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87岁的生日了，与此相应，有关“红歌”的话题迅速地热了起来。充分抓住党的生日这一大好时机，再次把红歌唱响唱热，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无疑是一次极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据《重庆商报》报道，6月21日下午，以“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歌曲大合唱活动在九龙坡谢家湾小学启动。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推荐的27首经典革命歌曲，将在重庆市大中小学生中传唱。领导重视并亲自推荐红歌，必然有力地推动红歌的传唱，人们因此兴高采烈，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有人因此提出要将领导硬拉出来“领唱（我的理解，这不是合唱意义中的‘领唱’）”，以此推动红歌潮，（参见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3/7423679.html）我却以为有点免为其难，有点忽略艺术工作生活的自身规律。
艺术作品传扬的根本动力在艺术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里面往往并不很带功利色彩。文化大革命，唱革命歌曲被当成了一种政治运动政治活动，革命歌曲的确唱得很热，很响，不过，我还是以为，这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革命歌曲好听，加之那时政治高压，艺术创作万马齐喑，听唱革命歌曲更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唯一难得的享受，可谓是不红也得红。而这种局面一遇思想大解放，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便冰消雪融，红歌的这种一花独放形成的审美腻味或审美疲劳，便一下子显现乃至放大，红歌一度遭人冷落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而通俗摇滚这种人们听所未听、唱所未唱的艺术形式便很自然成为人们特别是年青人一时追捧的对象了。可见，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政治斗争时代，也未见领导在“领唱”革命歌曲上发挥过什么重要作用。领导在很多方面是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而且领导中不乏艺术高手，但总的来说，实事求是地看，唱歌搞艺术并非是他们的强项专长，要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去“垂范”，做榜样，不客气地说，这是扬其短，避其长。领导对艺术活动的推动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的有效组织。
红歌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谷后，又奇峰突起，为群众所盛唱不衰，这说明红歌不愧为艺术的经典，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要真正有效地推动红歌热潮，作为党委政府最主要的是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而不是领导干部来带这歌唱的头，在推动红歌事业中，真正能起“领唱”作用的，是艺术家。一手歌曲能不能红起来，除了它主题内容的魅力外，更重要的是要它旋律美，唱声美，总之，通俗点说，两个字：好听（当然也包括其它的艺术表演）。只有好听，群众感觉到美，群众才愿意学她，唱她，甚至表演她。
作为正乐，她的美未必能让人清楚地明白什么，却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变得高雅乃至崇高起来。红歌的美。就不仅美在旋律，美在唱声，而且美在端庄典雅的艺术风格上。同样是豪气冲天的歌，《地道战》主题歌虽显豪放粗犷，但粗犷中显出的是端庄典雅，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抗战的崇高神圣；而《红高梁》、《好汉歌》虽然豪气冲天，却豪气中不乏野性。即使爱情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虽也唱爱，但爱得甜蜜，爱得优雅，爱得圣洁，爱得高尚，她像鲜花一般的姣美，又像彩霞般灿烂。不像时下有些歌，虽然有的歌词不乏辞彩，不乏情感，唱起来也酣畅淋漓，但听来嘶声竭力，甚至让人感到灰暗。为什么会这样？除了旋律风格不同外，歌者的唱法唱腔也是重要因素。同是红歌，让通俗唱法一变，一唱，味道就大为变样。所以，红歌的走红和成为人们欣赏和传唱的精神主食，其实是有着极大的优势的。而要把红歌的这些优势（或特殊韵味的美）发挥出来，陶冶人教育人，关键则在于艺术家们那出神入化而美妙绝伦的创造、表现，这样才能吸引群众，打动群众，进而推动红歌事业。听听吧，郭兰英的《我的祖国》、才旦卓玛的《翻身农奴把歌唱》、邓利华的《太阳出来照四方》、吴雁泽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胡松华的《赞歌》，等等这些，谁能不为这些歌所倾心、所陶醉、所钟情？
