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经济放缓中美各有难处
2008年的全球经济迷雾漫布，美元持续走软，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正在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这预示着全球经济史上霸权时代的终结。食物安全保障（food security）问题正引起全球恐慌，2008年的恐慌后，世界可能进入一段相当长时间的食品价格上扬期，这会对穷人、穷国构成空前灾难。这期间，全球流动性过剩，多余的资本会起到放大镜作用，将已经呈现的问题扩大化，并导致全球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甚至是大米市场的危机。这些动荡背后，更有从能源安全到气候变化、水资源稀缺、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一等系列问题。我们看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到以上问题之中，而所有国家中，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表现和应对能力正成为重中之重。
美国正处于战后最严重的衰退期，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新开工住宅建设减少了大约50%，800万个家庭陷入了负资产的困境，2.2万亿美元的财富一夜之间消失了。这之后, 美国私人消费市场进入危机波及期，美国消费者早已透支了消费能力，背负的债务为平均收入的136%，次贷后, 买房子的人少了，买车的人也在减少，买中国玩具和中国衣服的人减少…...
危机是否会波及到中国？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风雨欲来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08年2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同比下降64%至85.6亿美元，1月顺差额同比下降23%。可以说，美国经济衰退已经影响了中美贸易，但是，这并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增加的重要因素。中国是否可以转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domestic-led growth）等国内问题将是中央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货膨胀、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转变、启动内需、公平机制的建立等等被排在了政府日程的显著位置。于是，2008年中国宏观政策将面临两难境地：面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如何调控相关政策应对外部冲击，而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也进入了转折点。
可以看出，在中美两国国内经济各有困难，而同时两国又在全球经济均衡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关键点上，6月的第四次中美对话会将有更加不同寻常的意义。
二． 以“中国方式”解决问题的开始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最早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于2006年9月启动。2006年12月，双方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到目前为止，中美已经进行了三次对话, 该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中美之间高层交换意见的常规机制。
不但如此，“中国方式”的对话机制也在中国和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展开。2006年建立了中澳高层经济合作对话机制。去年12月，中日高层举行了首次经济对话。今年4月25日，首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共同主持。欧洲内部国家，例如，英国早于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开拓了双边与中国对话的机制，4月15日，首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北京举行，英国财政大臣高调早于欧盟表示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表达了合作交流的意愿。
这一系列对话事件表明，中国已经表现为全球经济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开始使用“中国方式”的对话机制来协调国际事务，并且这种对话机制正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认可。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愿意说的一句话是韬光养晦，不愿意出头做大国，在这段时期，中国强健自身的同时，正积极努力成为全球俱乐部的成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正式成为全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但我们也只是表态，我们会是一个好成员，积极遵守国际规则，我们是现有多边体系的维护者。从2001年11月到2006年，在入世过渡期内，中国恰当好处地表现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建设性能力的成员。但是，这段期间，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一国内部阶层之间贫富差距拉大，生产力层面的矛盾在生产关系方面的集中反映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开始失灵，WTO的多边谈判久谈不绝，这意味着二战后以“美国方式”为主的西方方式的失灵。如何面对全球化中的新问题？2006年后，在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后，由胡锦涛主席启动的对话机制无疑是中国在多边框架内所寻求的灵活的双边道路，更为主要的是，这种双边机制是中国拉动的，可以称为“中国方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韬光养晦”到“积极参与”再到“中国方式”，中国已经主动参与全球事务的治理。从2006年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启动，短短两年不到，这样的机制已经扩展到更多国家，这说明，“中国方式”正形成影响力。
三．中美对话的制高点
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启动前，4月初，保尔森已经来到北京见过了王岐山。保尔森和王岐山应该是老朋友了，两人在专业背景上更是棋逢对手。在过去的中美对话中，保尔森领略了吴仪的强硬风格，王岐山是否会成为继吴仪后的在另一个强硬派呢？完全可能，不但如此，王岐山在6月前已经和多个高层机制对话交手，足以掌握该类机制运作的奥秘。
6月对话不可能有太大的突破，将继续体现对话“全局性、战略型、长期性”的一面，保持“大小问题结合、长短问题结合”的特点。这是因为，美国国内大选的情况尚未完全确定，美国国内政策倾向不确定的前提下，保尔森只能在常规问题上巩固对话机制，并深化具体问题的讨论。知识产权、能源、环境、资本市场开放等仍将是会议主体，对话如果有突破，也是具体的、细节的、务实的。
在老议题中，人民币问题的讨论焦点将不在局限在中美两国的语境下讨论，也不局限在升值贬值的简单争议之中。中美两国将从美元在全球的强势地位削弱、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国际风险谁来承担这个大视角入手讨论问题。这意味着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的重要性要退后，而是讨论美元如何不贬值的时候了。
在中美对话中，可能的、潜在的制高点是美国对中国改革的深层之忧。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在机制上，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原以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美国方式”的体系之内。对中国的担忧，初始于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这就是前几年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原因。而今天，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日益紧密的伙伴，如果中国经济有问题，停止增长，不但是中国的问题，还是美国的问题，更是全球的问题。于是，美国的新担忧应该是中国经济不增长。排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层担忧，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应该是体制、政策层面的，即如果中国在政策上出现以国内公平为主调整，在贸易上开始走向适当保护，在机制上强调国家干预，那么，这些将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不安，这是对“美国方式”和美国思维的偏离。所以，6月中美对话将开始涉及更深层的问题，但是，也可以预测，这样的制高点并不是一次两次对话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