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姓社还是姓资?姓“新”!新民主主义!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    姚监复[1]

 

    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封建主义为第一。”

“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2]

近年听到英美等外国学者谈论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包括颜色革命和姓社姓资问题。现将一些观点和相关思考及引文提出，提供参考、分析和批判。从这些议论与思考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结论是：当前需要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一新民主主义论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

一、邓小平说：“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指出有“九亿多人要革命”、“出现内战局面”的危险

国外有位学者说，中国领导人强调和谐、稳定、发展和和平崛起是正确的。但是，对自己的成就津津乐道、沾沾自喜，“大好形势”、“世界第一”，这种好表扬、好表现的性格，有可能忽视政策的负效应和潜在风险，而且。反映出内心虚弱、恐惧和缺乏自信。而有自信的国家敢于在报刊讲问题：黑暗面、灾祸和面临的与潜在的危机，公开讨论处置方案。实际上，邓小平就敢于承认可能出现人民要“革命”、  “出现内战局面”的危险，要居安思危。学者们注意到邓小平说过：“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3]“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中国乱不得。中国乱起来，不仅是中国问题，也不仅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一乱，将会出现内战局面，难民往外跑，周围国家都要受影响。”[4]外国学者认为邓小平不愧为高水平的政治家，具有清醒的头脑，预见到出现危机的可能性。

二、中国有“颜色革命”的风险，但不会是“橙色革命”

    外国学者注意到在原来苏联领土上的几个独立国家，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一直到中国边境的“斯坦”共和国发生了“橙色革命”。推翻了原共产党人领导的政权，美国新闻界称之为“橙色革命”。国外学者注意到，这一波“橙色革命”的前台是穿着“橙色”上衣的群泉，示威游行时的“橙色”海洋，但是在乌克兰等国后面都有原来的克格勃和后面的头头在指挥、策划和操纵，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当领导人。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民主人士，供给活动经费，只是外因。并非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橙色革命”实际上反映出这些国家群众对经济改革的进度和效果不满意。要求私有化更快点，市场经济更开放些，也幻想私有化以后人民能迅速富裕起来，分配更公平，因而要求政治变革，撤换政治家，出现了“橙色革命”。

    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出现“橙色革命”的需求、条件和可能，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和引进外资的水平远高于“橙色革命”的国家。中国有“颜色革命”的潜在风险。可能出现的是：与市场经济反向的“红色革命”，而不是“橙色革命”。我可补充的事实是，国内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具有长期行政领导工作经验的老党员，2005年曾经对我讲过：“中国没有必要搞‘橙色革命’。”他认为：出现“橙色革命”的国家在经济上最终要求就是私有化，市场经济化，对外开放。这些“橙色革命”的目标。在中国已经实现了。中国包括私有经济的非国有经济早已超过了国有经济，只是正式统计没有公布。[5]2003年城镇就业人员25639万人中，国有单位只占6876万人。占26．8％o 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58070．9亿元，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为42150．9亿元：利润总额分别为3783．5亿元和2680。5亿元：税金总额分别为4615．3亿元和1267．3亿元，外资企业利大税少销售收入高。[6]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已超过60～70％，亚行一位专家认为，外贸依存度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战车上的紧密程度。2004、2005年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农业进出口按价格计算连续两年出现逆差。克林顿说：“在中国要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弗里德曼说：“中国改革的惟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必要搞“橙色革命”吗?提高私有化、市场化、开放水平为目标的“橙色革命”的橙色在中国还不够浓吗?

    有一位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领军人物”的学者在2003年对我讲过：“中国的民主化要一百年!”“要从公民课本做起，进行公民教育。”他不认为也没任何意愿现在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既不是搞经济上的“橙色革命”，也不是搞政治上的“橙色革命”，他真心地想为中国人写公民读本，普及公民意识，要搞教育，人的现代化。还有一位“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告别革命》。连革命都要告别了，还搞什么“橙色革命”。

    所谓“左派”和“右派”的代表人物都亲口对我讲，现在不必要

“橙色革命”，不可能马上就民主化。不知道为什么和什么人把“橙色革命”炒作得活灵活现，不知是无中生有还是有意夸大“蓝胡子”

“狼来了”的故事吓唬小老百姓和天真官员。

三、中国应警惕“红色革命”：

左派揭露“在教堂里反对圣经”的真相后，是否会引发动乱

    国外学者认为，邓小平最担心的两极分化危险，实际上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的现实状况，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差距严重。几乎是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O．43，早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按邓小平理论，两极分化了，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前提。而中国仍然坚持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进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坚持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这样出现了党的宣传教育同两极分化的现实生活反差极大、非常矛盾的尴尬局面。英国一位教授形容这种戏剧性的中国政治现实，正是在“基督教的神圣教堂里反对神圣的耶稣和圣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左派的危险就在于他们正像安徒生童话中的天真小孩，揭穿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神圣的皇帝没有穿衣服。饱受两极分化之苦的一部分弱势群体，从自己切身体会、感受中很容易接受左派的揭露真相的说法是符合生活实际的，也是符合他们的理想与愿望的，更感到符合真正原版圣经马克思主义的”。网上有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国内有不加批判、没有忏悔地深情回忆“四清运动”中揪出最小的走资派一一个农民，桃园支部书记的文章。一位外国朋友、相信毛泽东文革理论的老共产党员向我激动地吼道：“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搞早了。现在搞正好，一抓一大把走资派。”这样就存在着邓小平担心的两极分化引起革命和出现内战的思想土壤，也令人担心在一定条件下会不会出现以反对两极分化的经济口号为主要内容和动因，由极左派重新高举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旗帜，动员起弱势群体反对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组成的特权阶层，反对特权资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潜在的和现实的危险是可能出现“红色革命”。这样看来，邓小平担心出现革命和内战的危机感具有现实意义和科学的预见性。毛泽东在临终前特别讲到文化大革命，共产党的“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7]因此，对于可能出现的“颜色革命”，更值得担心的是“红色革命”。要采取的对策只能是及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正确的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经济改革。

四、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理直气壮

地回答“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

毛泽东说过：“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好处的。”“民粹派要

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封建主义为第一。”[8]

