，又各得其所得。因而，呈现了千百万个的“老子”，众论纷云，难求一是，都有不同的出发点，为各个不同领蜮而利用，这可是可喜可贺的历史现象。
<二>、《老子》主要思想脉络
究天道立人事，立天道推人道，包含思想完整性，坚持深刻全面性，实现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合一性，即独异于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亦即老子说的“配天”思想。
<三>、《老子》对诸子百家和现当代的影响
《老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影响，这可以从它的命运中清楚地看到。人们都知道，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著名的显学有所谓儒、墨、法、道等等，这些派别各执其说，互不相让。但就是这些各不相同的学派，却都受到过《黄帝》、《周易》和《老子》的影响。
以庄子和鬼谷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自不必说，它直接秉承《老子》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这在《庄子》一书中是不难看到的。比如，从宇宙万物的本体论看，《庄子》大宗师篇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稷也”，“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司马迁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归本于老子之言……底毁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而鬼谷子有道学之遗风，擅长权谋之术，不忘道学之变，以道的“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注重“中枢”与“中经”的“执中守度”。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始祖，比老子小20岁。据《史记》和有关史料记载，孔子曾面对面地向老子求教过，问礼问道于老子有五次之多。《孔子家语·观周》有记载：“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孔子在宗周学习时曾经求教于老子，而老子对他们的学习目的并不赞成，因为老子不认为老祖宗制定的这些规矩在当时的乱世还能行得通，所以在孔子学习任务完成后，向老子告辞时，老子不以为然地告诫他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老子在与孔子的另一次会面时还曾对他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所以迹哉！今子之所以言独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仁、义，先王之遽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刺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亦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儒家的后学虽然无法亲身聆听老子的谆谆之教，但世事洞明的老子也有不开窍的时候，他老人家那里知道孔子借宗周的这面大旗，借“礼”这个大棒作为鲁昭公救命的稻草并不完全是为了鲁君的利益，也不完全是为了孟氏集团的利益，而是他只能这样做，这是唯一的两个可以帮助他，也正在帮助他改变命运的两个人，是他唯一的升迁之梯。所以老子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的话孔子是不会听进去，也不可能听得进去的。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已经绑在一起了，荣辱与共。况且孔子本从卑贱中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但受到《黄帝》、《老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的建构明显受到了《老子》的影响，以天道言人事，在孔子那里难于找到，而在《老子》中则清清楚楚。
翻开《管子》的文章“牧民”，就可以见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礼、义、廉、耻)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在这段里告诉人们，凡是拥有土地的国家管理者，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仓库里的粮食多了人们就知道礼貌礼节，衣食富足充裕了人们就懂得羞耻荣辱。君主的行为符合法度，亲戚朋友就可以相安无事；四个维持国家秩序的准则得以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在于明道自然、改造山川、敬重祖宗。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就会变成野草一样可怜。君主挥霍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注意禁止奢侈，则人民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不尊道政，小民就不能感悟；不抗灾害，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不尊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齐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儒家代表的鲁文化有根本的不同。而姜太公的儿子到了齐地之后，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遵从当地东夷人的文化传统，所以使齐文化从一开始便带有顺民意、得民心的特点。《管子》开篇第一章就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度，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最早就体现在齐文化里。不仅是顺民意，而且姜太公的后人特别尊重能人和贤人，因为他们先辈的职业就是国相，是靠辅佐国君起家的，他们也特别重视和尊重贤人和能人来辅佐国政。因此，在齐国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国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晏婴。在为政方面，姜氏家族不重视血缘关系，而是任人唯贤，唯能。这与周公后裔的鲁国形成了较大的不同。鲁国的政治一般要掌握在权贵之手，自三家分鲁之后，鲁国的政权一直操控在鲁君家族手里。后来鲁国出了孔子，一味鼓吹周礼，固守封建特权等级制，维护姬姓家族的天下。这就成了鲁文化的特点。了解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看出齐国政治的民主性、开放性和鲁国政治的专制性、保守性。管子和鲍叔牙都不是齐国人，但都跑到齐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这说明当时齐国的招贤纳士风气。
