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与中国的比较优势

二战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随着其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分工，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贸易条件也不断恶化。这种现象对自由贸易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发展中国家大都是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劳动力和资源的优势，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如果这样只是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那么推动自由贸易、利用比较优势的战略就值得怀疑了。

倡导通过比较优势推行自由贸易的李嘉图模型的基本结论是，比较优势由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各国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都能得益。但是这种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国际分工是无所谓地位高低，它并不说明得益的大小以及这种得益的变动。然而，隋广军等（2003）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发现贸易得益的大小由需求方面的相对偏好决定，而得益的长期变动由供给方面的相对人口规模决定，从而自由贸易会导致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地位。

假设贸易中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两国完全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均衡贸易条件的表达式为P_yx=(β/α)(M₁/M₂)(R_1x/R_2y)，将其代入两国居民各自的效用函数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效用U₁和U₂：

U₁=α(M₂/M₁)^β(R_2y)^β(R_1x)^α                                                                      

U₂=β(M₁/M₂)^α(R_2y)^β(R_1x)^α                                                                      

两国的相对效用比为：

U₂/U₁=(β/α)(M₁/M₂)                                                   

其中：U_i 代表i国每个居民的效用水平，1为发达国家，2为发展中国家

M₁和M₂表示生产者－消费者数量，M₁<M₂

R_1x (R_2x)和R_1y(R_2y)为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国(2国)代表性劳动者单位劳动的高科技产品(记为x)和低技术产品(记为y)的产量，有R_1x>R_2x和R_1y>R_2y

α，β代表两国居民对x和y两种商品的不同偏好程度，α>β，α+β=1

上式可以看出，贸易给发达国家居民带来的效用高于发展中国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人口比例和相对偏好，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两国居民的效用水平(U₁或U₂)不但和本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正相关，而且和交易对方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正相关，而与交易双方都具有比较劣势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无关。^[i]

从均衡贸易条件的表达式可以发现，只有专业化分工生产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R_1x/R_2y)是大于1的，另外两个比值都是小于1的。由于发达国家专业化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快于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从事低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故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较快，所以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优化，而不是恶化。但是这个优化远远不及不对等的相对人口比例和相对偏好对贸易条件的恶化影响大。尤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太多，这个关键而又难以克服的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我国对外贸易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006年进出口总额已达到17607亿美元，跻身世界贸易大国的第3位。然而，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的贸易条件却在持续恶化。见表2。

表2                      中国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95－2005）整理。

很明显，我国绝对人口规模过大，导致贸易条件中（M₁/M₂）很小，而且我国人口基数这么大，几乎一年的出生人口就相当于一个法国，这样的人口增长使（M₁/M₂）不断变小。而我们的比较优势也自然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用我们的低附加值的低技术产品x和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y交换，虽然我们也受益了，收入也提高了，但是更大的收益被人家拿走了，而且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会减少生活必需品的低档产品的消费比例，增加高档产品和奢侈品的消费。这就是说，在均衡贸易条件式中，β会不断减小，α会不断增大，(β/α)也将不断减小。（β/α）和（M1/M2）减小对贸易条件的变化起着决定的作用，是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

我们一直在强调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然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带来了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加大，实际上这并不是可行的赶超战略，当我们参与国际分工，出口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时，国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出口产品价格不断下滑，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相对人口比例处于绝对的劣势，基本上不具备亚洲四小龙当时出口导向战略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始终不如发达国家获利多。

那么，我国应当如何选择贸易自由化战略，从而更好地利用比较优势呢? 这需要我们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慎重选择对外贸易政策的区域指向。我们已经发现传统的南北贸易模式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益，所以我们应当遵循贸易条件的均衡规律，选择那些相对人口基数也大，技术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最符合这一特征的地区就是东盟国家。这样可以通过与东盟国家的交换取得较好的贸易条件，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有利于我国在东亚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先机。

其次，科学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制订我国未来15-20年外贸政策，实现出口产品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转变。我们发现那种落后国家必须利用其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战略只会在长期中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是缩小，所以我国应当选择相对偏好高和相对人口少的产业优先发展，重点扶植其成为今后的主导产业。具体而言，具有这些特征的产业首推高技术产业，因此我们必须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确立高技术产业为今后的主导产业，通过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形成高技术产业群，培养一批高技术出口重点企业，通过培育完善的资本市场及运用各种财政手段来扶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ii]。尤其是对于环境、信息、能源、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我国具有相对优势和与国家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产业，政府应给予更大力度和更有效的扶植措施，以增强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品出口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转变。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大的实际国情，在选择战略产业时兼顾就业规模的扩大。

