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能源危机带来新的通胀压力

………..通胀尚未解除，政府仍需努力

 

 

 

Credit Swisse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最近撰文指出我们相信，中国食品通胀可能正在见顶，并可能在今后两个季度期间继续趋缓，他的依据是：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食品通胀趋缓至同比上升19.9%，低于4月份的22.1%。趋缓的主要原因是肉类价格上涨减速，5月份同比上升37.8%，低于4月份的47.9%。不过，粮食价格在5月份同比上升8.6%，比前一个月同比上升7.4%有所加快。食用油通胀(+41.4%)和蔬菜通胀(+10.3%)仍然偏高，但已从各自的顶峰有所回落。非食品通胀为同比上升1.7%，主要推动因素仍为燃料和零部件（同比上升+8.1%）、家用物品（同比上升+2.8%），以及住房（同比上升+7.1%）。

他说：整体通胀率的下降，尽管很难说幅度够大，而且基本上是借助基数效应实现的，但还是给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他们急需的喘息空间。中国政府最近新增了一项政策重点，即防止经济减速过快，这一重点将与原有的两个重点一起贯彻，即防止经济过热，以及防止食品通胀蔓延为全面价格飙升。面对全球和区域环境的恶化趋势，北京需要留意经济增长面对的风险。现在，随着通胀趋缓，而奥运会近在眼前，我们预期今后数月将出台一些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在我们看来，最近一次把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100个基点，恰恰反映了这种政策意图：抢占先机，点到为止。

但说到这里，陶冬先生话锋一转，但我们仍对明年的通胀前景保持谨慎。的确，我们预期食品通胀将继续趋缓，主要原因是统计基数不断上升，以及猪肉供应出现改善，尽管改善速度不像许多人所预期的那么快。我们认为，中国的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在今年夏天很可能趋缓至6.5%-7.2%的水平。不过，我们对中国各地正在出现的一波又一波加薪感到担忧。中国上市公司的2008年首季财务结果，几乎都在成本方面出乎意料，尤其是薪资成本。预期将出现的农民工短缺，很可能推高服务业价格，从而在2009年，甚至在临近今年底的时候引发第二波通胀。我们认为，更高的薪资，加上不断加速的原料价格上涨（如PPI所显示），可能最终将催生更为严厉的紧缩措施。

从通篇文章来看，陶冬先生仿佛在转递一个意思：当前的通货膨胀已经得到初步的控制了，但如果我们的政府放任给员工加薪，那么当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的人将会推高物价。他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的最大隐患在于员工的加薪。

这种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知道通货膨胀仅仅只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中国之所以产生当前这种局面，有自由市场运作体系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只要自由市场存在，那么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当然也有我们现行机制的问题，比如我们的经济结构和我们的汇率管理、中央银行角色定位，甚至于我们的利率政策都有莫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我们当前的经济结构中出口与固定资产占整个经济的比重是过大的，而我们国家固有的汇率政策也就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货币投放，为了对冲大量的外汇占款，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已经演化为了美圆本位，当我们每赚取一美圆，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向市场投放至7元人民币，截止以4月末为准，中国的外汇储备额达1.7万亿美元，高于韩国、日本和台湾之合。而央行在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1．7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4％；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72％；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67万亿元，同比增长31．21％。不要忘记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的货币供应量/GDP的比例是1.68:1，而这个数据在美国却仅仅只是0.58:1.

