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性、竞争与产权
谢作诗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邮编：110034
（《金隆》2003年第2期）
我们常常以为，在公有产权下就没有竞争，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是缺乏竞争的。其实不然。竞争是与稀缺性相伴而生的，竞争无处不在。只要存在稀缺性，那么在任何一个非鲁宾逊一人的世界里，就总是包含着竞争。
在私有产权下，任何人要得到物品和服务，都得付最高的价钱；任何人只需要付最高的价钱，就可以得到物品和服务。所以，在私有产权下人们为增加利润而竞争，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在私有产权下，只要有足够的利润回报，是不愁有活没人干的；在私有产权下，是不愁没有创新激励的，是不愁人们找不到活干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有了极大的丰富。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这可是与私产的激励大有关系的。
在公有产权下，是没有为利润而竞争的机会的。没有了为利润而竞争的机会，人们就转而为升官而竞争，为更多的休闲而竞争。
要知道，资源名义上可以公有，但受交易费用的局限，不可能由全体所有者共同决定其使用。决定公有资产使用之当事人是可以从中获得控制权收益的。巴泽尔讲：“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大师之见呀。
决定公有资产使用的是些什么人呢？不是别人，正是官员。所以，私有产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或者推行公有产权，官本位就泛滥开来。
私有产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或者推行公有产权，升官就构成强激励。公有产权下官员数量是很多的。你看，无论单位大小，有老总，有几位副老总，甚至还要有几位老总助理。可不要只看到官员众多的负面影响。在公有产权的局限下，官员众多是有其正面功效的。在公有产权下，没有了利润激励，升官就成了为数不多的可供选择的几种正面激励之一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业务做得突出的个人，我们常常要对其挂个一官半职以示嘉奖。道理即在于此。
注意：我没有说在公有产权下，官员都是以生产力标准被选上去的，我也没有说在公有产权下，多数官员是以生产力标准被选上去的。我只是说，在公有产权下，升官是为数不多的可供选择的几种正面激励之一。
但是，一个社会中，官员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只能是升官无望。在公有产权下，那些以生产力标准被选上去的官员就更是少数了。升官无望的人们，只能转而去竞争休闲，去偷懒。提起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总能想到那出工不出力的场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争着干轻松的、干净的活，而不愿意干重的、累人的、脏的活。可不要以为偷懒就不是竞争，那也是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最大化，也是要消耗体力和心智的。
当年四川农村，春天插秧，队里要抽一个人看水（管理水的意思，就是看水渠是否畅通，有没有漏水的地方），更多的人则要到田里插秧；秋天收割，队里要抽几个人在院场晒谷子，更多的人则要到田里打谷子。谁去看水，谁去插秧，谁去晒谷子，谁去打谷子，这可是竞争的结果。当年四川农村，冬天妇女是要积肥的。积肥的活，劳力上没有太多的局限，但是技术就大有讲究。若以体积记工分，她的草一定割得浅，装得也很松散；若以重量记工分，她的草一定割得深，甚至带了不少泥土。一天下来，一年下来，是有胜负之别的。有的工分高，有的工分低。这胜负之别，也是竞争的结果。
我这一代人，有幸既经历了传统的计划体制，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制度。有了比较，就有了鉴别。很多事情，挥之不去。想当年大学毕业（并不太遥远，1987年是也），托运点东西是何等的费劲，很多的书和用品不得不忍痛割爱丢弃。今天，花个百八十块钱，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搬一次家。近日，朋友送我一袋大米。给的是票，要我自己到粮店去取。我因为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了，又想50斤大米是扛得动的，就径直去了粮店。卖米的小伙子见我是第一次光顾他的粮店，问我家住那里。得知我住在小区，主动要为我送米上门。他是扛着50斤的大米一路小跑到我住的四楼的。他的小跑告诉我，他为我送米的机会成本不小呀。
要是以前，这些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前后差异如此巨大，这是很引人深思的。
我们都承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效率是高上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效率是低下的。无可否认，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效率高上是竞争的结果。但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效率低下可不是因为缺乏竞争的缘故。相反，这也是竞争的结果。
是的，一切都是竞争的结果，只是局限条件不同，竞争的标的物就不一样，效果也就不一样是了。
是的，竞争本身是不需要强调的，是不需要关心的。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以怎样的方式竞争。竞争与竞争不同。竞争并不都是带来效率的。有的竞争是生产性的、价值增值的，有的竞争是非生产性的、价值消散的。
一般说来，私有产权下的利润竞争是生产性的、价值增值的。要增加利润，最可靠的方法是降低成本、开发新产品和发现新市场。我们把这样的竞争叫做价格竞争。因此，价格竞争是生产性的、价值增值的。公有产权下的休闲竞争一定是非生产性的、价值消散的；一般说来，公有产权下的升官竞争也是非生产性的、价值消散的，因为在公有产权下决定升迁的标准实践上很难也很少是生产力标准。
这当然不是说有了私有产权，竞争就一定是价格竞争，就一定是生产性的，导致价值增值的。这也不是说在公有产权下，就没有生产性的，导致价值增值的竞争。事实上，在任何制度下，都会内生出一些安排，来导致价值增值和避免价值消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为获得同样的价值，不同产权制度下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
阿尔钦讲：“产权与竞争是同一回事。”这话深刻，但不易理解。竞争是与稀缺性相伴而生的，竞争是与生俱来的，竞争又是需要进行筛选限制的。产权的作用主要在于对竞争方式进行筛选。产权既为竞争提供激励，又对竞争进行限制：激励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竞争，限制人们用那样的方式竞争。
在国企改革的问题上，产权更重要还是竞争更重要，这是由来已久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产权最重要。没有所有权约束，就不可能有有效的公司治理，国企改革第一重要的是解决产权问题。另一种观点又认为：竞争最重要。相比较而言，我取第一种观点。这是因为：竞争无处不在，竞争是不需要强调的；重要的不是竞争本身，而是什么样的竞争——是价值消散的竞争呢？还是价值增值的竞争？这样看问题，产权就变得第一重要了！