墨学是战国时期的热学和显学，在社会中的影响不亚于儒家。现存的《墨子》一书中有“亲士”、“修身”、“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五十多篇文章。过去的评论一般认为，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节用、尚贤为其次。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墨子》“尚贤”和“尚同”篇中的政治学思想应当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来看墨子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尚贤”一篇中，在“尚贤上”中，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这一句话相当重要，在墨子眼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要起用他、重用他。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种族等级特权社会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打破了当时的身份等级制和封建等级世袭制，是向封建血缘等级特权制度发起的猛烈攻击和挑战。墨子特别推崇和赞赏古代圣王，这些圣王主要是指尧舜禹。墨子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尚贤上）这段意思是：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hong）天、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那个时候，禄厚位尊的大臣们没有不心怀恐惧、兢兢业业地积极工作的，平民百姓没有不争相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和道德的。所以，墨子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贵族家族统治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对封建秩序的严重颠覆，因此，墨家被打入冷宫是势所必然的。墨子更不被当权者所容是他的“选天子”思想，墨子比管子更进了一步，不仅大臣要选择，而且连天子也要民主推选。至于墨子环保思想和科技思想都体现在“节用”、“节葬”、“经说”等篇里，墨子对逻辑和科学实验都有大量的研究，但这样一部墨家著作却不被后人重视，科举读书人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现象如其说是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提练和筛选，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禁锢与封闭。
在唐代，《老子》一书受到了空前的尊崇。唐朝统治者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唐太宗说过“柱下为帝室先系”，所以他们极力推崇老子。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是个敢作敢为的皇帝，在尊崇老子这个问题上也不遗余力，他尊《老子》为《道德真经》，令崇玄学的生徒学习，并把《道德真经》为贡举策试的经典之一。唐玄宗还为《道德经》做注，这本《御注道德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个皇帝注本。唐玄宗注《老子》时使用的是河上公本，这是当时官方普遍采用的本子，但唐玄宗对这个本子并不满意，认为其中没有反映出《老子》的精义，于是重新加以注释。玄宗注《老子》大量运用佛家语言，如他在解释“道”时说：“道就是了性修心”。从这一点就反映了唐初佛道互相渗透的现实。唐玄宗注《老子》是为了宣传其说，所以在他注好后，令天下臣民，必须家藏一本，以行政手段推广《老子》，这也是《老子》一书第一次受到这样的高规格性款待。这是道学的第二峰--贞观之治的辉煌。
开元初年，在唐政府内曾有过一场关于《老子》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使用《老子》的哪一个版本。前面谈到，唐朝建立后，所采用的是河上公本，官方学校一直以此为教本。但此时，著名学者刘知几上书皇帝说：《老子》并无河上公注本，现在人们所研习的是伪造的本子，他请求废弃河上公本，而应采用王弼本。刘知几的观点立即引起宰相宋璟、博士司马贞的反对，他们力辩刘说之误，请求王弼本与河上本并行。唐玄宗同意了宋璟和司马贞的意见，保留河上本。开元七年，玄宗的御注完成，颁行天下，从而取代了河上本在官方的位置。《老子》作为一本哲学著作，竟然能引起政府的一场争论，其作用实不可小看。其实，这并不奇怪，原因之一是《老子》本身就有许多关于治国的论述；原因之二是《老子》自从被道教奉为经典后就与道教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而道教的地位如何，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老子》在政治生活中引起重视是很自然的。这一点，在宋代表现得非常充分。
宋代统治者对道教情有独钟，虽然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理了天下，但并不能使帝王对道教的热情有所减弱。宋真宗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时把《老子》列为太学以及各地方学校的课本，并在太学、辟雍各设两名博士，专门讲授《老子》。宋徽宗自己也亲自为《老子》做注，大加尊崇。
