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研究所出版的《美国人》双月刊2007年11月--12月号刊登《澳大利亚人报》驻北京记者罗恩·卡利克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模式》，摘要如下：
从越南到叙利亚，缅甸到委内瑞拉，以及整个非洲，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在欣赏和仿效可以被称为“中国模式”的东西。它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效仿自由经济政策的成功要素，通过使本国经济的很大部分对国内外的投资开放，允许实现劳动方面的灵活性，减轻税收和监管方面的负担，并把私营部门和国家的开支相结合，从而创建一流的基础设施。第二部分就是允许执政党保持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内安全机构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牢牢控制。描述这一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
该体制相对于标准的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对策而言的优势是明显的：它产生经济增长，从而使人们保持幸福感。在共产主义及其左右两派的变体统治下，高度集权的国营经济的绩效一直都很差。而中国模式起码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已经得到证明的成功原理。随着公民们越来越富，人们的期望是，一个不民主的政权能够保持甚至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权威。毫无疑问，这个模式在中国是
灵验的，在其它地方也可能很灵验。但是，它在长期里是否能够持续?
为了保持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要确保稳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作为回报，中国人民允许中共作为一个专制主义政权实行统治。党的权力的这一经济基础使之获得一种超越国境的声名远扬的信誉。由于美国国际地位最近的下降——因为它一门心思要完成在中东的艰巨和日益孤单的任务——所以中国的信誉更加远播。
这一模式的经济部分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对外开放，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引导外国人初步把中国用作出口基地。与全球市场保持接触。让自己的制造业和营销部门与最出色的对手竞争。允许农民控制自己的土地，并支撑主要消费品的价格。
尽一切可能提高生活水平。使中产阶级分享新兴经济中的所有权，通过按照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实现政府大多数现有住房的私有化。尽可能地使国营经济部门企业化，然后用少数股在股票市场上上市，以便为居民户的储蓄提供一条新的出路。但是不要对中央银行放任自流；要利用它来保持对货币汇率等重要的政策杠杆的控制。保持对战略性经济部门的最终控制权；在中国的情况中，这些部门包括公用事业、运输、电信、金融和媒体。
中国仍在演变之中的经济体制的突出特色包括增加投入、提高生产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因为国家保持着对一些物价的控制，而另外一些物价则逐步随行就市)，以及增加供给，尤其是劳动力的供应。该国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储备，以及千百万下岗工人，由于国有企业实行了迅速的改革，不再是注重福利的亏损中心，而是转变成注重市场的利润中心。
由于很容易从亚洲其它国家进口先进的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所以大多数亚洲邻国都赚取了双边贸易盈余，从而积极参与了中国经济。服务业部门仍然不发达，属于等待投资和开发的一个广袤的领域。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说：“改革与经济增长相得益彰，大概是中国成功的秘密所在。”中国政权在其首要目标之一，即产生足够的剩余价值来为经济的现代化筹资方面取得了成功。中国拥有价值l．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然而，尽管“开放”战略已经实施了30年，但中国经济仍然仅仅是有选择地开放。例如，虽然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即主要就贸易而言是可兑换的，但是在资本项目下，即作为投资而言的兑换却仍然受到严格的控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现金经济，因为它不采用互联网银行业，甚至不利用信用卡和抵押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仍是政府的一项工具，而不像大多数西方中央银行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按照政策，范围广泛的核心产业都是政府完全拥有或者拥有多数股权。虽然四大“支柱银行”吸引了来自西方公司和国际股东的大量投资，但是它们的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人事调动却经常按照一党专政的国家的需要进行。外国人可以自由地在迅速增多的一系列商业活动，从制造、加工和组装到银行业和租赁中成立全资公司，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必须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合资。但是，这种公司的注册方面的监管障碍通常需要进行许多个月的谈判才能解决。实际上，在中国经商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看来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
