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牢记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
——读王兆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所想到的
陈力丹 黄伟
四川大地震发生已经一月有余。面对巨大的灾难，我国媒体以开放姿态进行了及时、透明的播报，使得国人在悲恸中迅速动员起来，投身到抗震救灾工作中。有外报评论说，“四川地震使得中国民族精神重新展现。在被商业大潮冲击了数十年之后，中国人再次感觉到了生命之脆弱和人的价值之重要。全球在关注中国，国际社会得到一个新的机会重新审视中国，审视中国的制度，审视中国人的精神。”（中新网5月20日电）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诠释和演绎。
近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创作的两首歌颂抗震救灾的古体词，《齐鲁晚报》于6月6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后，受到传媒和网友的批评，原因有两个，一是古词体缺乏艺术水平，一是词宣传的观念存在问题。前者属于文学创作的讨论，我们不想插嘴。但是第一首词所表达的思想认识，需要评论一下，以便借此重新温习党的根本宗旨。第一首词《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全文如下：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抗震救灾“赢”在“以人为本”
在抗震救灾过程中，面对灾难事实，为了抚慰人们肉体和心灵的巨创，传媒发表了许多诗歌、博客日记和祭文，以表达他们的哀思和悼念。党和政府、军队在抗震救灾中所做的各种努力有目共睹，自然也成了这些作品涉及的内容之一。
王兆山的《江城子》以死难者的口吻“歌颂”党，所以受到批评，在于这个作品表达的观念明显地与抗震救灾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历次会议、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讲话精神不协调。该词说“天灾难避死何诉”，用“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和“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这样的叙述来回报“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和“左军叔，右警姑”等。这里没有对逝者生命的尊重、哀矜和体恤，对于生者（包括他的歌颂对象）的解救行动也是一种不尊重。“纵做鬼，也幸福”这种表达，扭曲震灾难民的真实感受。将“做鬼幸福”与 “党疼国爱”联系在一起，客观上传播着一种与党的宗旨相悖的错误观念，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和反思。
震后第一时间，胡锦涛总书记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紧急部署救人，温家宝冒着余震、山体滑坡的危险，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救人是第一任务”、“救人是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些理念通过网络，通过广播、电视、报纸、通讯社记者深入灾区的连续报道，得到大力传播，深入人心。同时，国际救援和国内民间救援力量的充分涌流。不论是生命的获救还是生命的不幸殒没，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显现出崇高的人性关怀。
我们尽了全力，直接从废墟中抢救出来6千多人，紧急转移了几十万人，但仍然有约10万人或确认死亡或失踪。应该以何种理念叙述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全国军民的大抢救？这首词以废墟下死难者的名义，讲述的主题是“做鬼也幸福”，以此回应党和全国军民的全力救援行动。作者的主观动机是好的的，但是所持的理念陈旧，与抗震救灾中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相悖，与我们党正在倡导和实践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相悖。这种“歌功颂德”通过传媒来传播，无形中误导了舆论。
如此惨烈的灾难，对于逝者和生者，这都是永远的伤痛和苦难。于是，有了为遇难平民而设立的国家哀悼日，有了国旗第一次为遇难平民而降。这些悲悯、关怀和行动，并不是党和国家对于人民的恩惠，不需要人民用生命来感恩，而是我们党对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忠实践履，是国家、社会和民众在“以人为本”精神号召下的自动集结。接下来，在灾后重建及其他工作中，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我们仍将坚持以人为本不会改变，坚持对外开放不会改变。
为什么会有这种创作的指导思想？
王兆山的《江城子》的立意，是我们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种非公民意识的表现。这次所以会使人们感到刺眼，因为人民通过这一个月抗震救灾的难忘历程，无形中接受了一次党的宗旨的教育，思想获得了一次较之平常政治学习深刻得多的洗礼。反过来再看到这类“歌功颂德”的创作，就会“发现”该词“不合时宜”。该词以死难者的口吻对党和国家权力“歌颂”的背后，潜在的另一面，是对灾民生命的漠视。因为，“以人为本”不仅意味着对受难生命不遗余力的救助，而且还意味着对生命个体权利和意志的尊重。
这是一种极端的“谢党恩”的表达，是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笼罩下的“官本位”意识在新的形势下的反映。胡锦涛总书记早在2002年即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接着在2003年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又说：“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在这里，他使用自己的语言阐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主人，人民遇到困难，党和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解决问题，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该批评，哪有主人向仆人谢恩的？