    国外学者认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实际上从五四以后就

在中国开始争论了，“不争论”是假的，掩盖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实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社会的现实。左派不过挑明了真相，戳穿了皇帝的新衣是空气、口号

而已。为了蒙蔽民亲和保持自己革命良心的平静而已。从建国伊始的

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派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

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到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20多年的理论争论、政策争论和一次又一次地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文化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小革命”，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

虽然运动名称不断变化、口号不同、形式各异而实质上始终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无休止争论。

    他们建议解铃还须系铃人。可以用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理论，回答1949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因为晚年、甚至中年毛泽东离开了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华彩乐章一新民主主义论。既然要四个坚持，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应当坚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确理论、坚持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即国家资本主义的正确决策与理论。马克思主义认定，只有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落后的封建专制的中华帝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列宁也没有说过中国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即使加上四个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一定能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包围中建成社会主义。这样，中国领导人完全可以用新民主主义论理直气壮地回答“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跳出“教堂里反对圣经”的尴尬怪圈，不必羞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讲资本主义、资本家入党、按资分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社会主义”了。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穿上社会主义这件皇帝的新衣，仍然是资本主义。西方谚语说：“叫起来像鸭子，走起路来像鸭子，那么它就是鸭子。”

    其实，最近一些年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公布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秘密报告。已经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可以用来缓解和回答左派的指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3页上刊载的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报告指出：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主要不是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9]

1945年3月21日毛泽东还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封建主义为第一。”[10]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已经提出了并且在1949年他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体现了“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决策和理论，为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这是值得继承的重要财富。邓小平一再讲，现在中国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不合格”，就是不及格。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坚持什么?还不如坚持新民主主义。毛泽东生前已为第三代和后代的领导人留下了锦囊妙计、护身符和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理直气壮地坚持发展资本主义的最高指示。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吧!值得争论的不是“姓社还是姓资”，而是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防止产生权贵资本主义，防止出现野蛮的坏的资本主义。研究采取什么更高明的方法、政策、战略，近期的和远期的目标和过程。更不必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外衣遮盖造成扩大两极分化的某些具体政策、办法，错误地认为任何所有制的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而方便促进权贵、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但是，要肯定现在发展资本主义，承认实际是新民主主义，正是坚持毛泽东思想。

五、恩格斯1853年的预言不幸言中了

    对于退到新民主主义，是不是政治上的倒退，有人有所顾虑。国

内外学者注意到恩格斯早在1853年前就预见到。执政党被过去所发表的被曲解的口号所约束。可能过急地要求在人间的此岸实现彼岸的天堂的共产主义者，将会采取不符合客观实际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过激的革命行动与措施。最终要造成事与愿违的悲剧，通向天堂之路打开了进入地狱之门。恩格斯在1853年4月2日致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底是在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压力下，由于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一但愿只在肉体方面一就会出现反动，

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

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11]

    外国学者有疑惑地询问：中国有四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优秀民族，历朝历代领导人中有很多位英明君主，中国数

不清的思想家、艺术家和诗人给后代留下了世人赞颂的值得继承的充

满智慧的文化遗产，为什么近百年来，中国也出现了恩格斯预言的“笨

蛋”和“怪物”呢?难道21世纪的中国人跳不出恩格斯预言的历史周

期律吗?非要走上被恩格斯称作“怪物”、“笨蛋”的不怎么光彩的

仕途吗?未来的历史将以这样不光彩的称号还是用更高尚的语言评价

判断21世纪的中国人呢?如果中国人不再坚持不是时候的跳跃。放弃

那些激昂情绪、头脑发热时提出来的口号(如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几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真正落到新民主主义的现实土地上。心口

如一、名贵相符，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才是真正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智者，  而不是怪物和笨蛋。

    但是，在当前，  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四项基本原则”

中最主要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四个坚持的核心，

是坚持党的领导”。[12]

    将中国人1953年开始用起的“社会主义”名词，改换成“新民主主义”是否违反了原则、犯了王法呢?不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

的中国太穷，农村太穷，农民太穷。 l978年以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只有60元，在田里干活时，衣裳上掉了一个扣子，农民也感叹：“一天的工分全丢了!白干了!”因为，一天的工分只值五分钱。在人民公社剽在一起受穷，绝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定义的社会主义广也不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自封的自以为是而不自以为非的所谓社会主义，  退回到新民主主义，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的实事求是，正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

六、对28年改革中的正负效应需冷静反思

    外国的学者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13]曾

经公布过各国收入不平等的定量指标。1998年美国20％的收入最高人群占全部收入的42.4％，而中国竟超过了美国，达到了42．6％。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基尼系数，中国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有人估计达到了O．43的危险水平。中国改革28年来在经济发展上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社会发展、生态保护和政治民主相对滞后。特别是对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忽视对一部分人相对困难、贫穷的问题重视不够、解决得不够及时。对于改革中必然会出现的风险、危险，当然需要正视，应记取列宁的警告。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和租让制，就是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当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时指出了可能引起的危险：“至于这个政策在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弱国会引起什么危险，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孤立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当然，只要这种根本对立还存在，危险也就存在。并且不能避免。我们只要站稳脚跟，就能克服这些危险，要善于把较大的危险和较小的危险区别开来，宁愿承受较小的危险而避免较大的危险。”[14]“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不可怕，因为我们会确定实行租让的限制。”[15]

    列宁还尖锐地指出将要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危险：“我们目前经济现实中的矛盾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要多，居民中某些阶层即少数人的经济状况有了部分的、些许的改善，但是另一些阶层，即大多数人，他们得到的物质资料同他们的基本需要则完全不相适应。矛盾增加了。不难：理解，在我们经历大变革的时候，要一下子消除这些矛盾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个领域。”[16]“我们应该学习。应该学习由国家调节商业关系。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绝不是无法完成的。”[17]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危险的消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谁也不作这样的梦想。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18]

    因此，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列宁提

出来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中国应该彻底放弃人民公社化的后遗

症。但是不要误认为坚持人民公社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口号才

是革命者。要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决策，  事实上是实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中国化。

    坚持对生产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改革开放政策，  重新认识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正是坚持列宁主义、坚持列宁当年勇敢地对理论作创新式发展，提出新经济政策的革命风格。

