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存，实现气候安全
——对布莱尔报告的评论
管清友
有关气候变化的物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证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之一，也是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各国在承担成本和分享收益上的不均等，气候谈判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僵局，特别是主要排放大国之间并未就减排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在2008年7月份八国集团峰会召开之前，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先生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Carbon Future，以下简称布莱尔报告）报告已经于近期发布，这份报告将“呈送北海道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此次八国峰会还将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国参加，形成G8+5的形式，就影响世界的重大议题进行讨论，气候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作为卸任首相，政治家布莱尔深知简单的劝说并不能解决政治分歧和利益争端，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服各国政治领导人达成共识实现合作才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
首先，布莱尔报告明确的指出，全世界都希望最大和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领导力。根据笔者统计，G8+5的13个大国的排放1980－2005年占世界排放总量的68－71%之间。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75%。很显然，没有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气候变化的僵局就无法打破。而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没有给解决气候问题提供出路。布莱尔报告对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能力表示担忧，即“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能完全满足有效地管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响应和行动。”
其次，布莱尔报告告诉政治领导人，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各国国民经济影响不大，而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布莱尔报告引用以往的许多研究指出，到2050年全球减排的平均成本只是降低了0.12%的年GDP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减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调整、通货膨胀、商业周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小，可以忽略不计。重申这一结论的目的在于让政治领导人不必担心减排会给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而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如果将减排的开始年度从2010年推迟至2020年，全球每年所需的减排量将增加一倍。所以，全世界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再次，布莱尔报告认识到，当前的政治困境不是“是否要”而是“如何实现”。因为原来对应对气候变化态度的国家也已经了解到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你们的”的问题。因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承担各自的责任，而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布莱尔报告指出，在今天的美国，人们一致认为发达国家应担负起近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责任。在首相福田康夫的领导下，日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欧洲，人们已经就行动需要达成了真正而且深刻的一致性意见。而他也希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承诺减排义务的行列中来。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
最后，布莱尔报告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布莱尔报告对八国集团的领导力寄予厚望，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条就是在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下制定全球减排的长期和中期目标。布莱尔报告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提高碳生产力。布莱尔报告还提出了实现行动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作用充满信心。一个良好的全球碳交易市场将可以把减排成本降低50%。而根据历史经验，对于成本的预测往往比实际成本要高。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对碳价格或者技术革新速度等激励措施的反应进行预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只有实现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安全。低碳经济不仅将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低碳经济规则也将成为继联合国宪章、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货币规则之后规制未来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国际规则。
对于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将是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和积极的身份参与涉及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国际规则的制定。顺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掌握战略主导权，将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契机，也是重新确立国家地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契机。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本文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http://www.china-cbn.com/s/n/000007/20080630/020000082227.shtml
托尼·布莱尔：迈向低碳未来的激进和审慎之路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8年06月30日 02:59 http://www.china-cbn.com
托尼·布莱尔