虽然阻碍贸易的非关税壁垒正在减少，但却仍然很多，尤其是在服务业部门。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在中国成功地做生意，因为他们的小本生意，譬如餐馆、艺术画廊和营销公司，“在监视范围之外”。而美国商会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华营业的美国公司有73％声称自己是盈利的，37％还说，它们在中国的盈利超过其在全球的平均盈利。
由于拥有l3亿人口，所以中国的规模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正是该国狂暴的到来，不仅作为全球化的接受者，而且还是其推动因素，最好地解释了它对国际工商界的吸引力。
中国的许多全球合作伙伴都要求透明治理、独立的法庭、可以施行的产权，以及信息自由。今天在中国，这些都不存在，今后也不会有，除非中共放弃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威。而它迄今一直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满足这4项要求方面的压力本身是否会造成充分的压力，以迫使中国实行自由化?并不一定——因为中国在其自己的城市香港满足了所有4项要求，外加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和自由港。香港是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方针治理的，它是一个阀门，以释放可能会使僵化的中央集权经济爆炸的压力。
中国也并非十分易于遭受外来的冲击。荣中战略咨询公司总裁荣大聂说，lO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基本上安然度过，当时“该国尚未开放其资本账户，并不依赖外债，尚未实行浮动汇率，其货币政策也没有摆脱政府控制，甚至没有使国家放弃作为金融流动中的主导力量的角色。10年后，由于一种新的金融危机正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展现，所以许多人认为，过去把中国隔离起来的种种
因素今天对其仍有缓冲作用。”然而，他断言，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宏观经济前景之所以光明，并不是因为中国免于受到全球信贷状况所放大的调整压力，而是因为中国显示出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受调整。”
通过把重点从内向型投资转向外向型投资，“中国模式”正在显示出这种谨慎的适应能力——中国正在使其外汇储备产生自己将会需要的报酬，因为它面临着政策方面的调整所带来的人口方面的巨大变化，因为中国放弃了毛的“不生孩子就得灭亡”的政策，在城市里建立了独生子女家庭。意大利《新闻报》的著名记者郗士说：“此外，中共显示出很善于吸纳可能会带来麻烦的私营部门商人，通过吸收他们加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许多评论家以为资本家正在接管该党。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因为该党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繁荣的私营部门，在那里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党支部。但郗士断言：“很难相信，在15年到20年内，当政府可以要求中产阶级将其收入的30％以上用于纳税，而且中国社会和全世界都更加开放时，这个中产阶级仍会满足于不参与政治。”
然而，没有人预期这种变化会很快发生。上世纪90年代，一种假设得到加强，即获得了常青藤联盟大学MBA的、手眼通天的年轻中国人蜂拥回国，他们不会默许干部们在毫无问责机制的情况下继续统治。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欣然地入党了。
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按照“中国模式”的许多国际羡慕者的看法，在开放经济以促进消费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保持了政治上的全面控制。实际上，中国对海外资本的主要吸引力在于，政治环境是稳定的，没有要求将外国资产国有化的任何民粹主义运动，劳动大军不仅富于灵活性，而且训练有素。政策上的变化也是合乎理性的和事先发出明确信号的。经济管理是务实的，符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指示，与此同时，政治上的管理是严格和日益平等的，因为个人崇拜在毛时代以后已经被抛弃，政治派别也与意识形态一起消逝。
中共正在用民族主义和一种形式的儒家思想取代旧式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所采取的方式响应了东南亚各国领导人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这些领导人使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完成了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但与此同时，在其公开言论中，中共强调了连续性，并不遗余力地确保了自己的历史版本仍然是正确的。
