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一切都要看作是自利的结果，即使是利他的行为，也要看作是自利的结果。墨子讲：“义者，利也！”亚当·斯密讲：“个人的功利计算在道德规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一切都要看作是竞争的产物，不仅垄断要被看作是竞争的产物，就是合作也要被看作是竞争的产物。这是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一门学科之所以配称为“学”就在于高度一般化地看待和处理事物。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在小区商店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机会就小得多；在火车站附近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机会就大得多了。这不是说火车站附近的商人天性就坑蒙拐骗，天性就不讲信誉、缺少道德。你把小区的商人放到火车站附近，他们一定也要那样行事的。讲信誉、不宰人者，利益使然；不讲信誉、宰人者，也是利益使然。小区的商人不卖假货，不宰人，是因为他知道他的顾客多是附近的居民；他期望他们成为回头客，明天还赚他们的钱。火车站附近的商人呢，他知道他的顾客买了东西就天各一方；给定能宰，为什么不宰？Axelord设计过一个实验，他用多台计算机各自执行一些程序，通过多次博弈选择出最优程序。结果，以欺诈为主的程序逐渐被淘汰，最终出现的是以不欺骗、受到欺骗后要报复、报复以后要宽恕对方为原则的程序。这程序已经非常接近现实社会的道德信条了。人的自私既能导致损他的行为，也能导致利他的行为；既有危害社会的一面，也有为利社会的一面。问题是，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自私的个人会有损他的行为，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自私的个人又会有利他的行为；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利社会的一面大于危害社会的一面，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利社会的一面又小于危害社会的一面。这样看，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就抓住问题之根本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批评那些从“卸责”、“敲竹杆”出发进行的经济分析。张五常讲：“我们又假设人是自利的，又说人‘卸责’和‘敲竹杆’，这是重复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从“路径依赖”出发来展开经济分析。不是要否定“路径依赖”的存在，而是“路径依赖”本身是要解释的对象。

　　高度一般化地看待问题和事物，要求我们从少量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出发演绎经济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般化和形式化是一回事。形式化的本质是公理体系化，而公理体系化的本质又是一般化。由于数学语言本身具有一般化的属性，因此形式化常常表现为数学化。但是形式化与数学不是一回事，形式化的本质是公理体系化和高度一般化地看待问题和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