面对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可行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国创造暂时不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促进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当高技术主导产业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就过渡到这一较高层次，使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可以占据有利地位，获得较多的贸易得益，那时我们的赶超战略才有可能实现。

三、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符合国家战略

经过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开展和东盟国家的贸易可以获利更多，然而，贸易理论和实践中，传统的南南型区域合作组织具有很多内在缺陷，发展并不成功，那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否突破这一发展局限呢？从表面上看，中国和东盟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似乎不具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充分条件，实际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具有传统南南型一体化组织所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将有助于CAFTA克服各种困难，实现各方的共同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盟国家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有13亿人口，2006年的GDP超过了20万亿元。东盟有5亿人口，差不多是中国的一半，而GDP也接近中国的一半。中国与东盟的市场规模都很大，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大市场，而东盟中的新加坡、泰国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实力雄厚，马来西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的经济实力也逐步提高，电子产业发展迅速，使东盟的市场潜力进一步加大。中国与东盟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后，不仅可以为双方的政策协调提供极大的回旋余地，而且会刺激双边市场和互相投资，共享规模经济的好处。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产业结构水平相似，需求的相对偏好差距不大。

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和一个中间层次。新加坡是第一个层次；泰国、马来西亚是第二个层次；老挝、柬埔寨、缅甸是第三个层次。越南、印尼、菲律宾应当算一个中间层次，兼有二、三层次的特点（李欣广，2004）[iii]。中国与东盟的第二、三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的竞争性和互补性，中国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与上述二、三层次的经济结构很相似，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产业内贸易和投资是一个极具潜力的重要市场。中国可以按照要素禀赋的情况，鼓励企业向东盟投资，尤其对资源消耗型产业进行转移，充分利用东盟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裕的劳动力和市场，结合中国已经形成的巨大的生产能力，通过产业内贸易和投资实现产业转移。相对于东盟第二、第三层次的国家，中国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偏好较高，以高科技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产业（如通信业）已经开始通过产业转移占领东盟市场了，如深圳华为就承建了泰国的移动智能网络。

第三，中国与东盟双边经贸潜力巨大。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就一直保持着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短短的15年内，双方的贸易额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303.7亿美元，15年增长了15倍。目前，中国与东盟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东盟已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iv]。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决定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拥有18亿消费者、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有望达到2000亿美元，届时自由贸易区将基本建成，双边互利合作将达到新的水平。

第四，贸易创造效应明显，而贸易转移效应相对较小。

当前我国和东盟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竞争力属于同一水平，双方相互进出口产品有较大程度的重复。因此，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双方对相关产业内贸易的壁垒设置较高，如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这四个东盟国家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前的平均关税设置为纺织品20％，电子产品21％，塑料制品18％。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关税会逐步降低，双方水平型的产品结构和进出口结构决定了自由贸易区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非常明显，双边贸易额会有较大的提高[v]。

而且，我国和东盟在进出口贸易国别分布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具体而言，我国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70％左右，东盟与其主要贸易伙伴日、韩、北美和欧盟的贸易额也占对外贸易总额的73％左右。此外，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上，我国与东盟均以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无论从对外贸易的国别结构还是商品结构来看，双方之间的相互贸易都很难完全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所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双方仍保持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刚性，具有较高的开放性，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较小[vi]。

四、结论

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在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受阻的情况下，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纷纷缔结。区域化效果究竟如何已在其次，现实的存在说明双边自由贸易模式的合理性，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倾向于双边先行的自由贸易体制，要获得更大的贸易收益，中国必须积极主动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贸易得益只取决于相对偏好和相对人口比例大小的条件下，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是符合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并且CAFTA具有传统南南型一体化组织所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人口和市场规模巨大、双边经贸发展势头迅猛、贸易创造效应明显及贸易转移效应较小等特征可以使双边实现共赢。同时中国应加快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植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掌握先发的制度优势和技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