    但是，我们必须充分清醒地看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会带来危

险。尤其是收入拉大的两极分化的风险的警告。应当承认，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对于风险的存在和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对于改革的一些方针政策的错误或失误，是不够正视的，或是不许争论，甚至有些讨论还被压制，  除了教育、医疗、国企的改革有失误以外，例如以改革名义进行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就是不成功的，脱离农业生产的特殊规律一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  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科学实验就不同于工业的室内实验，对收入低的农民，农业科技难于有偿服务，以改革名义硬要公益性质的农业科技工作自负盈亏，只能“网破、线断、人散”，出现不了重大科技成果。杂交水稻实际上是1972年立项，几千技术人员合作攻关的老成果：动植物病虫害发生时，如禽流感发作，只能杀鸡，而没有做好预防，也缺少“消防队”。但是，科技领导部门始终不能正视和改正农业科技改革中这种对农业造成损失的失误：违反了《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确定农业科技为公益性质的判断。科技部门是否应对技术“创新”的严重落后负责?现在建国57年后，才发现“原创性创新”成了问题，那么黄昆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吴仲华的空气动力学理论到马骥的半喂入式收获机原理，中国农民和工程师的插秧机都是原创性创新，外国拿去用于生产，而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批量产品呢?20年前报上公布了科学家的建议：引进、消化、创新的投资比例应达到1比10比100 。我们的创新投资比例是多少?科委抓了星火计划一给乡镇企业贷款项目的批准权，但是为什么没有抓自主创新的大事?抓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责任在什么部门?……所以，现在网上

舆论对改革具体政策的批评，应当冷静地对待、分析、研究，以热情

欢迎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至于以“颜色革命”或“汉奸”、

“卖国贼”的过分泛政治化的帽子对待改革中的人士，不是科学的态

度。也不利于冷静地、客观地、认真地分析与反思改革进程中的真正

的风险和应采取的对策。需要对28年来的改革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冷静的反思，才有利于在继续改革进程中克服风险，踏踏实实前进。

    至于对党的性质的争论，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不必要的、可能

会引起混乱的。从极右方面提出党是不是“合法组织”，从极左方面

提出“是不是修正主义的党”都是不合时宜的，在不合时宜的地点、

不合时宜的时间提出了不合时宜的争论题目。可以在党的领导下、保

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对改革进行深刻的反思，认真的讨论。主管部门

可以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保持民主、宽容、自由的气氛，因为胡

锦涛、温家宝最近都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现代化。给学者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民主，领导者从中择善而从，有利于加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减压阀冒出点热气可以减压，可以防止高压

锅爆炸，这里重要的只有一条：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七、缩小收入差距，制约两极分化，

是当前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我尊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2005年对我讲：“‘打着红旗反红旗’，不如俄国‘打着白旗反红旗’。公开承认是资本主义，就按资本主义的章程办法实行私有化。”西德对东德企业私有化，搞资本主义，是支付巨额成本补贴的。一个工厂可以只要一个马克卖给私人。但是新的私营企业主必须按照原来西德法律承担原来的所有债权债务，并对全体职工按西德的标准支付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下岗的要给予失业补贴、重新再培训再就业要承担培训费。“俄

罗斯的国营企业私有化，也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哪些企业私有化要经过哪一级政府，哪些企业不许私有化，也有明确规定。现在就

害怕以社会主义改革的名义进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没有章法、规定、

具体办法，各级领导发个红头文件就可以了，  国有财产以改革名义变成为少数权贵私人资本，还不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打着红旗反红旗，  比打着白旗反红旗还厉害，还危险。”

    既然如此危险，现在又不可能退到人民公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共

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革中又承认自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总之，按邓小平讲的，中国

还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到了2050年，中国达到了基本实现现代化、

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是真的搞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2049年前，中国不是真正的搞社会主义。那么，就老老实实承认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免得左派挑剔、揭露真相：说的是社会主义，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

但是经济上是橙色。是私有化，具有资本主义实质的特色。名不符贵。

言行不一，还不如认认真真地学习经济发达国家防止收入差距扩大、

制约两极分化的有效措施。如国外的某些具体做法：

    1、美国公务员没有普遍使用中国式的公务车。多用私人车或乘公共交通车、打的。中国如做到此项，每年可以省三千亿元公务车费，

用以扶贫支农多好。

    2、有的国家和地区按级发给公务员一定的交际费，按工作需要由自己支配，不像中国大吃大喝全报销。这样，中国每年又可省下三千亿元公费吃喝钱，用来扶贫支农多好。

    3、新加坡党的干部由党费开支，部长不是公务员，内阁改组部长下台后仍做党的干部，由党费收入支付工资，并非终身享受部级待遇。但部长以下为公务员，不随内阁变换而变换。

    4、美国购房和租房者约各占一半。波士顿规定每个小区内必须建有廉价的出租房和老年公寓(房价为本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有位退休教授到美国，只有每年子女给的1000美元赡养费，则每年只交333美元房租)。利用公家土地、旧房建住宅，要留20％给政府，廉价出租。这样，保证了低收入者的安居问题。

    5、澳大利亚人到公立医院看病，只要交一澳元的挂号费。看病、

检查、吃药、住院都报销。

6、美国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课本费等，还有免费校车接送儿童，中午还给贫困家庭子弟免费午餐。真正的是国家尽义务，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

7、公共交通是政府补贴支持的，70岁老人坐公共汽车、地铁半价，照顾了弱势群体

    8、对农业科技等公益性事业，政府支持。美国农村的农技推广员是农业部的公务员，不要求自负盈亏，不向农民索取技术服务费用，

而不像中国许多公用事业也是什么改革都市场化。

    9、博物馆每周都有一天免费开放，适应了低收入人群与学生的需要。华盛顿最大的科技、艺术等博物馆，星期日全都免费开放。

    10、私立大学收费很高，但抽肥补瘦，规定要录取20％学生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由私立大学发给较高的奖(助)学金，使贵族学校