2006年年底，中共要求其7000万党员观看该国主要的纪录片制片商制作的有关苏联垮台的8集的DVD系列。这些录像贬低了赫鲁晓夫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忽略了斯大林的重要作用，因而“否定了苏联的历史，以致造成种种严重问题”。在这种气氛中长大的年轻的苏联党员对党的传统不熟悉。“正是他们接班后埋葬了苏共。”根据中共的历史版本，斯大林在苏联被错误地看作万恶之源，“尽管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这个纪录片系列却是以乐观的调子结尾：俄罗斯人民正在重新思考发生的事情，接受调查的人们有2／3现在对苏联的垮台表示遗憾。这部录像说：“当普京介入的时候，他使人们恢复了对国家的自豪感。”
在本刊2007年5月-6月一期上，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室主任凯文·哈西特解释说，新的证据表明，“经济和政治上都很自由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就不如经济上自由、但政治上不自由的国家。”当然，中国在经济上自由但政治上不自由的国家中处于领导地位。哈西特写道：“不自由的国家的政府现在认识到，它们必须提供出色的经济来使公民们保持幸福感，它们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是最灵验的。……不自由可能会成为经济上的优势。比如说，独裁政权并不像一个实行普遍福利的国家那样由于选民的偏好而陷于瘫痪。因此，未来可能会类似于20世纪的情况本末倒置的结果。不自由的国家将迅速成长，以至于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压倒自由国家。”
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盗贼统治者往往由于西方援助减少、本国经济步履蹒跚甚至出现倒退，常常还由于军队中出现敌对势力而遭受挫折。“中国模式”所提供的可能性是，这种统治者能够通过收取租金获得大量财富，与此同时，其范围更加广泛的本国人民则心满意足，大概还会支持他们，因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向前跃进。这一模式还要求人们勤劳、对模式加以应用，政策要保
持一致性，要有遍及全国的行政管理能力——在这些障碍面前，中国的追随者们很可能会栽跟头。但是目前，它们却满怀希望与期望。
就连一些西方人也对新中国留下深刻印象，认为美国人有的，中国人也都有。事实上，中国人缺乏基本的自由。
的确，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地消费自己买得起的一切。这是新鲜事。30年来，他们还获得了可以到国内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旅行的自由。他们现在想要为谁工作、在哪里工作都可以。他们可以购买自己的住宅并在自己选择的地方生活(“户口”制度正在崩溃)。中国妇女可以同自己爱的人结婚，尽管在城市里，一对夫妇仍然只能生一个孩子，除非他们付得起生育更多孩子的罚款。中国人可以在愿意录取他们的任何学府学习。他们可以会见自己喜欢的任何人，但却不可以大规模
地结伙，以致引起怀疑。
新兴的中产阶级还得益于一个“灰色经济”。国民经济研究所最近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灰色经济的年价值达到惊人的5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24％。因此，新的毕业生纷纷竞争政府工作岗位，而冷落很有气派的国际大公司——因为在资产从国家转移、以便通过寻租获取丰厚报酬的过渡期里，迅速致富的机会是十分巨大的。
但是，中国公民不能在未经官方许可的情况下组织政党，或者任何其它组织。博客作者必须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在中国出版的所有书籍都必须标有来自一家国有的出版社的许可证。所有电影都必须经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所有印刷媒体都归政府或党所有。公共领域的每寸土地都严格把守，尽管警告通常不是很明确，从而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供艺术家们选择自我审查。
中国人民并不期望从法庭上获得正义的审判，因为法庭是党开设的，法官们对地方最高级干部负责。普通人，即“老百姓”必须通过谈判才能摆脱麻烦。中国公民都有一份档案，在他们的工作调动和搬家的时候跟随他们，但他们自己看不到。只有两个合法的教会是中国人能够加入的，即天主教和“三自”(新教)组织。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最终都对党负责。福音教派是被禁止的。没有任何教会学校。在
其年度调查报告中，美国自由之家对中国政治权利的评级是7级——该组织最低的评分，与朝鲜、缅甸和古巴相同(日本的评级是l级)。中国的公民自由的评级仅仅稍微高一点，为6级，与伊朗、沙特阿拉伯和津巴布韦相同。
20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观察家一厢情愿的看法，加上一种历史决定论——它以自己的方式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表示崇敬——认为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市场经济，它必然会越来越自由和民主。天安门事件使一些人暂时地三思。但尤其是西方企业界，在追问下往往采取一种公开的看法，即一个半资本主义的国家必然会逐渐演变成民主国家，因为新兴的中产阶级会提出这种要求。