艺术当然也要为政治服务的，但艺术却不应该政治化。领导爱唱红歌，参与到红歌队伍中来当然值得提倡。但如果要通过所谓领导的“领唱”来推动红歌事业，怕就捉错了“牛尾巴”吧。
据《重庆商报》报道，6月21日下午，以“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歌曲大合唱活动在九龙坡谢家湾小学启动。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推荐的27首经典革命歌曲，将在重庆市大中小学生中传唱。领导重视并亲自推荐红歌，必然有力地推动红歌的传唱，人们因此兴高采烈，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有人因此提出要将领导硬拉出来“领唱（我的理解，这不是合唱意义中的‘领唱’）”，以此推动红歌潮，（参见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3/7423679.html）我却以为有点免为其难，有点忽略艺术工作生活的自身规律。
艺术作品传扬的根本动力在艺术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里面往往并不很带功利色彩。文化大革命，唱革命歌曲被当成了一种政治运动政治活动，革命歌曲的确唱得很热，很响，不过，我还是以为，这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革命歌曲好听，加之那时政治高压，艺术创作万马齐喑，听唱革命歌曲更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唯一难得的享受，可谓是不红也得红。而这种局面一遇思想大解放，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便冰消雪融，红歌的这种一花独放形成的审美腻味或审美疲劳，便一下子显现乃至放大，红歌一度遭人冷落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而通俗摇滚这种人们听所未听、唱所未唱的艺术形式便很自然成为人们特别是年青人一时追捧的对象了。可见，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政治斗争时代，也未见领导在“领唱”革命歌曲上发挥过什么重要作用。领导在很多方面是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而且领导中不乏艺术高手，但总的来说，实事求是地看，唱歌搞艺术并非是他们的强项专长，要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去“垂范”，做榜样，不客气地说，这是扬其短，避其长。领导对艺术活动的推动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的有效组织。
红歌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谷后，又奇峰突起，为群众所盛唱不衰，这说明红歌不愧为艺术的经典，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要真正有效地推动红歌热潮，作为党委政府最主要的是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而不是领导干部来带这歌唱的头，在推动红歌事业中，真正能起“领唱”作用的，是艺术家。一手歌曲能不能红起来，除了它主题内容的魅力外，更重要的是要它旋律美，唱声美，总之，通俗点说，两个字：好听（当然也包括其它的艺术表演）。只有好听，群众感觉到美，群众才愿意学她，唱她，甚至表演她。
作为正乐，她的美未必能让人清楚地明白什么，却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变得高雅乃至崇高起来。红歌的美。就不仅美在旋律，美在唱声，而且美在端庄典雅的艺术风格上。同样是豪气冲天的歌，《地道战》主题歌虽显豪放粗犷，但粗犷中显出的是端庄典雅，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抗战的崇高神圣；而《红高梁》、《好汉歌》虽然豪气冲天，却豪气中不乏野性。即使爱情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虽也唱爱，但爱得甜蜜，爱得优雅，爱得圣洁，爱得高尚，她像鲜花一般的姣美，又像彩霞般灿烂。不像时下有些歌，虽然有的歌词不乏辞彩，不乏情感，唱起来也酣畅淋漓，但听来嘶声竭力，甚至让人感到灰暗。为什么会这样？除了旋律风格不同外，歌者的唱法唱腔也是重要因素。同是红歌，让通俗唱法一变，一唱，味道就大为变样。所以，红歌的走红和成为人们欣赏和传唱的精神主食，其实是有着极大的优势的。而要把红歌的这些优势（或特殊韵味的美）发挥出来，陶冶人教育人，关键则在于艺术家们那出神入化而美妙绝伦的创造、表现，这样才能吸引群众，打动群众，进而推动红歌事业。听听吧，郭兰英的《我的祖国》、才旦卓玛的《翻身农奴把歌唱》、邓利华的《太阳出来照四方》、吴雁泽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胡松华的《赞歌》，等等这些，谁能不为这些歌所倾心、所陶醉、所钟情？
艺术当然也要为政治服务的，但艺术却不应该政治化。领导爱唱红歌，参与到红歌队伍中来当然值得提倡。但如果要通过所谓领导的“领唱”来推动红歌事业，怕就捉错了“牛尾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