不为贵族子弟垄断。

    11、向最低收入者发放食品券，有粮食、肉、奶等，保证穷人温

饱，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很少有老人乞丐。而年轻的失业者要

钱的倒常见，往往是对职业挑三拣四。

    12、东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管理贞是公务员，他们说：“收人民

的税，要为人民做事，批发市场本身不能再赚钱。”而农产品的交易

活动是市场经济行为。

    13、当然，问题是：钱从何而来?收税和捐赠。高额累进所得税、

遗产税，可以由政府合法的收富人的税“劫”富济贫。富人将收入的

一部分捐赠给社会或基金会，可以退税，降低了高额累进税的等级，

少交税，个人实际收入反而多，形成互利双赢的结局。

    14、少搞形式主义的形象工程。雅典的奥运会欠债，要20年才还得清，希腊农民认为，  奥运会拉大了雅典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差距。实际上，只有洛杉矶奥运会利用原来的体育场和宾馆勤俭办事赚了钱，其它奥运会商人赚了，主办国都赔钱了。捞了个名声，扩大了开放度。外国学者还认为，促进了政治民主，促进希特勒德国、苏联在奥运会十年后都改变了专制制度，也是一种促进“颜色变革”的办法。

    15、注意补贴农业、农民。20世纪80年代。德国农民收入每年一万马克。  欧盟及联邦德国政府各补贴一万马克，使总收入三万马克，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农业部长说是为了社会稳定。美国布什政府决定十年内为美国农民补贴上千亿美元。

    有些海外学者认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缩小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措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化”。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演变，反向的“橙色革命”。

    总之，对“颜色革命”是“橙色”还是“红色”的讨论，对改革

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对改革的得失利弊特别是对具体政策的

研究分析都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也是有益于决策者思考的。最后

目标还是希望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受了

百年苦难的中国人民能够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建设繁荣富强、民主

自由、社会和谐的新中国。在千年难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克服一切

艰难困苦，让思想冲破牢笼。让人民掌握真理和自己的命运，使历史

悠久的中华民族再现辉煌，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对“姓社姓资”的理论问题，  国外学者同样关注。现对几个重要论点和问题介绍如后，供研究、分析和批判参考。

八、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是非常丰富和多样的。

政治形式没有阶级性，可以通用

    有的学者认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即政权采取的政策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即政权采取的政策有利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没有阶级性。可以通用。

    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有一种认识误区，把实质和形式混为一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治形式，就是“独裁”、“一党制”、“个人崇拜”或者就是“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一元化领导”，或者就是“党的国家、党的军队、党的文化、党的思想”、“舆论一律”。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治形式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多党制”、“三权鼎立”、“军队国家化”，特别是“言论出版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形式。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在第二章中第三节增加了重要的

一段话：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复杂，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19]

    可见按列宁的思想，专政的本质与形式是不同的。一个阶级专政

的本质是为了巩固、保护、加强本阶级的利益，一切极其复杂和非常

丰富的国家政治形式都是服务于本阶级的利益这个本质。无产阶级专

政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政权采取的国家形式和各种政策都有利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政权采取的国家形式和各种政策有利于资产阶级。各种形式都服从、服务于本质，本质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多种形式。相同的形式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本质。例如。选举的政治形式既可以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美国和中国都可以签署联合国的人权公约，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都同样地列入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的相同字样的条款。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一样，没有阶级性，“市场”、“计划”等经济形式，不必戴上姓社还是姓资的标签。同样的，对“民主”、“自由”、“选举”、“结社自由”等政治形式和政治术语，同样也不应更不必分成哪些姓社，哪些姓资。可以通用共享。为任何政治制度和阶级专政服务，我们也不必叶公好龙，对自己没信心。

    反之，自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误以为所有的政策都是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都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农民。实际上许多具体政策并非如此，如80年代国家供应泰国正大公司生产饲料的原料玉米价为平价，而供应农民协会

希望牌饲料公司的玉米价为议价，高于外商。外资企业的税率低于国

营企业的税率：私营企业列入“公司加农户”名单就可得到国家的一

系列的优惠政策，  而农民的合作社性质的协会就得不到平等的优惠待遇，起点就不平等。而这些具体经济政策正好反映出究竟是不是反映出和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忽视了对哪个阶级有利这个本质，只抽象地、形式主义地反对“三权鼎立”、“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等政治形式，忽视了实际生活中有的经济政策有利于出现“两极分化”，有利于资产阶级。包括国外资本家的结果。

因此，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仍然需要讨论，要分析各种政策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左派或右派，都一致承认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生活的实践所证实。不必回避这个现实，而是以正确政策对待，及时、适当地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防止两极分化过度，诱发出现社会动荡的潜在危机和现实危机。但是，对一些可以通用、共享的政治形式，包括直接选举、差额选举、三权或五权分立等等。不必视之如鬼神，敬而远之。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都可以差额选举，并没有出现党内分裂和混乱。中国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走得更快一点，步子迈得更大一点，主要是胆子要更大一点，对自己的信心更强一点。

有位哲学家说得好：“马克思主义不是法律，法律要人服从。马

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宗教让人膜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需要人

去研究和发展。”

九、列宁以“革命阶段论”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列宁主张“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要独自革命下去、混淆不同阶段、不断地革下去的“不断革命论”。在列宁的“两个策略”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严格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而提倡“不断革命”的恰好是原苏联、俄罗斯和中国的托洛茨基和中国的托派。历史令人惊奇地开了一个大玩笑：在1952年12月21日斯大林生日那天，  中国的托派分子全部被捕，关在中国监狱里。1979年郑超麟等才有公民权，托派至今未平反(只在《毛泽东文集》的注释中悄悄地改变了对托洛茨基的定性)。但是，毛泽东却沿用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提法，在1953年认为1949年10月1日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宣传“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

    1905年7月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

指出：

    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来。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份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吗?[20]

    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恰巧由于这个原因，“革

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那些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

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

命的范围。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

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

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顺利进行。[21]

    可见，列宁要求极严格地区分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

为毛泽东提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性质上截然不同的革命。两种革命中只有“个别

 

枝节成份”在历史上互相交错，而不能把性质不同的两种革命过程混

淆在一起，毕其功于一役。

    托洛茨基对于俄国是否跳过资本主义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回答是：“不断革命”。他在1922年写的《1905年》一书中