近年来，人们关于气候变化的看法，已朝着赞成采取激进行动的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于气候的担忧和对于油价的焦虑恰巧同时出现。两种忧虑都要求降低碳依赖程度。同样地，能源安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鉴于多种原因，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当前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框架，保证以既充分又审慎的步调推动变革。好消息则是：关于这个挑战的性质以及应对这个挑战的必要性，人们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如今已无需再去劝说，大多数人都相信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重大风险。在油价处于100美元/桶以上的高位、各种资源日趋紧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同意，能源安全是一个关键问题。人们终于一致认为，应当转变我们的经济，使它摆脱对碳的依赖。此外，大多数人都同意，为了激励、倡导和敦促这种激进转变的发生，就需要有一个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行动框架。
问题是如何建立这个框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框架，既能在设定目标上足够激进，又能在认清现状和把握步调上足够审慎？如果我们在改变经济增长性质上不够激进，就无法使气候避免灾难性的结局；如果我们在建立行动框架时不够审慎，我们就会错失达成共识的机会。
我们各国的民众对日益加剧的气候破坏忧心忡忡。我们各国的民众也可能被为了阻止气候破坏而必须采取的那些行动的激进程度吓坏。政治领袖的任务就在于，采取正确的国家和国际行动，既能使全球经济转入低碳增长的轨道，又不会妨碍民众——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地区的民众——实现其享受增长和消费的物质、社会福祉这一完全正当的诉求。鉴于所牵涉的问题十分复杂，大量数据不够精确，政治、技术和组织因素之间的互动需要高度技巧，要回答这一个“如何”的问题，其困难程度，不亚于自从设计战后布雷顿森林经济体制以来，国际社会所回答过的任何一个类似问题。
动员发起全球应对行动（Global Deal）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使命，除非经过它的授权，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发起全球应对行动。本报告旨在摆明问题、归纳现有信息并建议一套解决方案。其目的是为联合国的专门、正式方案提供支援。
然而，我们应该对当前存在的实质性的政治风险持开诚布公的态度。
以科学界、NGO和专家共同体为一边，要求立即采取激进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政治领袖为另一边，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做到既满足减排要求，又不影响经济增长——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有日益扩大的危险。
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验证这个判断。许多人的核心主张是制定一个2020年过渡目标，并于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谈判进程中获得通过。该目标对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是减少大约25%~40%的排放量。这真是一个很大胆的承诺。
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它甚至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还要大胆。该目标以1990年的水平为基准，换言之，我们未来11年的进展要以差不多20年以前的情况来衡量。但是自从1990年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并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美国上升了16%，日本上升了超过7%。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英国，是下降的。然而直到最近的3年，欧洲整体的排放量才止住上升势头，大体保持不变。所以1990年的基准给达到目标难上加难。
说到底，我们是在要求北美、欧洲和日本一改过去12年里排放量的上升或持平势头，在未来12年中完成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减排，以达到2020年全球排放量触顶的目标。
科学家会说：这是最起码的。
政治领袖则会问：这是可能的吗？
另一个情况也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帮助：尽管我们的知识在增长，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数字却存在激烈的争议。例如我们说2020年要减排25%~40%。且说最明显的一点，25%和40%差别大着呢。有人说要以较大把握将变暖控制在2°C以内，就必须把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00百万体积分率（ppmv）以下（即在100万单位体积中占500单位体积——译者）；有的人则说是450ppmv；有的人说的甚至更少。有人断定2020年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排放量触顶的最后期限，超过这个期限，对气候造成的破坏就无法逆转了；也有人——虽然通常不是科学界人士——则认为2025年甚至2030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下列这些重要事实和深刻的政治现实：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可产生必要减排效果的四分之一，有时候也能节约资金，但其重要性常被忽视。
·中国和印度新建的发电厂，绝大多数将是——而不是什么“可能是”——燃煤火电厂。因此开发碳收集与封存技术（将工业生产尤其是燃煤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并安全地封存起来，减少向大气的排放——译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恰恰是关键性的。
·至少要有一些国家着手复兴核电，否则全球应对行动很难成功。
·大气中现存的二氧化碳排放，约70%~80%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
·但是，即使美国能够实现最激进的减排目标，只要中国一如既往而印度也紧随其后，气候还是会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否则它们不可能在必要期限内使排放量触顶，进而下降。
·森林退化的作用在整个排放问题中的比重约为15%~20%。
·某些重要行业如混凝土、钢铁，当然首要的还是发电，它们的排放占全部排放的比例极高——大约是一半。
·航空业和航运业的排放，尽管目前只占5%，却是增长很快的一部分。
·如果措施得当，减排的成本就能维持在可承受的水平以内，甚至会低于预期；而且，新兴的低碳经济蕴含着真正的商业机遇。
另一个政治现实也很关键。科学总在不断发展。我们今天——2008年时谈论的内容肯定与到了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时谈论的内容不尽相同，更不用说2012或2015年了。我们的知识无时无刻不在增长。我还可以有把握地预言：技术会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发展。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只要我们给出一系列明确的激励，市场就会作出反应，人类的创造力和才智就会开动起来，今日难以设想的答案，明日就会变为现实。
还有另一个巨大的政治危险，凡是参加过错综复杂且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多边谈判的人都能领会。如果哥本哈根会议召开时，事先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它就会沦为谈判各方的一场噩梦。接下来的危险是，由于认为别人都指望自己这一边让步，各国在会上锱铢必较，但求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精诚合作，制定出它们认为可以实际完成的最大减排目标。结果将是就一个最小公倍数达成协议，还要附加上一堆复杂的机制，使世界裹足不前，令公众感到幻灭而且不满。