读一读马克思总结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经验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以及恩格斯纪念马克思这篇文章发表20周年而写的导言，对此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恩格斯还提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宰”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228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这次抗震救灾中，很多传媒正确传播了这种理念。例如6月12日人民网发表的时评写道：“生命的价值一经确立，一系列据此而生的价值亦随之而确立。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亦将因此而明确自己的权利与责任之所在。”最近通过媒体的报道，又有两个细节进入公众的视野。一是5月13日，温家宝总理向前往汶川的登机部队领导发出指令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一是6月8日，温总理在绵阳看望灾区转移群众时，还差8天就满百岁的陈佳珍老人握着他的手说，“你要努力工作啊。”温总理则认真地回答说，“听你的话，我会努力工作的。”党的领导人这种人民公仆的意识，我们应该弘扬，而王兆山《江城子》所表达的主题，与之背道而驰。
王兆山作品中体现的理念能够得到公众的批判性关注，是一件好事情。此前我们有太多的报道，表达了一种习惯性地“官本位”思维，见怪不见了。例如1998年抗洪的报道中，党和政府在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时，及时出动部队抢险救灾，调动了大量物资和生活用品，受灾民众自发地说出感谢党恩情之类的话可以理解，而传媒不加分辨地突出报道这种感恩场面，则反映了指导思想上缺乏公民意识。引导舆论者缺乏公民意识，何尝谈得上正确引导舆论呢？十七大之后的报道，“感谢党恩”之类的新闻话语仍然随处可见，例如：《重阳节前古丈县民政帮困 住户心中感谢党恩》、《俺们过上了好日子，感谢党恩——河南新安干群欢庆十七大胜利闭幕》、《灾区代表将感谢带到十七大，说党恩热泪盈眶》，等等。社会的财富本来就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把资财送到需要的地方，执政党和政府只是正确地执行了调配权。这是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需要感谢的。
古代皇帝统治，民众出于对世袭皇权的虔诚尊崇而习惯性地喃喃“皇恩浩荡”，如今是人民共和国，法治时代，我们不应默认、赞许这种谢恩思维，而要正面教育民众树立公民意识，在党内，要批评这样的思维。党领导的传媒，应该淡化这类感恩的反映，适当批评这类观念，以此为契机进行公民意识的教育，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是相反，强化报道民众的“感恩”意识。现代社会是以公民为本的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要完成这一转变，党政官员、党领导的传媒，还有作家们，都有责任以身作则地推行公民意识，不能再宣传臣民意识。这次王兆山作品的立意，超出了以往同类作品，因为他以10万人的死亡和失踪作为背景来“谢党恩”，做得太过分了。面对质疑，王兆山的态度是“让大家去说吧”，这不禁让人意识到，“作协副主席”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无独有偶，就在《齐鲁晚报》刊出他的两首词的前一天，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文章，“含泪劝告”那些因房屋质量而遭遇丧子之痛的家长们要“识大体、明大理”，并假托“一位佛学大师”之口，称“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结果同样引来一片指责之声。其中，作家徐星评论说：“余秋雨的生存技能近乎完美，但这人心底里没有爱。”要想在今后的宣传中继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坚决抵制这种陈旧的思维和言说作风。
传媒坚持“以人为本”的职业理念需要社会监督
不能说，此次抗震救灾已经尽善尽美，也不能说，媒体的宣传报道毫无瑕疵。但在党和政府的身体力行和积极倡导下，我们在尊重、关心人的生命和价值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媒体在形成“以人为本”的职业理念等方面，积累了新的重要的经验。不过，从《齐鲁晚报》刊登这样的词来看，也需要提醒传媒，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职业理念不改变。
正如6月1日《经济观察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说，“要将灾难中所取得的进步保存和积累起来，仅仅靠社会记忆是不行的。社会进步的积累关键是要诉诸于制度。”在众多的制度建设中，首先必须坚决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媒体的及时公开报道提供有力的制度环境；同时在行业内，要研究制定明确的媒体职业道德规范，加强媒体工作者的职业伦理教育。在这方面，应当充分发挥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媒体行业组织的作用，建立必要的新闻评议制度和事故问责制，弘扬社会正气，谴责失范行为，促进传媒业实现对自我的有效管理。
一般来说，媒体的日常行为和报道活动是大量而琐碎的，仅靠一部分人进行监督是不够的。有鉴于此，应当在开放的舆论环境下，充分发挥广大传媒受众，还有网民的参与和监督作用。这次社会层面对王兆山作品的批评，就是一种社会参与的监督行为，很正常，也需要经常化。由此看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实在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从眼前做起，从自己做起的行动。各级党政官员，首先要打破习以为常的“被人民感恩”思维，切实尊重人民的合法权利。传媒，则要有意识地正面宣传公民意识，不能再宣扬“感恩”话语和场面。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才会真正深入人心。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观念也处在激烈的碰撞中，积极引导国人在自由的讨论中实现意见的碰撞和交流，有利于社会舆论的稳定，也是对民众表达权利的尊重。王兆山能够在传媒上做出回应，还有大幅的照片，反映了一种正常的意见交流状态。
在此基础上，还应充分发挥传媒学界的作用，积极为专家学者贡献更多、更专业的声音提供丰富而畅通的渠道。有理由相信，当抗震救灾报道中积累下来的许多新的传统、理念和机制在获得上述制度性的支持和保障后，“以人为本”的理念将进一步融入到中国媒体的日常报道中，中国社会的运行也将更加健康而有序。
（陈力丹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伟为该校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