阐述了他的“不断革命”的论点是：“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

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

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好相反，

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自己统治的初期，

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

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

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还会同那些协助它取得政

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

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

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22]

    列宁批评李可夫说：“李可夫同志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

间没有过渡时期。这是不对的。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23]

    而托洛茨基主张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掌权的无产阶级，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遭到列宁的反驳。但是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废止了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托洛茨基的“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中国，毛泽东在1953年以前，确实按照列宁的革命阶段论和中国共产党七大批准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坚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坚持革命阶段论。但是1953年以后毛泽东发动了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执行了托洛茨基的“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不断革命论”，也像托洛茨基预计的那样，同“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终于使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了，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了，土地改革后农民耕地私人所有制也消灭了，农民在人民公社大跃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了几千万人。社会主义革命的痛苦实验教育了人民和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回到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国家资本主义，回到了“革命阶段论”，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告别了。因此，邓小平主张“不争论” 。实际上20世纪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争论，到21世纪仍然一直悄悄地或者公开地在中国延续着，直到今天。只能说。  这是悲剧，  而不是闹剧。也许中国的理论家需要重新高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回答姓社还是姓资的无休止的争论。

十、一个国家能不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

    国外学者也关注在“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中。不能回避的一个

重要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是：马恩列斯曾经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

极有说服力的论述，说明社会主义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胜利，一个国

家不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解体的严峻国际环境

中，  中国还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建成社会主义?

    (一)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不等同于经济条件。

列宁在191 8年5月5日的〈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指出：

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全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分成两半的两个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蛋壳申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具体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

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俄国所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

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

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基础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

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

没有任何中间级。[24]

    很明显地，列宁是将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区别开

来的。德国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而不具备政治条件，即使德国共产党1918年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最终仍然失败。俄国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条件，发动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但是不具备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最终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建成。中国批修正主义时认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海外有的学者认为苏联是特权阶级统治的斯大林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多种原因而退回到传统的资本主义。

    (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在一切文明

国家里同时发生，而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第19个问题“这种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时。答道：

不能!单是人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人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土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

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它的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25]

    共产国际和苏联、中国、古巴等国的共产党都坚信社会主义不能

单独在一个国家建成，因此都曾经大力输出革命，希望扩大社会主义

阵营，期望发动世界革命，企图使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发生革命，都变

成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不成热。

并没有出现世界革命。因为，一切社会形态，包括资本主义在它所容

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三)列宁多次强调，没有世界革命，俄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

没有希望的。

1917年3月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说：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

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大量土地没有

触动的情况下，在有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俄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

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土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一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26]

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七大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说：

    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它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

    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革命。

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成熟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的时候，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才能被战胜，这样说是完全无可争论的。[27]

191 8年3月，列宁在俄共七大说：

    绝对的真理乃是：若无德国革命，我们就要灭亡。也许我们不是灭亡在彼得堡，不是灭亡在莫斯科，而是灭亡在海参崴(海参威)，或在其它更遥远的地方，我们是撤退到那些地方去的。然而无论变化如何，德国革命若不起来，我们总要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

最大的历史问题乃是必须激起世界革命[28]

1918年4月列宁〈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讲话〉：

    我们所以走在前面，……仅仅是因为我们曾是世界上最落后的

国家之一。

我们的落后使我们走在了前面，而如果不能坚持到其它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会灭亡。[29]

1918年7月列宁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

    我们的努力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30]

    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在世界范围内做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

个政府所没有做过的革命工作，但是我们并没有欺骗自己，以为靠

一个国家的力量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必然会

导致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政府发动的战争不可能靠帝国主义政府的

力量来结束。这场战争只有靠全体无产阶级的努力才能结束……

    这个任务造成了特别严重而危急的情况，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

革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开始……[31]

    我们从来不抱幻想，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不管多么英勇，多么有组织有纪律，我们也不认为只靠他们自己就能够推翻国际

帝国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32]

    战争已陷入无法解决的僵局。这种僵局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坚持到世界革命爆发，这方面的保证则是只有工

人群众才能结束的战争[33]

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八大说：

    我们不仅在一个国家内生活，而且是在好多国家构成的一个系统内生活。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归根到底，两方面之中必有一方面消灭了另一方面[34]

1921年7月5日列宁在〈关于俄共策略报告〉中说：

    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申。一方面是殖民地国家。它们还不能帮助我们；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形成了某种均势，很不可靠的均势。但我们还是应当考虑这个事实。我们要生存，就不应当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或者是立刻战胜整个资产阶级，或者是向他们缴纳重赋。[35]

    从1917年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生存了近70年，在历史长周期看，确实是单独一国难以建成社会主义。如列宁所说，“没有世界革命，我们总要灭亡”。也证明没有世界革命，没有充分而必要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在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1924年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说过：“没有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给我们的证明。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单靠一个国家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共同努力。”[36]在1924年秋天，斯大林把上面这段话改写了，把“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改成“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但“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最后胜利”。斯大林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

    历史的事实与痛苦的实践证明，恩格斯、列宁的一国不能单独建

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即使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

建成社会主义，没有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最后胜利，最后亡党

亡国，传统的资本主义复辟，由社会帝国主义的特权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变成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名存贵亡变成实亡名也亡了。

    在中国理论界争论“姓社还是姓资”时，  是否也值得研究这个

“一个国家能否单独建成社会主义和巩固胜利果实”的老问题及苏联

的教训呢?也许会使人们从中获得启示，重新评价新民主主义的重要

意义。  因为它既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的领导权，又正确界定了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十年到上百年，仍然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仍然是新式的三民主义，跳出现在“政治上说的社会主义，经济上干的是资本主义”的尴尬处境。总之使思想打破牢笼，得出符合实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不必让教条束缚活人的思想，何苦削足以适履。老百姓说得好：“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提出这些枯燥的陈旧的理论问题，是因为列宁讲过：“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么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据，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37]

／／、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还不够格”，2049年“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