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见了。在中国版本的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次的年会上，温家宝总理说，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在这一时期必须继续接受党的指导，起码还需要l00年时间。按照国家的这一模式，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而问责机制则是自下而上的。它还严重依赖有关中国古老的独特性、其前赴后继反抗外国治理方法等历史的带有欺骗性的故事。这种文化英雄主义的故事虽然裹挟在中国模式之中，并且与大多数其它发展中国家所承认的相比，在应对全球化方面要积极得多，但却也获得了一种表面上的吸引力，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本身的成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l990年以来逐年平均递增10％以上。
2007年9月份，控制着世界经济3／5的21位领导人出席了在悉尼举行的最近一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泰国《民族报》发表社论说：“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察觉他们当中谁是真正的炙手可热的人物。过去的情况是，美国领导人的话最算数。现在情况不再是如此。”新的炙手可热的国家是中国。发展中国家认为，作为一种理想，中国模式已经替代了美国模式，尤其体现在“华盛顿共识”之中。这是美国1989年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一系列10项自由民主改革处方。
2006年11月份，中国用飞机把41位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接到北京出席峰会。当这些领导人的轿车飞速前去出席会议和赴宴的时候，政府命令大多数汽车让路。保安力量被部署了将近一周，以确保峰会顺利进行。做出肯定性表示的大量标语，譬如“美丽的非洲”和对细节的阿谀奉承的关注——饭店工作人员学习用非洲语言打招呼、房间里装饰着非洲饰物，乃至为总统和总理们的几千名随从赠
送丰厚的礼品——标志着与关注腐败问题、刑事犯罪和残酷的内战——西方与非洲之间主要讨论的问题——形成的鲜明对照。
温总理说，在10年来迅猛地增加了9倍之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双边贸易到2010年将翻一番，达到l l00亿美元，燃料占了中国来自非洲的进口的一半以上。中国即将勾销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拖欠的债务，设立一个55亿美元的基金来资助中国公司在非洲大陆投资，并把非洲最穷的各国能够在免除关税的情况下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数量从1 90种增加到440种。中国已经遥遥领先，成为非洲贷款的最大提供国，今年仅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尼日利亚就提供了89亿美元。与此形成对照，世界银行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整个非洲地区提供的贷款只有26亿美元。
西方的一项要求现在不仅不受欢迎，而且在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看来也是过时的，就是要求这些国家咽下善治的苦药，以换取有限的援助。他们在选择办法方面不再是走投无路。现在他们有了中国。中国提供大量的贸易和投资以及援助。除此之外，他们还获得了“中国模式”本身。
这不再是毛泽东试图向秘鲁和尼泊尔等地输出、但却毫无成果的共产主义计划。在这两个国家，毛主义者在从中国本国消失后很久依然存在。现在的计划是给予企业发展和盈利的空间，同时确保企业与毫不宽容的大政府携手同进。当然，中国模式所带来的希望是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提供他们会很喜欢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中国模式：半自由主义和国际性的，半专制主义和与世隔绝的。它能够持久吗?
少数作家通过预测世界末日发了一笔小财。最著名的是律师章家敦。他在2001年由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断言：“北京还有大约5年时间可以用来纠正错误。”章明确表示，他并不期望中共办成这件事。他列出一系列加入世贸组织可能会造成崩溃的因素——他说，在管制结构中，中国不可能保持竞争力；改革5万家国有企业的难度——他说，这些企业耗用了70％的国内贷款，
而产值却不到中国经济产值的30％；银行体系改革的失败——其不良贷款的沉重负担以及通过毫无经验的资产管理公司实施的计划中的结构调整；政府缺乏收入；腐败问题以及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大量新的全球信息和观点。章的批评当时貌似合理，但是6年后的今天，这种批评却仅仅显示出，与中国务实的经济改革计划打赌是多么危险。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裴文睿在其新书《中国现代化：是对西方的威胁还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中谈到该国“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的范式——给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带来如此引人注目的成功的东亚国家发展模式的21世纪的、科技方面跃进的变体”。他说，中国抵制了外国专家有关实行休克疗法的建议，坚持了渐进性的改革。国家在制订经济政策、建立政府机构、对外国投资实行管制和减轻全球化对本国人民的不利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战略基本上是灵验的：“中国公民的境况”与1989年相比“总的来说要好一些。大多数人寿命延长，具有读写能力的人数增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