因为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过于依赖于出口，从而导致的贸易顺差过大，外汇持有量过高，并以此作为基础，而不得不向市场大量的投放货币，这才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有效的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当前过度依赖于出口型经济，同时又不预备去改变当前的汇率政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顺差越大，我们国内将面临的通货膨胀的风险也将越大，换言之，就是说，我们在观察通货膨胀这个概念时，最重要的指标我认为是我们的外汇总量的增长率。

当然我们错误的利率政策，罪责也是不小的，我们紧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做法，使得我们长期以来也在人为的压低利率，而这种行为的结果是，在低成本的资金的刺激下，我们的企业家做了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获利的过度的投入，同时我们的国民也做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费，根据供给、需求、边际利润和价格的关系，那么这种利率政策在本来就泛滥的货币的情况下，推高我们的PPI和CPI，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实了。

要想从根本上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就应该从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开始，我们应该逐步的摆脱我们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我们应该建立起我们的内需市场，而至于扩大内需这个提法，在朱熔基同志担任总理时就提出来了，但结果却并不理想，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

1、国民的勤俭观。

2、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更加重了国民对于未来的防范意识，靠不得天靠不得地就得靠自己了，而靠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未雨绸缪。这就必然的导致国民不敢做非必须的消费。

3、而我国长期以来所拼的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而其中最大的一环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点的确为我们的出口型经济做出了不朽的功勋，但也正因此，也导致了一个事实确是：国富而民穷。人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过低，再结合第1、2点，也就自然的决定了中国国民的消费意愿不可能太高。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意识的改变很重要，但意识的改变却必须基础于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人民才敢去放手的消费，当然，我们也知道，凡事都不可能一踔而就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事情，将是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但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性收入，对促进他们的消费意愿总是有积极而正面的意义的。这样做的结果将是有利于扩大内需，而摆脱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以此来降低我们的贸易顺差，减少我们的外汇增长，从而间接的控制我国的货币投放，如此才是真正解决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之道。但我们的陶冬先生，显然是忽视了在这一点，或者说我们的陶冬先生在犯头痛医头的错误。没有找到病因，仅仅根据症状而来下药是很危险的。

当然陶冬先生的很多观点也是值得肯定的，比如他对明年的通胀前景保持谨慎，事实上我是完全支持这种观点的，只是陶冬先生认为的是政府给员工加薪是祸患的源头，但我的看法是，当前的能源价格的走势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同样，陶冬先生认为当前整体通胀率趋缓，也许还给中国政府带来一个机会，使其能对价格管制作出一些调整，尤其是在电力和燃料领域。我认为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但陶冬先生却表现的很婆婆妈妈，很不干脆。对于当前的问题，中国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在我看来是最值得批判的，我们姑且不从价格管制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践踏这点着手，我们单从其政策对国内经济结构的影响来说。我们承认当前政府的冻涨政策的确给我们的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减轻了负担，但这种冻涨不仅激励了国内的能源的消费／浪费，而且也会鼓励国际炒家抬高能源价格，从而进一步提升货币危机的潜在风险，这是典型的以一时安逸换长期的痛苦的愚蠢办法。而且国际油价并非短期内可以回跌，长期冻结油电价不仅会拖垮政府财政，且与世界节能减排大势背道而驰。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到的是此波原油、谷物及金属、材料价格大涨是世界性，很少国家能够幸免。尤其象中国这样资源贫乏，重要原材料均赖进口，政府所能做的，祇有缓和其上涨幅度，降低其不利影响。

因此我反到认为政府，应该放开对能源价格的管制，应该任由其由市场来决定，供给、需求、边际利润和价格因素将决定我们不得不降低对能源的消费量，我们知道油电价格上涨必然会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因此更需要我们的政府予以强有力的引导，比如调涨油价，我们认为其成本上升的20%，应该由政府降低进口关税与货物税来承担，另外20%应该由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提高营运效率来吸收，至于其他则应该反映在油价上；至于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政府应该做到的是：

1、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2、保护弱势群体；

3、帮助企业产业结构升级，建议央行提供2000亿美元，其中1000亿美元给企业购买进口原材料，以稳定供应来源，另1000亿美元则以帮助企业购买进口机器设备，以助企业设备更新，提高生产力与竞争力，增强因应通膨的压力；以此来维持其产业国际竞争力；