    (一)要坚持邓小平的理论：“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

    邓小平教导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还不够格”，必须等到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产值“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38]因此，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教导，必须坚持邓小平的理论，当然必须坚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的论点，必须坚持邓小平确定的“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的定量标准：“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坚持的时间表，中国将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将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将会真的搞了社会主义。这样，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强调提高生产力、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重要性的原因。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没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说不是社会主义，是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毛泽东说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当然不能说也不必说2049年前只是“假的搞了社会主义”。

    (二)同20世纪60年代批判定性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比较。

    国外学者回忆，反修斗争时，中国问过：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根据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很强的“九评”等一系列文章的论点与逻辑，可以对事实进行比较和分析，

中国现在是不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在2049年以前是不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人民日报》、《红旗》社论中，引用的批判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论据与事实主要是：

    1953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1961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1963年，“铁托集团”的宪法规定，私人可以创办企业，雇佣劳动力。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家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铁托集团”承认有些私有者雇工，比规定的五人多10～20倍，

甚至达到500～600人。

    1961年贝尔格莱德有的企业主，一年内得到了十万美元的收入。

    南斯拉夫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商业、服务企业，还有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

    中国共产党的评论中指出：“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正是这些事实回答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政治问题。得出了的结论是，南斯拉夫以及苏联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如果坚持当年“九评”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立场，那么，同样的逻辑、事实与结论也应适用于现在的中国。

(三)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分析中国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中国实行的是毛泽东讲

的“八级工资制”，“与旧社会差不多”。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分配

原则更重视中外资本家的“按资分配”、“按股分配”。不是巴黎公

社的部长与工人拿同样工资的原则。对于一亿农民工更没有实行同工

同酬的制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的估计，一个农民工平均年工资收入约为五千元，创造了2．5万元的产值，相当于每个农民工以剩余劳动创造了两万元的剩余价值。一亿农民工平均每年为社会、企业创造了两万亿元剩余价值。这两万亿元剩余价值是支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出口廉价制造业产品的必要条件。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龙永图说过：就是市场经济国家，这样中国才能加入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联盟WTO—世界贸易组织，还决定遵守它制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我们还在努力争取一个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有制是决定社会制度的根本标

志。而现在中国的公有制主要掌握金融、电力、铁路、土地等关系国

家命脉的一些经济部门和资源，实际上私有制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如果不是2004年对国企改革的争论，早卖掉不少大型国营企业了。

    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与标志。中国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取得明显成就的同时。城乡、工农差别扩大了。一位外国驻华大使对记者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从2001年以来，农民平均纯收入只有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近年这个比例一直在降低中。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事实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联合国的材料，1998年收入最高的20％居民掌握的全部居民收入的百分比，中国为42．6％，超过美国的42．4%。[39]

这与社会主义追求的共同富裕目标相差甚远。

    除了上述最基本的确定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外，还有不少判定和区别“姓社还是姓资”的原则，如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中国的现实社会经济状况，人们一定会完全赞同邓小平的估计，中国的社会主义确确实实是“事实上还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够格，就是不及格，等于“不是”。人们也一定会同意邓小平的预言：“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即在2050年以后，中国“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2049年以前，中国的学者不要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因为实际上搞的并不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列宁讲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且。不应忘记列宁在一百年前的深刻预言：“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40]

(四)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也

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保证。

    对“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有时也惹来是非。无限上纲。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现实情况下，邓小平说过“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41]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与灵魂。坚持社会主义，在现实中，还表现为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公正、公平、平均、小康、大同等美好的人类理想。现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大局，也是坚持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保证。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支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提出各种改革方案，允许争论，不必泛意识形态化急急忙忙地贴上各种政治标签或者吓死人的政治罪名。思想家出思想，不必承担责任：政治家从中选择、判断，作出决策，决策者负决策的责任。这样，决策才能民主化科学化。才有利于社会民主化，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  同时也提高了党的领导能力和威信。

／2、江泽民说：“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

    不少学者认为对待“姓社还是姓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首要的是摆脱“惟上”、“惟书”的思想束缚和思想压力，不能“向着实事求是来，背着实事求是学，绕着实事求是走，对着实事求是干”。对于欧洲，特别是北欧社会党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要轻易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异端邪说，“要尊重各国社会党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42]，邓小平指出：“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我们历来认为，凡是新事物都要通过今后的实践去检验。”“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欧洲共产主义究竟怎样，将来实际结果会怎样，要通过他们自己实践经验得出结论。”[43]江泽民近年多次引用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观点：“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没有了无计划性。”江泽民指出：“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中是会出现变化的，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并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做了不少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闭目塞听，坐井观天，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会落伍。”[44]

    一切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的野蛮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金融资

本的现代资本主义，从各种类型极权制度下的法西斯资本主义到斯大

林时代与后斯大林权贵资本主义，最严重的社会矛盾是两极分化，即

马克思指出的“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

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5]造成“两极分化”

的雇佣奴隶制，是使劳动者受折磨、痛苦、摧残的灾难。解放了被严

重束缚的生产力，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弱势群体的对抗、阶层和阶级

的冲突及社会动荡。拉丁美洲、亚洲的一些国家，资本主义较发达的

国家的历史教训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被迫采

取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加强社会福利、发展中产阶级等措施，以缓解

两极分化的矛盾。这些措施实际上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提出的远景计划中的原则，如累进

所得税、遗产税、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医疗、退休金制度等。由于加

入WTO发生的农民损失，美国有给予农民补贴的政策。在这些方面，

不要全盘否定，因为这些措施对本国的无产阶级有利。社会主义比资

本主义优越，就应当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比资本主义更好更优越的社

会福利保证措施和公平地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税收与支出政策。应当实行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早应免除农民的农业税、烟草税和更多

的隐性负担。对于生产力提高后才能实行的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证明了生产力是决定性的，生产力更高的资本主义比生产力很低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人民更有实惠，“人民公社好”的时代却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中国未来的社会，肯定比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更富裕、更幸福、社会福利水平更高。