“按照人权和人民福利方面的大多数主要指标，中国的成就都超过了自己收入等级中的一般国家，明显的例外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方面。”
然而，中国未能达标的是在创造力和放心方面。没有这一切，中国可能就不得不甘心继续作为新技术的纯进口国和按照技术许可证进行生产的制造业国家。它连一种可以与邻国相比的全球品牌也拿不出来。日本拥有索尼、丰田、松下和本田等。韩国拥有三星和现代。台湾拥有宏碁、明基和捷安特自行车。中国的海尔家电和联想个人电脑目前还是自封的名牌。中国对使用互联网的控制、它在各个领域与本国艺术家们之间的斗争、其教育体系中对死记硬背的注重、其在实行自己的知识产权规则方面持续不断的失败，以及现在积极倡导一种新的儒家思想——所有这一切都阻碍了“水平思考”(Lateral Thinking)和发明创造。
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失去控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决定性的价值体系的危险变得明显，宗教作为共产党和专制主义国家的潜在的强大对手仍然受到怀疑。因此中国领导人急于重新发现该国有2500年历史的儒家传统。
当代哲学家声称正在创新儒家思想，以适应21世纪的中国的需要，例如通过注重儒家提倡“天人合一”方面的环保潜力，及其有关自律的要求。但是，20世纪初的现代化派别和艺术家，包括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为什么摒弃儒家思想，认为它基本上是专制主义的和有害于现代化的，这方面的原因仍然没有得到讨论。
没有任何人由于在中国的研究获得过诺贝尔奖。与此形成对照，美国已经获得将近300项诺贝尔奖，在2006年的6项诺奖中就获得或共同获得了4项。甚至在创业精神和财富创造方面，中共也保持着控制。
中国正在做出努力，以创建和引进更多的资本密集型公司，从而提高经济的附加值。能否形成竞争所需研究能力和技术将是对中国使中国模式更上一层楼的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像大多数其它东亚国家一样，中国的发展之路也把经济改革放在优先于民主化的地位。但中国模式与该地区的大多数模式显著不同，因为它抵制沿着民主道路迈出任何重大步伐。在持续的一党统治下，人们谈论着“党内民主”。但不出所料，没有任何民主倡导者有任何实际的影响力。也有一些象征性的农村选举。
然而与此同时，党正在改善其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契约，以反映民众对生活水平的不断变化的担忧：不仅有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有其质量。这一新的议程中首要的是环境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这个问题往往是最重要的。世界银行说，中国占世界上空气质量方面污染最严重的20座城市中的l6座。有关水和空气的担忧引发了中国很大一部分“群体性事件”——示威和抗议活动——甚至官方数字也估计，这
些事件2005年达到8．7万起。
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对媒体的评论和建立非政府组织解禁，并确认最恶劣的环境灾难应归咎于地方官员的贪婪和玩忽职守。在从2006年开始的五年计划中，为减少二氧化碳和硫的排放量并为单位产量的能耗规定了很高的目标。目前目标没有达到。中央政府看来决心要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新的绿色计划不仅仅是言论，它的态度是认真的。
从注重经济增长的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将构成中国政府的议程核心。对中国领导人来说，重要的原则是儒家的和谐理念——譬如注重稳定和避免意见分歧。
当今的中国提供了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模式，得到了尚未建立稳定的民主结构的各国的领导人的热切采纳。这些国家包括越南、缅甸、老挝、曾经是苏联部分领土的中亚各国的独裁政权、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古巴、包括南非在内的大多数非洲国家，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热衷于世袭崇拜的朝鲜等。北京有时贡献大于索取，以巩固其在发展中世界的领导地位，甚至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加入世贸组织以前
就授予其最惠国待遇。中国模式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吸引着委内瑞拉等已经实行民主的国家的领导人。这一模式甚至启发着民主的印度与自己的适应性替代性版本竞争。