4、扩大内需以提高总体经济成长。以四川重建为契机，顺势推动国内基础建设，扩大内需。其中交通方面建议建设一条中部地区与上海洋山港或深圳盐田港为联接线的货运铁路，以此来推动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物理衔接，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有序转移。（1）以此为契机来使中国运输系统脱胎换骨，迈向现代化，提升营运效率；在能源方面，进一步加快建设核能发电厂，使能源多元化，降低对石油及煤的依赖，降低发电成本，也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此来扩大内需以提高总体经济成长。

5、成立产业竞争总理竞争委员会，以此来研究未来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这正是我们朝着我们政府提出的节约型这个目标发展的最好的契机。因为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企业将不得不在寻找其他能源或者升级自己，从而来降低对当前能源的依赖，这样要有利于我国企业的产业升级，也有助于我们对当前能源的依赖，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我们当前的能源需求很大程度都不的不原来于进口，那能源是一国经济之命脉，因为能源或许我们就不得不在国际舞台上被动，这显然对于我们是不利的，不足以谋一世则不足已谋一时，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把握好当前这个契机的。

当然对于当前，我们政府首先应该做到的是：

1、面对世界性通膨，政府应该以稳定物价为第一优先； 2、扩大建设不仅有扩大内需作用，还必须连同引进进口机器设备，提高生产力与竞争力，使企业有意愿与能力提高员工薪资，克服物价上涨的压力。 3、政府在宣布油电涨价方案前，应规划未来长期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对能源依赖应大幅降低；我们认为合理的能源弹性应该保持在0.80--0.84这个区间。我们承认产业结构调整虽属长期问题，但必须及早准备、规划与推动，越拖延对整体经济越不利。

 

 

 

 

 

 

 

 

（1）p.s：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绍荣教授谈建设高速铁路的重要性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绍荣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铁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近代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主要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铁路就是当时革命性的标志。而现代的高速铁路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至今没有一种确定的理论给以说明，然而在经济现实中，高速铁路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效应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日本为例，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刚到240亿美元，只有美国的1/7，原联邦德国的约1/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69美元，只是美国的1/9，原联邦德国的1/3，意大利的1/2。但是1964年建成高速铁路“新干线”之后，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回全部投资，而且使日本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整体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日本在整个世界经济经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之后，依然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从总量上使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己经达到1560美元水平，使日本成一个超过英法德、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

从内外经济环境看，日本当时决定建高速铁路时，都不是最佳的决策，原因是当时石油价格非常廉价，建高速公路优于建高速铁路。但是出于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日本选择建高速铁路。原因是：相对于高速公路和航空运输，高速铁路具有节约能源的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是，高速铁路动车组全部采用电气化，所消耗的电能属于二次能源，既可以通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来生产，又可以通过核能、水能、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来生产，并且应对各种能源价格变化的弹性比较大。因此，发展高速铁路对于严重缺乏能源资源日本来说，对未来能源可作多方面选择。反观今天的中国，未来的矿物能源越来越稀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交通运输方式的整体转变，而高速铁路是中长里程运营的最佳选择。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中，除了现在已经开工的，全长1300多公里的京沪高铁外，中国未来将兴建东北，东部沿海，以及中部三条主要的高速铁路线，全长超过2万公里。

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的新干线1964年投入运营以来，目前世界上6个国家，主要是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等的高速铁路总长只有4600公里。而就日本的新干线到1970年初就使日本的人均收入比建新干线之前提高了近6倍。因此中国的高速铁路的建设过程将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高新技术引进并消化、新能源开发、新组织形式创新、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保守的估计当计划的高速铁路建成三分之一时，中国的经济体所形成的专业化和分工的市场体系，在总量上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从市场体系的角度看，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渤海的经济圈将初具规模，并向中部地区辐射，形成以成都和重庆、武汉、郑州、以及沈阳等为中心的工业经济区。如果完成计划的高速铁路建设，到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6到10倍，并且东部沿海的金融商贸区、中部的工业经济区、以及西部的商旅边贸区将形成完善的内部专业化不同、彼此协调一致的统一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