就在统治者大力推崇《老子》的同时，《老子》的一些思想也已渗透到理学之中。《二程遗书》卷十八上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这与《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有近似之处。《老子》中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体道方式对理学家产生了影响，他们提出“去人欲，存天理”、“去物欲之蔽，则清明而无不知”（《朱子语类》卷四）。《老子》中的一些思想之所以能对理学有所渗透，这与三教合分的背景有关。
《老子》在明代没有受到像唐宋时期那样的尊崇，但明太祖朱元璋却为《老子》亲自作了注，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本《御注道德经》。朱元璋的注，主要是阐发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对《老子》的原意则不十分重视，这是该御注的特点。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老子》一书，有关一场激烈的争论，其焦点是它的成书年代，尊孔的学者极力把《老子》的成书年代向后推，有人甚至认为《老子》成书于汉初。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尊孔学者为了保存和抬高自身的一种策略。但这种观点早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老子》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开山之祖，其影响丝毫未减。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加深，中国古代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注意。
自汉武帝以后，居统治地位的思想一直是儒学，但《老子》却没有向其他诸子那样被冷落，自韩非《解老》之后，注释《老子》的著作达5000余家，这很能说明这部书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时至今日，在弘扬东方传统文化的热潮中，《老子》一书已经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和推崇。当前世界性的“老子热”、“大道热”的确是汹涌澎湃，大势之所趋，不是出于人力的所为，而是人类历史的命运所内蕴的自身需求，即从对自然、对自身本性的重新认知，从而如何复归于自然、复归于道的不可抗拒的需求，也即是历史必然性的作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谢维奇说：“老子是国际性的”。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道德经》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纽约时报》将老子列为全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
<四>、中华文化的思想本源之一
2500多年来，除了《周易》之后，老子道学对诸子百家及现当代影响的客观事实，将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科学态度，我们有理由认为老子道学理论是中华文化的思想本源之一，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理论中的理论是哲学，哲学中的哲学是科学---道物哲学。
（一）从道物哲学的视野出发，老子道学的主要观点
1、“道之为物”、“有物混成”（混成论）的宇宙万物本体论。
2、“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生万物（生成论）宇宙自然生态论。
3、“象帝之先”的先见之明的认识论。
4、大小不二、首后不二、内外不二的异常深刻圆融的相对论。
5、“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顺逆思维方法论。
6、“修之于身”、“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妙徼齐观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审人事”的直觉类比的慎密观察审证论。
7、“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宇宙万物本源论。
以及：“道法自然”、自然法于自然的宣教论；慈爱万类，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的宇宙胸怀；天人合一、与道合真的理想追求（把独异于人的老子天人合一观概括为“五同性”思想：同源性、同构性、同律性、同归性、同一性）；现实的理想天堂--地球天堂之理想；起点“和”、过程“和”、结果“和”的根本三和中态方法论；以“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民本立场；“修之于天下”的平民化圣人人格--人人可以超凡入圣，升华人生；“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的正邦制国思想（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法治）六治合而为一的以正治邦，“以奇用兵”的万不得已的兵治（是一套完整的辨证统一的安邦治国思想体系）；“可以为天地母”--大道科学为一切科学之母。所以李约瑟说“内在的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是“玄之又玄”与实之又实辨证协调统一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
老子道学在的哲学、科学、医学、思维观、生态智慧、教育思想、兵道观、道治论、法治论、系统观、自组织理论、外交思想、理想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宗教观等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中华文化思想的合理蓄势