    王占阳在《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使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幸福生活。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46]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述有利于普遍幸福的政策措施看，“既然克服旧资本主义的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人民普遍过上比较富裕文明的生活是完全符合普遍幸福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既然实行宏观调控，建立比较文明的经济秩序也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普遍利益和愿望的，既然这种重大变化又主要地是由社会主义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长期奋斗所争取来的，既然是这样，那么这种变化当然就不是或主要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主要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47]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私营企业主阶级和政治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政治势力的强大压力所做出的历史性的让步，只能证明它是新社会主义战胜旧资本主义的伟大胜利。”“‘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不是资本家发善心，而是强大的、理智的社会主义势力有力地、反复地‘修理，‘了资本主义，迫使资本主义势力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忍痛割爱’步步退让，因而也就使得这种社会逐渐地告别了旧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而进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时代。”[48]资本主义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方向和平演变，

世界上正在静悄悄地却在成功地、顺利地发生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这是一种反向“橙色革命”、“粉红色革命”。

    王占阳认为：“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社会内部社会主义性质方面

的客观存在，也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客观

需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西方19世纪资

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当成了千古不变的教条，无视或不愿正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主义事业长足发展的客观事实，不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承认西方生活的两重性。”“这种重大战略失误的极其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把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公民的普遍富裕、广泛的政治参与、良好的精神文明状态等等一系列本来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美好事物，统统挂在了资本主义的名下，就是给资本主义贴了金，给社会主义抹了黑(社会主义事实上被置于这些美好事物的对立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糟：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资本主义正在蒸蒸日上，社会主义则已气息奄奄，仅剩下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只有走有本国特色的旧资本主义道路才有出路，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的立国之本。”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勇于和善于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社会内部的这些美好事物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是美好的、可爱的，我们应该坚持和发展新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从中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的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式社会主义的道路。”[49]坚持“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论’”，“走新民主主义一新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50]，走毛泽东说的“新资本主义”的路，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道路。

／3、毛泽东说：“惟一的只能是第三种形式，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毛泽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回答了建国以后争论至今，还可能争论下去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他的结论是新民主主义，“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和“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出路：“在中国建立的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却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51]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而“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原则上不同的。”毛泽东强调这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52]“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后，既不应当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应当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应当建立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转瞬即逝的过渡时期或过渡性社会，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独立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存在时间，预计可达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所谓新民主主义，顾名思义，就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亦可称为新资本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53]

    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54]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经济上非社非

资的第三条道路：新民主主义经济，这是一种“新式资本主义的经

济。”“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也区别于社会

主义经济。”毛泽东还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各种成份中，“国

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目前这样的不是国营而是民营，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国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毛泽东还着重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营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新民主主义国家，就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营经济，也就只能是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即新民主主义或三民主义性质的经济，而决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55]

    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他明确指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是没落的，农业国家的不操纵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则仍然是进步性质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56]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封建经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不承认这个基本原理的俄国民粹派最终变成了“反革命”。[57]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广大发展“有益于国家和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58]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  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因为，如果“没

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50年代要求大跃进，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奢谈”的理论和狂热的革命性群众运动的实践，确实“总会自招失败，破坏了生产力。因为它不现实，脱离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实际条件与现实可能性，违背了客观规律。”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没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反而破坏了生产力，当然就是“反革命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指导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实行鼓励，扶助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政策，是中国“最革命的政策”。[59]因为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就是革命的政策：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最革命的政策”。

当然，  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警惕、防止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特别是两极分化，要使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劳资两利。

从上所述可见，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是非资非社的第三种形式，与社会主义不同，和资本主义也有所不同，它是毛泽东指出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毛泽东早已回答了21世纪中国网上讨论、学者争论、政治家在思考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难题。

    毛泽东在61年前的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至今仍有重大意义的讲话，强调“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毛泽东说：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反映大地主人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广大发展的顺利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与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60]

    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

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

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61]

    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62]

    虽然，中年毛泽东就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个主旋律。但是，具有清醒头脑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其它中央领导人。没有受任何的空谈与欺骗的迷惑，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继续高奏这个正确的、美好动听又带给人民实惠的主旋律。

／4、列宁关于重新建立资本主义、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一)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通过建立资本主义过渡的论述，可能对中国的现实有所启示。

    列宁说：“掌握政权，就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如：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说：“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63]

    列宁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立的，然而从两种对立的观点来看，(卢布稳定，农民生产和轻工业生产活跃，国家银行开始获利)这些情况都是好现象，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只要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正是我们现在的情况。”[64]

    (二)列宁说：“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就好了。不退却，就有灭亡的危险。”

    列宁认为，俄国1918年经济制度中有以下几种成份：“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  “那时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要说明这些成份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非社会主义成份之一即国家资本主义看得高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一种非社会主义成份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  “如果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好了。”[65]1921年我们“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一我认为是最大的一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这种特殊的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这次退却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拯救了我们，或者结果还不清楚呢?这个主要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意义。因为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我们就注定要灭亡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就是说过去的一年半，  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66]

    (三)列宁反思失误：“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没促成生产力的提高。”

    列宁在〈战略退却〉中说新经济政策“在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

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

    列宁承认在1918年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

和分配。

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每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既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

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一点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开始做战略退却……[67]

    在经济战线土，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68]

    (四)列宁说在无产阶级国家里，  “国家资本主义有利于工人阶级。”

    列宁在〈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里说：“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实物税意味着贸易自由。农民在交完税之后，有权拿自己的余粮去自由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我们完全是公开这样做的，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政权属于资产阶级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的抗衡和斗争。不言而喻，我们必须让外国资产阶级、外国资本获得承租权。我们在丝毫不取消国有化的条件下把矿山、森林、石油资源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工业品、机器等来恢复我们的国家。”[69]

    (五)列宁说：“每次革命都会给革命阶级带来巨大的牺牲。”

    自然，每次革命都会给进行革命的阶级带来巨大牺牲。革命不同于普通斗争的地方就在于投入运动的人要多出十倍百倍，就这一点讲，一次革命不仅仅对某些个人，而且对整个阶级都意味着牺牲。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给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带来的牺牲和困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很有可能其它任何国家的革命将来也会是这样。

    我们怎样来分配这些生活困苦的负担呢?我们代表着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土我们能够分配这些负担，即把负担分摊在几个阶级身上，从而相对地改善居民申个别阶层的处境。但是我们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行事呢?根据公平的原则还是根据多数的原则呢?不，我们应当讲求实际。我们应当以保住无产阶级政权为前提来进行分配。这就是我们惟一的原则……[70]

    上述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  可能适用于现在的中国，

也有助于深化“姓社姓资”的改革方向的讨论。

／5、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

我们党犯了哪些极严重的错误?”

