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1月8日传来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很快，年轻的知达也感觉到了周总理的逝世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和恐慌，有一种仿佛乱世又要到来的感觉。周总理去世的时候，知达还在街道办的纸品厂打工，他们是多劳多得，也就是糊多少个纸盒拿多少工钱，如果停产一天，就一分钱收入也没有。尽管如此，在1月11日传言召开周总理追悼会的这一天，街道纸品厂还是在上面的指示下，全厂停工一天。所有的职工在车间里布置起了一个灵堂：中央放着周总理的标准相，相片前面放了一个大花圈，然后全体人员每人做了一朵小白花戴在胸前，静静地围坐在这个简易的灵堂前，准备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周总理追悼会实况转播。

起初，传说追悼会是在上午10点钟举行，前一天就布置好了灵堂。可是一上午过去了，追悼会还是没有开始。然后，又传说是下午3点召开，于是大家继续等待。当时全县的广播都停止了一切正常广播，全部在等待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追悼会实况。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哀乐、讣告，以及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后，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钟，经过层层询问打听才知道：周总理追悼会全国实况转播被取消了。

这个消息立刻就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疑，这太不寻常了。不管怎样，当时周总理是除了毛主席之外的第二号国家领导人，这样的大国总理的追悼会怎么能随便取消呢？在随后的日子里，各种小道消息开始盛传，核心都是围绕中央高层人事变动的各种猜测。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的全是国家大事，仿佛个个都成了政治观察家。人们变得大胆起来，说什么的都有。许多人仿佛恍然大悟般地明白：原来前一阶段报纸上大张旗鼓地不点名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针对周总理和刚刚返回国家领导人岗位的邓小平啊！有传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另外一个不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了台，是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许多人甚至担心，周总理会不会在去世后也像刘少奇主席一样被打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各种猜疑和谣言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忽然开始暗中流传两首据说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毛主席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人都不敢公开欣赏这两首诗词，只在暗中欣赏传抄。知达这个文学青年也曾经在一个夜晚与同学一起暗中欣赏过那两首诗词，甚至还当场抄下了下来。

不管有多少猜疑和传言，在远离北京的曲阿县，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还是继续平静地过着，不管是对时局的预测也好，领袖的诗词也好，充其量也就只是增添了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而已，知达依然继续每天十几小时地糊他的纸盒子。

转眼间到了1976年4月5日清明节。随着清明节的到来，社会上的各种传闻忽然又多了起来，由于知达每天局限在小小的街道纸品加工厂里忙于糊纸盒赚钱，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1976年4月8日晚上，知达像往常一样，边糊着纸盒边听广播，突然从广播里传来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新闻，说有许多反革命分子已经连续好长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假借悼念周总理闹事，节目中还播放了至今让知达印象深刻的诗：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浪笑，
洒酒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知达听了，觉得这首诗果然火药味很浓。广播后的第二天，社会上的空气一下紧张起来。由于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事件已经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政府要求立刻对所有举办过清明节悼念周总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排查，看看他们是否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联系。据说当时曲阿县很多人都被公安抓去接受盘查。其中在老百姓中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曲阿县人民电影院负责人被抓事件，大家都说是冤枉。

人民电影院的负责人也算是个比较有文化的人，又有许多消息来源，知道北京等地在清明节到来之前都举办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于是为了跟风，也在人民电影院的大门口安放了两个大花圈，提醒来看电影的人们一起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原本以为是做了一件紧跟党中央、向前国家领导人表达敬意的大好事。毕竟，自发地悼念周总理，表达一份朴素的哀思，有什么错呢？可是忽然之间竟然会因此被当成反革命嫌疑犯逮起来！

虽然经过审查，人民电影院的负责人被放了出来，但是这件事留给人们内心的阴影却长期挥之不去。从那以后，知达听到的更多教诲和告诫是：什么事一定要听到党中央的明确规定才能去做，千万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或传闻去做，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

被抓的人陆续都放了出来，但是追查反革命诗歌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不但每个单位都像前几年排查反革命标语那样展开声势浩大的大排查，连居委会也发动起来了。知达也被通知去参加了排查活动。当然，他与其他暗中传阅过诗歌的人都统一口径：坚决否认见到过这样的诗歌。他们深知，一旦说了出去，很可能就会有人被抓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说谎。知达参加完居委会的反革命诗歌排查会议，回到家立刻将那两首抄写的诗词烧掉了。

(未完待续)

2008-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