概括的说，中华文化的思想的合理蓄势是：从内容上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究天人之际、为天地立心，证大道之理，察万物之情，通古今之变，应人生之事、为民生立命、为继后开太平；从大道哲学角度，主要体现为八论：认识论、生态论、方法论（中态论、协同论、互补论、承制论）、相对论、审证论、循环论、本源论、宣教论；以及极其丰富的辨证法范畴（有无观、动静观、体用观、主客观、生死观等）体系；从天道人道合一即天人合一的总要求上是“五同性”思想：宇宙万事万物的同源性、同构性、同律性、同归性、同一性；道物原理作为逻辑具有的三式：始终式、循环式、本体式.从人生的至宝修养上看是三句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从生死观层面上看，是“出生，入死”，是有限中的无限，短暂的长久，瞬间中的永恒；从教育宣教论上看是“道法自然”；从理想境界追求上看是“三个自然”：道法自然，辅其自然，有序自然；从大同世界人类认知的追求上看是人间如何实现的地球天堂；从科学的角度上看，它是一切科学之母；从安邦治国的层面上看是无为而治；从情感层面上看是慈爱万类、天下一家的大道至情；从人生境界上看是预知关怀和终极关怀、天下为善、幸福乐园；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构建上看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道与物’的“中态公约度”正确道路——无比彻底性，真正全面性；从国与国外交战略上看是“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的处下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看是“德治”高于“法治”，“法治”与“德治”的辨证互补协调统一；从正奇关系上看是“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等等。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指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是人类适应自然的生产、生存、生活的方式。
什么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指以道物统一思想为核心的人类适应自然的生产、生存、生活方式。
因为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文化是人类的创造，所以也可以把文化看作是自然的文化，是自然的发展和延续的多方面。这样的文化按董光璧的观点可以区分为三个子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认知系统。技术系统是由生物、机械、物理、化学诸手段，连同运用它们的技能共同构成的。借助于该系统，作为一个动物种系的人与其自然环境联系起来。我们在这里发现有生产工具、维持生计的手段、筑居材料、攻防手段等等。社会系统则是表现于集体与个人行为规范"中态公约度"之中的人际关系而构成的。在这个范畴中，我们发现有社会、亲缘、经济、伦理、政治、军事、教会、职业和专业、娱乐等系统。思想认知系统则由清晰的语言及其他符号形式，同自然配匹的真言表达的思想、信念、知识等构成。神话、传说、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格言和常识性知识等组成了范畴。
这样，我们有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华的思想史、文化史将要改写，乃至于改写人类的思想史、文化史,以致现今的思想方法也要重铸。
<五>、道学文化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关于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学文化的滚滚浪潮
具体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老学”组织和团体纷纷建立，并不断举行纪念暨学术研讨活动；二是“老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已成为古代思想研究领域里一支重要奇葩；三是“老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学术思想研究取得许多成果。
（二）两种文化的冲融与隔阂世界的冲和
1、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而出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启蒙运动的唯物论受到怀疑。面向21世纪，西方文化的“构成论”、“叠加论”、“合成论”等种种机械论，唯科学主义的种种局限性。人本论者的在追思着纯唯物论者的“原罪”。于是就有科学人文学问者出来矫正这两者存在偏颇的是否成立。
2、以中华老子道学文化所产生的“混成论”、“生成论”的有机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光明前景与无限的生命力。以“构成论”、“叠加论”、“合成论”等种种机械论将被“混成论”、“生成论”的有机论所取代；唯物论的穷途末路和唯人本主义的明显错误将复归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互补有序的“道物论”的兼容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学的概念和定律的统一的体系。
以李约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揭示出正在兴起的新科学观向道家思想复归的某些特征，并且倡导东西方文化融合以建造一个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互补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董光璧认为，当代新科学的世界观向东方特别是道学的某些思想复归的特征，提倡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这是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自然世界的文化观。
3、“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类的出路在于‘道与物’相互作用维持在“中态公约度”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构。
（三）道学文化的复苏、复活，再次由隐而显
1、早在1930年科尔沃讲演《东方和西方》中，萨顿就明确断言，“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但是在长期的科学人文主义的探索中人们却很少论及东方文化。当代新道家的新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早已蕴涵在古代东方思想家的著作中并由现代科学重新揭示出来的世界观。黎凯旋经与科学家十多年的讨论总结出《易经》所蕴涵的若干“宇宙最高原理”：对称原理、层次原理、中态原理、和谐原理、循环原理、秩序原理、稳态原理等等，这些用现代语言表述的原理在历史上道学的著作中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阐发过。而在当代学者的著作中又通过重新评价，使这些古人的睿智焕发出新的光辉。