有另一种不同且更好的方式，可以达到全球应对这个目标。关键是全世界，尤其是全世界的商界，由哥本哈根会议得到一个清楚、明确、激进的导向。具体的步调可以因人而异，应时而变。但每个人都得知道，大方向是清楚的，没有模棱两可。这样一种应对的基础可以建立在下列几点之上：
1.不论是科学观点还是政治观点，其趋势都是明朗的，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使我们都认识到，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激进地降低我们的碳依赖程度。若非如此，2050年至少减排50%这个目标就根本不会被一致认可。
2.哥本哈根的关键，在于为实现上述减排目标，确立一个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效的、清晰的导向。就是要真正开始改变，要为发达国家确定一条带有过渡目标的可行道路，但也要意识到从现在到2050年，我们的行为和知识会发生许多改变。
3.将要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町召开的G8+5峰会和主要经济体会议（MEM）应就2050年关键目标达成协议，并确认要引入全球应对行动的核心要素。
4.然后要调集力量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分析，以确保那些核心要素拥有扎实有力的事实依据，从而能够获得一致通过。
5.2009年将在意大利召开的G8+5峰会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例如召开同MEM的联席峰会），应就这些核心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达成协议。这一成果应被联合国的哥本哈根进程采纳，帮助它发起全球应对行动。
6.哥本哈根协议应制定出为政治审慎和2009年的可操作性所能允许的最大减排目标。
7.随后应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进程，定期对已完成的工作和需要从事的工作进行审查，以使哥本哈根协议可被调整。这一进程可以是重要经济体的一个小型论坛，其结论应被联合国进程采纳。根据背后的理念，哥本哈根协议应是一个动态的条约，而不是针对一个问题的一次性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在2009年内甚至短期内都无法得到最终解决。
8.如此一来，哥本哈根进程就可以有所作为，因为它知道，为全世界75%的排放量负责的那些国家（G8+5和MEM——译者），已经为它确立了一个政治导向；因为它知道，人们并不期待它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它知道，在它之后还会有一个持续的政治进程，随着我们的行动和知识变得日益明朗，将引入更多的激进步骤。
这种做事的方式依赖于一个基本假设：今日的问题不是政治意愿的问题；当前的政治困境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做”的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假设成立。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态度不再是“你们富国造成了这个棘手问题，你们自己能处理”。它们知道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确实会牵涉到平等的问题。但不论是纽约的排放还是上海的排放，影响到的是同一个气候。更何况，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生活在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人们。
同样地，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认为近期减排的主要责任应由发达国家来承担。日本的舆论，在首相福田康夫的领导下，也发生了改变。在欧洲，更是有一种必须有所作为的真诚而深刻的共识。
当前的挑战不是意愿的问题，而是如何共同应对，明确地走上一条低碳未来之路的问题——那条路既公平，又可行；既是激进的，又是审慎的。（本文系托尼·布莱尔报告《打破气候僵局：为一个低碳未来发起全球应对》的前言。报告英文全文见www.cop15.dk。本报编辑马俊编译，曾参考管清友博士译文。）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新华网北京6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下午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我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进行不懈努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罗勇研究员、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何建坤教授进行了讲解，并谈了对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同时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根本利益。
胡锦涛强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应该率先承担减排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同时也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努力。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政府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相关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胡锦涛强调，应对气候变化，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国内和国际、当前和长远，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努力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改善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
胡锦涛指出，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大力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坚持实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不断扩大森林覆盖率。二是要大力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继续开展生态保护重点工程建设，加强气候变化综合影响评估。三是要大力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作用，加快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重大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四是要大力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推进能源管理体制和价格改革，完善多灾种的监测预警应急机制、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全社会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机制，特别是要提高应对极端气象灾害的综合监测预警能力、抵御能力、减灾能力。五是要大力提高全社会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环境。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的措施，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组织和实施能力。实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加大力度、迎难而上、加快推进，把节能减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认真实施节能减排统计体系、监测体系、考核体系，突出抓好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坚决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