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面前，在生死考验关头，最需要的是人的精神不倒，而诗歌正是可以唤起人们斗志、振奋人们精神、呼唤人们良心的最好文学样式。再加上诗歌本身就是轻武器，它短小精悍，不需要花很长时间来构思，在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刻，它是最适合以最快的速度发出自己声音的。所以，这次很多人都参与了诗歌写作，在网络上，纸质媒体上，都处都有诗歌的足迹，都有诗人的声音。 

无数诗篇汇聚成“地震诗歌浪潮”

若干年来，中国新诗似乎从来都是拘囿在一个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但自“５·１２”地震发生以来，长时间被冷落、被边缘化的诗歌似乎迎来了在大众视野中重出江湖再显身手的机会。
在各个电视赈灾晚会的演出现场，在各大主流网站和商业网站的页面上，在各类报纸的副刊版面或地震特辑中，无数真挚深婉的以抗震救灾为主题的诗歌作品纷涌而出，吸引、打动乃至刺痛了人们的感官与心灵。其中最早传播的要数王久平的《生死不离》，在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直播节目中一经播出，迅速传遍全中国，打动了亿万人的心。类似这样的诗歌，在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数以万计地涌现出来，出现了一个我们久违的“诗歌浪潮”。
长期被寂寞环绕的诗歌，这一次终于置身在了社会关注的中心，乃至罕见地发扬了一回其以艺术的力量尤其是情感的力量打动人心、凝聚人心、鼓舞人心的社会功能。
那么，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诗歌写作热潮呢？诗歌圈子一向多门户之斗、派系之争，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彼此“相轻”的文人们竟然能放下平日里积累的无数纠葛与恩怨，不约而同地袒露出真情，由衷地为地震而叹、为“大写的人”而歌呢？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虽然给了国家与人民以重创，但却震动了无数当代诗人与草根群体的心灵，使他们仿佛受到锥刺，猛然间从迷惘、沉埋、寂寞到挣扎、奋发、狂欢到独醒、物化、后现代化等诸多的状态里挺立而起，乃至泼墨挥毫，写就了无数诗篇——无数久违了的突显真情实感、人类大爱的诗篇。
看到这些发自内心的动人诗篇，也许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诗人或草根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了这么多的诗篇。很显然，这并非诗人们响应号召所致，也并非作者们集体约定所致——像写诗这样的事，毕竟大家一直都以为是个人行为。答案其实很简明，地震诗歌写作热潮的形成，主要的就是因为这对整个国家甚至对全人类来说都是悲惨事件——实实在在击痛了诗人们的心与魂，而诗人又总是如此的感情丰富和充沛。
事实上，中国作为诗歌大国，其诗人自古就有爱祖国、重民生的优良传统，从忧国忧民、愤而沉江的大诗人屈原，到一生颠沛流离却仍然悲天悯人的杜甫，还有一心总想收复河山的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等等，无不如此。而且，不仅古代诗人如此，２０世纪的新诗作者们也是如此，比如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著称的大诗人艾青等。我们的诗人们，通常血管里也都流淌着这样的传统。

中国新诗能否由此走向大众？

其实诗歌这一艺术样式是有相对大众化的特征和要求的。比如我们的古典诗歌，早在《诗经》的产生时期，风、雅、颂诸篇，就多有口头民间文学和歌唱文本的特征，诗歌在一开始，就处在和广大劳动人民亲密接触的大众化时期。只是诗歌在后来逐渐发生了由民间向社会上层转移的运动，并且越来越文人化了。 
    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唐代，文人诗日益成为官员阶层文化修养的标志之一，互相酬答与唱和的手段之一，这时候的诗歌，固然也有日趋封闭、躲进象牙塔的趋势。但在总体上诗歌的地位还是很高，比如白居易的诗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著称，老幼妇孺，皆懂其诗，这或许也可以算作是诗歌大众化运动在历史上留下的伏笔之一。
新世纪以来，诗歌的网络化使得诗歌的发表变得轻而易举，年轻一代获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多，无论从作者还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诗歌都可谓面临着一次诗歌大众化的机遇。近些年来，大家也不是没有努力，甚至可谓连蹦带跳、连吼带叫，但诗歌却始终没有成功地走向大众，没有真正获得市场的认可，所有的挣扎无不以失败告终。
至于这一次因地震触发的诗歌热潮能否促成新诗由此走向大众或者打开新的局面，我以为仍然是不容乐观的。毕竟诗歌圈子的内耗太多了，许多人都不会潜下心来钻研诗歌写作面临的诸多困难。中国新诗能否成功地走向大众，或许有外部环境的问题，譬如文艺门类和文化消费的日益多元化一直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或者也还有诗歌本身的问题，譬如是否真正做到了在保证艺术品质基础上的雅俗共赏——而这似乎正是永远需要诗人们潜心钻研的“怎么写”的高难课题。
尽管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引发了如此汹涌悲情的抗震救灾诗潮，但有关诗歌“怎样写”的问题在过程中并没有来得及讨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普遍采取了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方式。地震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受到的心理打击太大，巨大的悲痛使他们忘了“技巧”，使他们“欲辩已忘言”，使他们一落笔就是强烈的感情，就是质朴而真切的心声。应该说，这显然不是通常的为了成就而写作，为了写出一首好诗而苦思冥想、反复雕琢，而是生命本身情感表达的内在要求和不可阻遏的喷涌（这当然是可贵的）。

基于此，我以为类似“地震诗歌浪潮”的写作，诗人们恐怕都重在以自己的诗篇表达对这一灾难和灾难中的人的纪念，通常并不会也来不及专注于艺术根本的提升和创新。所以说，汶川大地震的强烈震动固然震开了许多诗人和无名作者的情感闸门，但随着灾害的消停与灾区生活的正常化进程，诗人们的情感震动势必将归复于平静。虽然此次地震带给人们的伤害和悲痛难免将持久下去，作者们的写作也还会延续，但一切终归还是会回复到正常状态。而我可以想见，到那时候，诗人们的内耗恐怕仍将不可避免，而诗歌的市场也同样会在各种事物的夹击下难有根本性的奇迹发生，新诗创作的局面多半也会依然如故。我只愿这一次灾难的发生能对诗坛的风气特别是诗人们的生命状态和创作理念或多或少地有所触动乃至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