这里，介绍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主要贡献：李约瑟阐述道学思想的世界意义，汤川秀树论证道学思想的现代性，卡普拉推崇道学思想的生态智慧。
2、老子道学思想在推动世界文化模式的革命进程中的九大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具有引导哲学革命的意义，致力于在道学和唯物论之间建造贯通的桥梁，从而建构世界哲学（人类哲学、地球哲学）。产生伟大哲学智慧老子故乡的中国道物论者，为什么没能更早地认识到道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启示之二：具有引导科学革命的意义。
启示之三：具有引导宗教革命的意义。
启示之四：具有引导生态革命的意义。为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忽视“生态的马克思”？是由于其认知已涵不能谦虚的普遍规律，成为一家之言,无法容纳多向理性的存在,缺乏外观内审的兼容方法的在所必然，无法致力于建构“道物论”的桥梁。
启示之五：具有引导医学革命的意义。
启示之六：具有引导人生革命的意义。
启示之七：具有引导宇宙革命的意义。
启示之八：探索实践“无为而治”的实际意义。
启示之九：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意义。
3、道学文化具有扭转世界航向的意义，人类将按老子的意见办事,其内容既有道又有物,同时具备信和精。世界文化新模式的现代建构将按东方的意见办事，并且被这艘以老子道学为核心燃料的宇宙飞船送至远方，送至未来。
（1）李约瑟对自己的理论认识的坚信，使他在反机械论甚嚣尘上的七十年代也毫不动摇。1957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拿大亚洲研究协会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历史与对人的估价--中国的世界科学技术观》的演讲。他以非常坚信的语气结束他的这次演讲：“问题是人类将如何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我再一次要说：按东方的见解行事”。李约瑟不仅提出了新道学的理论纲要，而且通过他的著作影响了不少学者。董光璧认为，在我看来，李约瑟对人类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发现了道学思想的世界意义。我甚至想，他的这一发现可能是在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新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起点。
（2）1968年汤川秀树写下《老年期思想的现代性》一文，其中他对于“返老还童”的阐述，不仅对他个人而且也包含对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评价：“今天中国本身也经历一番返老还童，但是，曾经产生了老子之类思想家的古中国，肯定是到了他的老年期了。难道不正是因为古中国产生的那些想法，使她远远的看到未来，这些想法才没有像古希腊的那些想法一样产生了科学文明吗？在我一生的某个阶段，我曾离开老子和庄子的世界而转入物理学的世界，但是自从我进入中年时期以来，老庄思想已经毫不含糊地又在我的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当重温中国的古典著作时，最使我惊奇的是，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竟能在那么早的年代就摆脱了各种原始成见。印度、犹太民族以及希腊都很早从原始愚昧状态中摆脱出来。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是这些人中最早进入精神成年时期的人。……而老子则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命运”。
（3）卡普拉在他的著作《物理学之道》的结尾处，郑重宣告：“我深信，现代物理学所暗示的世界观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一致，我们现在的社会没有反映我们在自然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和谐关系。要实现这样一种动态有序的状态，必须有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要进行一场真正的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我们整个文明的生存可能依赖于我们是否能使这种变化发生”。笔者认为：卡普拉建造他的世界文化模式的指导思想是基于道学的“道物兼容哲学”基本观点。按照他的理解，“道”作为基本的实在是一个连续的流动和变化过程，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现象都参与这个宇宙过程，并且是内在的、动态的。“道”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永恒运动的循环性，自然界中的一切发展，无论是物理世界还是心理和社会领域中，都显示其无始无终的循环图式。这种循环图式的基本机制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中态公约度”所标量规范和谐有序性的涨落概率阈值临界位点消长的“有无”交易转化。“道”的一切显示都产生自阴阳两个涨落概率阈值临界位点的“相互作用”。没有任何事物是纯阴或纯阳的。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这两个位点之间的“中态公约度”和谐承制规范连续螺旋相摩振荡的显现；自然秩序就是阴阳之间动态互补承制有序的隐显。好的东西不是独阴或独阳，而是两者之间的非平衡态；坏的才是平衡的无涨幅与落差的无法互通“有无”的不易。卡普拉说，西方人常常把道学的“无为”解释为“消极”，这是非常错误的。他认为，“无为”不是戒绝活动，而是戒绝某类活动。道学区分了两种活动：与自然和谐的活动和反自然的活动，“无为”是戒绝反自然的活动。
这是根本的世界文化模式变革科学方案，是作为中国哲学之父的黄帝与老子对如今的人类和宇宙的慈情奉献，是中国文化思想内核——道学极其强大生命力的预知关怀和终极关怀。2500年后的今天仍独立不改，举世无双，尚未有超越者。这是哲学奇迹，科学奇迹。中华炎黄子孙以为此无上荣光。因此，孔子称颂老子为“龙”，庄子赞叹老子是“古之博大真人”。弘扬《黄帝》、《周易》和《老子》的道学，这是炎黄子孙对面向21世纪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所应负有的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