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有共同价值观念和目标的人在一起，自然会形成“关系型”组织，其中没有个人利益，或者说个人利益极其淡化而处于次要地位。但是，企业不可能形成这种关系型组织结构，只能形成“交易型”组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与成员之间不可能形成你我不分的、私有权限模糊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契约限定的，岗位职责权力是明确的。

关系型的组织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没有内部或者说内部一体化的，这种组织是“自凝聚”的，利益高度一致而少有冲突，因此具有团结带来的巨大能量；而交易型的组织是“吸引性”而非“自凝聚”的，组织成员因为某种利益吸引而走到一起来，因此，在利益冲突的时候就会突显内部矛盾，从而往往形不成一致对外的稳定的合力。

现代管理理论要求形成的企业就是交易型的，而不可能是关系型的。做为企业的领袖的企业法人或所有者，当然希望建立以员工的忠诚度提高为目标的企业文化，但是，由于其自身就是一个私有者，是一个逐利者，因此，这种愿望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当国企土崩瓦解而变成私企之后，要求企业员工再恪守“以厂为家”“忠诚奉献”，就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在，在一个私有者的私营企业里，“党组织建在连上”、党员带头奉献、劳模等等这些概念的含义已经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在谈到关于“领袖”的话题的时候，作者写道：“人们通常所说的‘领袖’是相对于‘追随者’的一个概念。本书中‘领袖’一词的概念与‘追随者’无关”。前半句应该可以成立，的确人们通常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后半句就与本书前面关于组织结构的论述有点矛盾了。

如果商业组织的领袖和“追随者”概念无关，那么这个组织就不是垂直领导指挥的“关系型”组织了。员工如果不是做为“追随者”，则必然与所谓的“领袖”是平等的交易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组织必然是作者所不推崇的“交易型”组织。当年的共产党领袖都是受到很多追随者敬仰的人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威望的形成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不是人为形成的。

贯串全书，作者非常突出地强调“组织”的概念，但是作者给出的组织概念是：“组织”一词在本书中仅仅指那些“以应对外部挑战为基本生态状态”的组织。显然，这是一个基于“外部”定义的、内部高度一体化、具有同一性目标的组织，不存在内部结构问题和内部的彼此区分。换句话说，作者所谓的组织就其内部而言，是高度“垄断性”的。而这种组织一定是具有垂直权力等级结构的“关系型”组织，而不可能是所谓的“交易型”组织。而这种关系型组织和现代企业理论是格格不入的。

组织结构的原理是“结构决定功能”。不同性质的组织，有不同的组织目标和组织功能，其行为方式也非常不同。企业存在的意义或者说目的就是逐利，对企业的行为学分析如果偏离了这个认识，就等于是否认了企业也是理性人（行为动机一致性）。

作者文章提到一个“务实的董事长”。他对应聘CEO的应聘者提出的“哲学问题”非常反感：【“这样吧，经理人先生”，董事长冷冷地说，“我本人和我的公司都是务实派，我们不是哲学研究所，是企业。而且我本人对哲学问题也没有兴趣，我只关心企业能创造多少利润。——非常感谢你到公司来应聘，非常遗憾，我公司的这个职位恐怕对你不合适，或者说你可能不适合这个职位。”】

尽管作者不推崇这位董事长而是倾向与应聘失败者，但是董事长的表达最清晰不过地代表着厂商的行为动机。

邓小平就是务实派。我们很难说邓小平要求全党全国“补课”的做法，是标志着共产党治国的成功。谈论共产党处于乌合之众时期的升势并没有特殊意义，因为任何一个事物的初期都是守弱而成长的时期，不论其后来是否很快步入下降轨道。企业管理是守业，而乌合之众成长是创业，创业的阶段的经验并不能搬来用于守业，守业貌似平静，其实难度要比创业大得多，是所谓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共产党做为一个执政党的历史仅仅刚满半个世纪，把这个打江山创业的党史经验做为管理法宝搬到一个守业的组织当中，未免太过牵强。

如果中国有屹立于世界一两个世纪而不到的企业，总结一番倒是颇有借鉴价值的。但是作者书中提到了大量的中国近二三十年来的企业例子，这些例子不论失败也好，成功也罢，短短的二三十年都是微不足道的。包括作者所列的那些个已经烟消云散的失败者，在他们失败之前无一例外地是把自己吹嘘的神乎其神的。我看到过一套宣传某企业管理模式的光盘，其中把这个企业在美国开厂吹得神乎其神，但是，最近媒体和研究机构谈论的都是这个企业美国工厂的失利和衰落。

从书中所描述的企业领袖标准来看，就知道其实作者推崇的是一个内部具有垄断性的组织模式，其领袖具有崇高的个人魅力：“最为理想的状态是组织的管理者集精神领袖、内权领袖和外权领袖为一身——‘三位一体’”。而这种组织理念和当今流行的“弱政府”“弱管理”思想，以及作者所提到的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显得并不融洽。

《党史商鉴》作者在“观察小组”搞企业研究的年代，是推行所谓的“顾客就是上帝”观念的年代，思想难免受到这种观念的左右。但是，所谓“顾客就是上帝”不过是厂商的一个商业噱头。在中立的经济学看来，厂商和居民是对等的交易者，是劳务和收入之间的交易，也是收入和产品之间的交易。而“上帝”一词同“平等”一词是完全不对等的。

管理是艺术，艺术从来都是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管理方法不可能照搬，有些甚至也无法学习。四川地震的救灾机制可以说是有效的，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和普遍赞许的。但是，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灾难，他们就无法克隆中国的救灾模式，因为两种“组织”的形态和功能完全不同。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型”组织，在中国讲“关系”讲人情最重要；而西方国家是一个“交易型”组织，讲契约讲合同谈条件最关键。因此，美国媒体看到中国这种奇妙的“结对子”救灾模式，只有望之兴叹了。

说到管理当中的集体智慧这些东西，作者完全不必以党史为鉴。集思广益、众志成城这些词语比党史久远得多，古代的幕僚制度和现代管理当中的BS（brain storm）都和中共党史不沾边。国外的大企业家不少人都在研究中国的孙子兵法、周易和三国，毛泽东也是从中汲取营养。如果硬要把商业管理植根于党史之中，政治献媚的味道显得太重了。

看罢周大江先生的《党史商鉴》，对一些企业是否会照搬党史经验以作商业借鉴并不太担忧，尽管可以预期这种借鉴多数都会以失败告终，但私有组织的成败与否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由私有者风险自负。令人担忧的是其反面：商业理念对政党组织的渗透——党和政府正在以商业的思维模式管理国家——她正在演变为一个完全的内部“交易型”的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