当然，中国模式也得到了西方的羡慕，比如商界领导人的讲话(在福布斯杂志的会议和世界经济论坛等平台上，世界经济论坛刚刚在中国设立了夏季年会)就为中国领导人大大地添加了一臂之力。世界银行仅仅是赞赏中国(它最大的主顾，在一些方面也是最大的老板)，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的国际机构之一。同样迷人的是中国模式对俄罗斯产生的魅力。正如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教授加特在《外交》杂志上写道，俄罗斯“正在从其共产党垮台后的自由主义之中退却，随着其经济影响力的增强，它呈现出一种日益强烈的专制主义特征”。中国正在输出大量的“孔子学院”。其中大多数的学院最初仅仅是语言学院，但今后将会为扩大中国的影响提供平台。
但是，回到我们的问题：“中国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吗?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提出了相反的答案。英国中间偏左派经济学家、《不祥之兆》一书的作者威尔。赫顿说，中国必须承认西方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否则就会再次出现反复。与此形成对照，美国新闻记者、《中国幻想》一书的作者詹姆斯·曼则争论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全方支持中国模式，成为它的主要受益者，从而确保与权势阶层的对抗的这个通常的来源不仅是温顺的，而且是热情喝彩的。
可能只有赫顿这样一位非汉学家人士才能明白，十分奇怪的是，这个空谈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学说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不仅在其所有主要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同辈都已经垮台、解体，或者在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之后幸存到21世纪，而且买际上兴旺发展，达到了使其制度开始在发展中世界如此广为流行的程度。
他写道：“中共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合法性问题。由于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所以如果它不再作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实行统治，那么它为什么不在竞争性选举中使自己对人民负责?”答案就是赫顿自己经常使用的词语：“党国”。中共通过武力获得政权。人民解放军对这个政党，而不是对政府或国家负责，只要党还能够使这些观念发挥作用。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党的合法性寓于其历史和过去的领导人身上，其在给感激不尽的国民带来经济繁荣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及其对民族主义外表的牢牢控制。
例如，中国国旗上的那颗大金星代表着中共，4颗小金星代表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支持中共的资本家。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人仍在讨论党和国家分离的问题。但是这个想法被放弃了，被认为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不可取。今天党的统治是通过4根支柱——军队；法律机构，包括法庭和警察；行政当局，以及把持着“战略性”经济部门的国有公司。只要不清除这些支柱，不使国家权力相互分离，
举行“竞争性选举”的任何努力都会是空洞的。但是，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这些支柱看来基础牢固。
赫顿重申了一项旧的论点，即中国的中产阶级——它“要比中国的穷人具有更加浓厚的国际特色”——最终将坚持要求中共放松政治上的控制。曼回答说，．按照目前其在体制内的状况，中产阶级的境况蛮不错。其成员已经大批入党，成为体制的最强大的支持者，而不是削弱者。
赫顿最令人信服的批评是，“中国没有任何经商传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道德方面，……资本主义的‘软’制度(共同的文化和目标)对其‘硬的’进程的发展和可持续性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企业在了解，就更甭提吸收和实践构成资本主义和成功的全球化根基的道德与信任方面的困难日益可怕地显现出来，因为食品、药品、牙膏、玩具和越来越多的其它产品给国际社会敲响警钟，给“中国制造”品牌的
信誉投下阴影。
他的核心结论是：“福利制度、结社自由、代议制政府和可执行的产权不仅是令人愉快的选择，而且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达到成熟的能力的核心。……中共可能会放松政治上的控制，以使经济改革进程得以完成。它也可能会保持政治上的控制，任凭经济矛盾加重，以致社会关系的紧张使之丧失政治上的控制。”
赫顿不是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权衡利弊，并认识到在政治上必须做出让步的第一位评论家。他警告说：“时间紧迫。”但是，时间继续悄然地消逝，一批又一批领导人往来于政治舞台之上，一党专制的国家不仅完好无损，而且看来兴旺发达。
然而，孟捷慕说，如果中国的确长期保持压制民主的一党专制政治体制，“实际上可能正是经常与中国打交道的美国和欧洲的商界与政府领导人”所希望的。他的书的书名中的“幻觉”就是认为商业带头，民主和自由将会跟进。他所设想的可能性之一是，从现在起25年后，中共仍然执政，但也许叫做“改革党”。但是如果改变名称，中共大概会发现，“中国党”是最容易使人接受的。(译者尹宏毅为价值中国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