    当前确实应当回顾、反思1949年以来中国的历程。中国从哪里

来?现在何地?走向何方?回顾成就也要反思教训。判断是非、好坏的标准是毛泽东提出的生产力标准。

    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71]按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标准，  回顾建国以来的历程：

    两者必居其一：1953年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重新产生资产阶级有利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两者也必居其一：1953年后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消灭个体小农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还是1978年以后撤销人民公社、重新发展个体农户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

    两者必居其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一天也不要”，“三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结论正确?还是“新民主主义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判断正确?

    实践证明，同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脱离

实际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实践证明农业包产到户，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在1978年以来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历史性的真正跃进。对“姓社姓资”的争论，  以束缚还是解放生产力为标准的实践已经作了回答。

    邓小平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他又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72]也就是批评毛泽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当然也就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样“重大的缺点”，当然违反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最基本原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破坏了生产力的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当然不是符合实际的。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政策、方针的方向是正确的，  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因此，1992年邓小平对香港知名人士的谈话更是正确的：

    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权威、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列主义的理论?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了哪些极严重的错误?[73]

    这段话启示中国人：中国从哪里来?现在位于何地?向何处去?建国以来有哪些错误?改革需要改错，改哪些错?如何走下一步棋?采用何种方法?达到什么目标?一百年、五百年后的中国发展的大战略是什么?……都值得中国探索。

    在对改革争论、探索和艰苦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不要添乱。我们有位主管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的负责人，在论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苏将重新出现时所引用的证据是尼泊尔、菲律宾、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等“左”派(“毛派”)社会主义革命游击队不断取得胜利，威胁了这些国家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统治政权。特别提到美国给了尼泊尔政府几千万美元，结果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即毛派游击队还取得了进展。不知道，这位负责人是否读过这些“毛派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党纲、政纲及支持尼泊尔“斗汲游击队”的“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材料?2003年我曾在哈佛大学旁边的“革命书店”看到过以“美国革命共产党”(不是来我国访问过的“美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这类革命纲领与读物，其中特别重点宣传尼泊尔等国“毛派”游击队武装斗争的思想和成就。这些宣传品以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四人帮”为精神领袖，号召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特别强调毛泽东提出的，“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外国共产党)怎么办”的问题。美国的这些红卫兵式的极左派的回答是：帮助中国革命人民“打倒修正主义政权”、“建立毛派的党”。[74]我们主管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理论权威怎么能赞扬这种理论，认为极左派的理论与实践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复苏与胜利呢?套用极左派的语言，这不是在为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舆论准备吗?宣传这种极左派的理论是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还是破坏社会稳定与和谐?这种文革式宣传的最终结果只能是高高地举起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脚。这位理论家实际上站到了美国极左派的美国革命共产党的立场，赞扬尼泊尔极左派主张武装斗争，反对尼泊尔政府，也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行动，等于宣传、赞扬、同情、支持美国革命共产党要支持在中国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不是有意或无意地“添乱”吗?上面一再打招呼“不要添乱”、“要保持稳定这个大局”，这位负责领导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怎么自己带头添乱?请注意上面的招呼：不要添乱!

／6、毛泽东号召在中国“造成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

建设真正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的光明世界”

    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是“姓社还是姓资”?姓“新”!新民主主义!要为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而斗争。因为，毛泽东60年前就教育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俄国的民粹派要从封建经济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成为反革命。他认为中国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40年前多次引证列宁讲的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他认为中国同旧社会差不多。中国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改革开放后，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存在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存在许多资产所有者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位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论点的老领导说：“看我住的这个大楼，这一套我买下来的私人所有的房子，按我的特殊待遇，包括小汽车、秘书。我就属于中国的特权资产阶级。而我的下岗的孙女要蹬三轮车赚点钱，维持生活。我们家已经两极分化了。”为什么要讳言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的称号不能代替资本主义的实质内容。斯里兰卡国家全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从来没有把斯里兰卡列入社会主义阵营。正视和承认中国现实的两极分化和弱势群体。才能正确地缓解两极分化的矛盾，而不必用“社会主义”的称号掩盖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如果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首先应表现在公正、公平、平等上，表现在社会福利的保证上，表现在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基尼系数上的优越性。实际上优而未越的现实，只说明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党掌握了政权的没有资本家或存在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不如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仍然处在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新民主主义在桥上”，并没有建成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并不是政治思想的倒退，而是承认现实。这样做，完全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承认现实，才可能正确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内部矛盾。

    中国有“颜色革命”的潜在和现实危险。但用不着以私有化、市场化为最终经济目标的“橙色革命”，因为私有化、市场化、向外国资本开放在中国已是现实。值得担心和提防的是“红色革命” 。因为，邓小平教育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两极分化，就不是社会主义。几亿贫困人民。就不能不革命，就有内战的危险。毛泽东在30年前的1976年6月13日接见华国锋等人时，做了遗言式的警告：“台湾问题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75]因此，为了防止血雨腥风的“红色革命”、  “内战”的风险，必须现实地清醒地承认两极分化的事实，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只需要正视、承认它，妥善处理好这个矛盾，而不能只让权贵资产阶级、  买办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预防可能出现尖锐的日益激化的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比起“橙色革命”来，  防止“红色革命”才是当务之急。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涌现过许多具备高度政治智慧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特别是一代又一代勇敢地战胜过各种灾难和危险、顽强地从困境中奋起的中国各族人民。到了21世纪，受尽

列强凌辱的中国，重新屹立在世界前列，中国人民将在千年难遇的历史战略机遇期展翅飞翔。因此。绝不能让几个名词、术语、定义与语录禁锢住聪明、勇敢的中国人民。让思想冲破牢笼，让老百姓自己认识真理，让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让民主、科学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让中国“人的现代化”走在前面，真正实现84年前毛泽东的号召，在中国“造成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真正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的光明世界。”[76]这

样，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在新的世纪创造出无愧于先人、世界和时代的新的辉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